资产阶级的本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绝对对立的。真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需要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坚决而彻底的斗争，而且一定要战而胜之，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站在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立场，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实用主义地操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那就会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真理标准思想变成一个荒谬的观点。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治国理政的鲜明特征。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引入了许多源自西方的语汇、概念和命题。这无疑使历史观念的表达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局面，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活跃学术气氛的积极意义。

城乡两栖的内涵转变对市民化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户籍制度改革对市民化的推动作用已经受到了其他领域改革的制约，需要明确新时期市民化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理论的科学内涵和时代意义，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只有“肝”疏了、体内之“毒”解了自然通畅了。中国经济社会之“肝”呢？除了强力反腐外，强调公有制为主、非公有制为辅的经济体制和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经济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认真阅读《资本论》就不难发现，马克思的价值范畴是有客观依据的；马克思的“对象性”就是在强调价值是真实的客观存在，而不是斯密和李嘉图主观想象出来一个东西。

美国总统不愿意结束这场冲突，欧洲联盟决心继续支持乌克兰。俄罗斯要想结束冲突，一方面要看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另一方面要看俄罗斯是否能增强凝聚力，团结一致，共赴时艰。

先立后破、团结教育、稳中求进，把基层创新作为民族复兴的智慧源泉；追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历史来源，丰富调查研究方法，习近平忠实继承和丰富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

《资本论》的力量不在于领导信不信马克思，而是在于它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直至灭亡的客观必然性。所以换位思考，对于《资本论》，我就是要继续说下去。

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不仅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成败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民主专政能不能得到巩固的关键。

中国工人阶级一定会为做大、做强和做优中国国有企业和振兴国有经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历史性贡献。

需要真正地向李大钊同志学习，在不利的条件下，敢于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非龟缩的马克思主义者、投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李大钊同志“铁肩担道义”之“铁肩”所在。

决不能像持“王文”观点的学者那样，片面理解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精神，甚至无视“第一个毫不动摇”，只强调“第二个毫不动摇”，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入“全盘私有化”的泥淖。

为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一些学者主张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等基本理论，甚至主张不再使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表述，以便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对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进。

落后农业国实现现代化，要过两个坎：一个是原始资本积累的坎，一个是创新的坎。原始积累是打基础，创新是上水平;一个讲历史，一个说现实。

马克思论证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必须是奠定在继承资本主义的时代成就基础上的。

我们党和广大劳动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绝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措施和方法的矛盾，绝不是思想认识范围内不同学术意见的矛盾，而是在根本指导思想上。

“消灭私有制”非常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彻底的革命精神。马克思所使用的德语“消灭”一词即使在德文中有多种语义，在那个地方也只能取“消灭”之意，而不能取“扬弃”之意。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跪美、降美是没有出路的，甚至是死路一条。哪怕你改变了三观，同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完全趋同，也改变不了美霸打压中国的局面。

1981年底，笔者转业到河北省出版局政论编辑室，负责编辑哲学方面的书稿，发现一些来稿中，对“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最高问题”及其两方面的相互关系的表述多种多样，五花八门。

在他们选择题目的时候，既有可能选择一些专门性的理论方面的课题，当然也有可能选择实践性较强的课题。对于这些学生来说，选择理论性课题，看起来似乎不算太困难。

有鉴于此，我们应在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性内涵要旨的前提下，为改革发展定向，从而更好释放出蕴藏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