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主权的对外贸易只能是依附主义，没有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一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可能真正完成。

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需要一个“阿基米德支点”——工业化发展的原始积累，这不可能从传统农业社会中“自然”生长出来。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协调与平衡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需要改变新老殖民主义遗留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不公平世界经济秩序下的债务陷阱，需要国家能够主导本国的发展道路，并在世界贸易和货币决策中拥有发言权。这些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依然是，且更严峻地成为21世纪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诉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债务危机为绞索，逼迫发展中国家采取国内紧缩政策，进行“结构调整”，强制其推动从进口替代到初级原材料出口转型，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状况。同时，欧美主导的世界粮食生产供应链垄断加剧，发展中国家粮食主权普遍失落，四大粮食巨头迅速控制全球80%的粮食贸易，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粮食进口市场。外汇欠缺和小农破产导致自身粮食生产能力逐步被剥夺，第三世界的饥荒和人道主义灾难层出不穷。“全球南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全球北方”的对应物被重新塑造出来，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

当制裁和欺凌依然是帝国霸权的武器，也是所谓“新冷战”的旧逻辑，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全球化”。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中国历史研究院”，刊于《历史评论》2024年第3期，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原文标题《乡村、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以全球南方为视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