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兆梓：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两条路径和两种后果

点击：  作者：荣兆梓    来源：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青年智库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4-08-12 13:03:16

 

 

尊敬的李永智院长，尊敬的教科院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报告原定的题目是：“谁是主流：西方经济学还是政治经济学——高校经济学教学本末倒置现象亟待改变。”这个题目与我们那篇研究报告的题目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今天我想讲的内容应该与研究报告的内容有所区别，报告用很大篇幅讨论了高校经济学的现状。现在想想，高校经济专业的现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可能不需要花太多的篇幅。今天在这里和这么多专家在一起讨论，我觉得就直接把重点放到后面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这个事实。

 

很显然，对于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大家的评价是有分歧的。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领域成为主流，这事好得很；但是也有少数人有另外一个声音，说这事糟透了。我们的观点是：高校讲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高校被边缘化的处境始终没有真正改变，这个本末倒置现象必须尽快改变。

 

下面讨论的重点是怎么评价这一事实，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评价西方经济学，如何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导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及这件事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深远影响。

 

下面分三个部分讨论，第一，从总体上比较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第二，为什么说西方经济学主导弊大于利；第三，关于积极务实地改变现状的一些建议。

 

一、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它对于市场价格现象的大量研究还是有合理成分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指导改革开放实践中，部分借鉴了西方经济学。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条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西方经济学是彻头彻尾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它构建了一个理想化的资本主义模型作为对所有经济问题分析的“参照系”，因此在底层逻辑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相容。这是这一节的基本观点。

 

首先要讨论一下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我们不能从字面上说从西方来的经济学就叫西方经济学。这里讲的西方经济学，按照经济学界的约定俗成，指的就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即所谓新古典经济学。19世纪70年代以后，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面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强大逻辑，急于想要抛弃古典政治经济学，抛弃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在这样的情况下，1871年，英国的杰文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边际效用概念。然后，1874年瓦尔拉斯写了《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这三个人的论著被称作边际革命，即以边际这一个经济学范畴为标志的一场经济学革命。边际革命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逐步形成，到1895年，马歇尔完成《经济学原理》，一般认为到那个时候，新古典的经济学已经成型；经济学终于用均衡价格论“彻底消灭”了劳动价值论。当然，它还没有最终完成，其中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一开始没有得到科学的证明，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阿罗-德布鲁模型才从学理上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更重要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讲均衡，但是它跟现实之间的矛盾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因此就有了凯恩斯革命。1935年凯恩斯《通论》发表，对新古典的均衡模型提出了挑战：你的理论与现实之间脱离太远啊。我们把这叫作凯恩斯革命。但是凯恩斯的理论和新古典理论并不是直接冲突的，因为它们的底层逻辑有一些相同的东西。凯恩斯理论讲三大心理规律，用三大心理规律来解释宏观经济学的有效需求不足，这和新古典理论硬核中的个体主体、心理主义方法论是一致的。所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出现了由汉森和萨缪尔森等人搞的所谓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提出了IS-LM模型，即一个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模型，将凯恩斯理论重新拉回到均衡分析的框架里面。到这个时候，一个包含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形成，一般称作新古典综合经济学。这就是大多数人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以下讨论也以这个概念为限。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什么区别？它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说，这是两种经济学范式，它们的理论硬核截然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可以用4个关键词来概括：个体主义、理性经济人、均衡分析和实证主义。每一个都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是对立的。

 

个体主义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个体行为决定社会制度。那么个体行为是什么决定的？个体行为是由个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心理规律由什么决定？是人性决定的。是人性决定了社会制度的样貌。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历史唯心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它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是对立的。在马克思看来，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存在就是一个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制度，就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决定的社会体系，一个整体的社会制度环境。在这个制度中生活的人因为特定的社会环境而形成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是整体决定个体，这是与个体主义截然相反的理论。

 

第二个关键词是理性经济人。从个体主义出发，认为人的个体行为是一种理性选择行为，每个人都从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出发，通过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选择自己的行为，这种选择就叫理性选择。每一个个体的行为都是理性的，但是各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而且个人的效用函数是相互独立、互不相干的。这其实是精致个人主义的一种理论表述，是一种披着科学外衣的精致的个人主义。

 

然后是均衡分析。把以上两个前提拿过来，通过均衡分析法就可以推导出一个社会制度。两个理性经济人到一起就要交易，大家都想着要通过交易提高自己的效用，这个交换的结果一定是在双方的边际效用等于0的地方达到均衡。边际效用为零，这意味着在这个点上谁的效用都不能再改变了，不能再提高了，那就达到均衡了，实现“帕累托最优”了。这个就是马歇尔所说的局部均衡。而瓦尔拉斯把这样一个局部均衡推广到整个市场环境，因此就导出了一般均衡。这是一种均衡分析的方法，最后达到均衡状态，一种理论的“终极状态”，理论分析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全部理论的基础就是确定这个均衡点，这跟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是直接对立的。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一个社会系统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展开不断推动着社会进步。历史终结状态是不存在的。所以说，这个均衡分析法与矛盾分析法是完全对立的。

 

个体主义、理性经济人，加上均衡分析法三个东西形成一个闭环。塑造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这是表达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硬核的最重要模型，是建立在单一私有制基础上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一个经过“美颜”的理想化的资本主义。到这里，这个理论硬核似乎已经完成，后面怎么还要加上一个实证主义？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对手，要打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光有一个均衡模型还不够，它还要证明这个均衡状态才是理论的终极状态，并证明均衡背后的本质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市场均衡价格背后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是不可能的。

 

为此不得不从哲学中找依据。实证主义或者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否认经验背后的本质，否定抽象方法的必要性，认为规律就是现象间的不变的、重复的、稳定的东西，搜集和梳理现象是理论唯一能做的事情，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不可知的，甚至是不存在的。这个实证主义很厉害，它一下就把透过现象去把握事物本质的任务从科学中清除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再强调的科学抽象法被完全否定。事物的本质是“形而上”，是不可知的。根据这个方法，萨缪尔森后来提出一个著名观点，说劳动价值论这个东西没有用，我用均衡分析已经推导出了均衡价格，要你那个劳动价值论有什么用？那是理论上多余的东西，是可以用“奥卡姆剃刀”剃掉的东西。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就“彻底”清除了劳动价值论。

 

整个所谓新古典经济学，它的硬核就是这4个关键词，这个理论硬核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公理性前提，它不需要证明（而且因为效用概念最终被发现不能自圆其说，这个理论硬核事实上也不可能被证明）。不仅如此，它甚至也被西方社会科学当中的许多学科视为是公理性的存在。比如说西方的法学、管理学，甚至道德哲学。在座的很多专家一定读过罗尔斯的《正义论》，我们看到，《正义论》的论证逻辑也要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个硬核。

 

总之，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硬核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根本对立。国内有一些学者希望融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现代经济学理性选择方法本体”，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然，西方经济学也并非只是一个孤零零的硬核，它还有一个在百余年时间里，经过成千上万的经济学精英反复锻造的一个厚厚的保护层，其中多数是对市场现象的归纳和总结，这些理论并不是一无是处。我们要讲两点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和有效范围可以这么去理解：首先，它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产生的经济理论，它是有实践根据的，是市场现象的经验归纳。其次，其理论硬核中关于个人行为的假设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与市场中多数行为主体的特征是一致的，个人效用函数相互独立也与市场主体“相互间作为外人看待”的事实相符合。它错就错在把这些东西当作是从人性中发展出来的永恒的东西了，它是从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去看这些东西的。但是，这些东西在市场经济中是基本事实，由此导出的“保护带”理论自然会有一些合理的东西。再者，新古典经济学将边际分析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为现代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开辟了道路，形成了用数理方法研究经济学的先占优势。在这一点上，它还是跑在其他经济学流派前面的。总的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在近百年的保护带建设中，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市场现象、市场运动规律的有益成果。

 

我们要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硬核与其保护带区别开来，一方面要承认二者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它们的区别。西方经济学研究市场现象的一部分理论成果，是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吸收、借鉴利用的。但是它的作用有限度，在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上，它的局限性非常明显。比如说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以及它的历史趋势。读《资本论》第一卷我们知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是两极分化，它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它的历史趋势是资本主义必然为新的社会制度所替代。这些是西方经济学得不出来的结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女王对经济学家的质疑便是有力的证据。再比如说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个现象西方经济学就没法解释；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些都是中国经验，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可能靠西方经济学来解释。又比如我们现在讲五大发展理念，讲中国式现代化，讲“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东西能不能用西方经济学去解释？没办法解释。西方经济学在所有这些重大问题上都不可能有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程是由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的。

 

我们队伍当中有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思政教育，没有实用价值；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改革和发展是因为引进了、应用了西方经济学才取得成功的。这些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同志，你们从哪一本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面读到过集体所有制前提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读到过农地三权分置这样的中国特色的东西，又在哪一本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里头见到过价格双轨制下的渐进式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倡导一步跨越深沟的“华盛顿共识”，这种转型理论的终极目标指向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与通过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经验南辕北辙。

 

说国企改革是西方经济学的成功，可是西方经济学的微观理论何曾讨论过市场经济下探索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又何曾讨论过国有控股公司中党的领导与依法治企相结合的治理结构。公有资本是纯粹的政治经济学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多种资本形态并存，也只有在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才能展开讨论。

 

新古典综合的宏观经济学强调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对我们可能有点用处，但诸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的宏观治理体系，这些难道也是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成就？中国式的共同富裕道路，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运用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和公有制经济的物质条件，以及精准扶贫等一系列中国式的减贫手段，这些又怎么能记到西方经济学的功劳簿上呢！

 

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40余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历史地结合到一起，融合为一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是任何一个别的什么经济学的范畴。西方经济学至今仍然对这一具有人类历史意义的伟大创举集体噤声，因为在其理论逻辑的深处，市场化改革的终极目标只能是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用西方经济学教条对照中国经济，总是发现改革偏离了这个终极目标，以为中国经济好景不长，随时有可能崩溃。这就是一部分国外学者一次又一次预言中国经济崩溃，而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理论根源。

 

既然如此，人们凭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实用价值，又何来底气说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应该归功于西方经济学！

 

二、

西方经济学主导弊大于利

 

西方经济学主导高校的经济学教学弊大于利。虽然说西方经济学应该一分为二，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能搞错的。高校经济学科的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政治经济学为主体，本末倒置有极大的危害性。

 

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讲西方经济学有其合理性，不仅可以讲，而且必须讲。我认为主要是两点理由。第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兼收并蓄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人类文明的全部成果形成并且发展自己的理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以供求平衡为起点，直接进入关于商品价值与剩余价值的更加本质的层次。马克思不是不承认供求矛盾，不承认价格波动，而是以此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供求平衡状态下商品价值与价格是一致的，那么，这个时候的价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才是马克思提出问题的起点，所以它并不太注意供求平衡的形成和价格波动的过程。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现象，特别是市场供求与价格波动的研究，比政治经济学更加深入细致。经过近百年的理论建设，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益的成果，是搞市场经济管理所需要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时候应当借鉴的，这是第一个理由。

 

还有一个理由是对外交流的需要。改革开放需要加强对外交流，不管是经济实践部门还是理论界都要对外交流。新古典经济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在全球多数国家占据主流地位，占领高校讲坛，渗透到各国政界以及各种各样的国际机构，几乎成了全世界经济学家的共同语言。中国经济学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要与世界交流，要与各国同行对话，要学习先进国家的经济管理经验，就必须掌握这种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话语。就像我们出国交流需要学英语一样，没有共同语言不好交流。

 

但是在高校经济讲台上大量讲授西方经济学，让它成为主导力量，是有负面作用的。这个负面作用可以从三个层次去讲。

 

第一，从理论层面上讲，因为新古典理论的硬核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对立，所以，我们的青年学生一旦接受了新古典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教条，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就会产生天然的怀疑和拒斥。

 

第二，从现实层次上来看，新古典经济学是理想化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其底层逻辑是证明私有制完全竞争市场的唯一有效性，对于公有制经济的效率，进而对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持根本否定态度。一个信奉新古典经济学的专业人才走到哪里，就会把这个理论底色带到哪里，这背后的风险不能不察。

 

第三，从价值层面讲，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新古典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硬核，是一种打着科学旗号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甚至其拥趸也不否认，“剥离伦理”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缺点。但正是这种不讲道德的经济学，给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穿上了科学的马甲：我只讲科学，无论道德。这对崇尚科学的广大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有很强的渗透力，对“四个自信”具有潜移默化的破坏性。

 

高校经济学教学已经在20余年的时间里，培养了成千上万的西方经济学人才，他们已经源源不断地涌入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我们的同志对这个方面的负面影响的长期积累，不应该掉以轻心。

 

最近看到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吗？”文章没有直接给出结论，但明确指出：“主流经济学作为一种逻辑自洽的科学方法体系，目前还没有任何经济学体系可以取代它。”而中国经济学，应当是“在西方经济学成熟的方法的基础上加入中国的伦理学”。之前我还讲过另一个案例，一位颇有建树的中青年学者在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时说：“现代经济学（即‘西方主流经济学’——引者注）的思维模式和科学方法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经济学家的共同语言和主要研究手段。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完成学术语言的转型，这是全体中国经济学家值得自豪的成就。”

 

这些人把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拱手让给西方经济学，还感到十分自豪。所以我说这是令人担忧的。我们的高等学府年复一年地培养西方经济学人才，他们只会用美国人提供的经济学理论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只能用西方输入的经济学理论芯片去处理中国的数据，把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解为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还美其名曰“与现代经济学接轨”。这哪里还有什么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完成的，不理解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内才有正确的方向，并形成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缺乏这样的信念和抱负，我们用什么来建设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又能用什么来回答“强国建设，教育何为”？

 

结论是，西方经济学在高校经济学科处于主流地位弊大于利。虽然我们不能说现在高校经济学的现状糟透了，但也绝非好得很。颠倒了的主辅关系应当尽快颠倒过来。我们要在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的同时，对其理论硬核的破坏作用有充分认识，对其在中国经济研究中的局限性有足够了解。西方经济学不应成为中国高校经济学专业的主流，更不应当主导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流。西方经济学可以与政治经济学在高校经济学教学中并存，但不应当喧宾夺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不应动摇，被边缘化的局面要尽快改变。

 

有人质疑我们的观点，说：都是研究中国问题，大家是自己人，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高校经济学科的广大教师共同奋斗，在科研与教育一线，用自己的学识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我们当然是自己人。但是，理论方法不同，谁的武器更加精良，还是有区别的。两种经济学在高校教学中要分清主次，因为两者在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上存在重大分歧。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在高校经济学教学当中逐渐成为主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存空间就被压缩了，并且直到今天也未见明显改观。事实表明，在西方经济学主导下两种经济学共同发展的局面是不可能形成的。

 

关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两种经济学理论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实际和中国传统的结合；另一种则认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所以，虽然研究对象是一样的，但是所要构建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却完全不同。最近《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组关于“两个结合”的文章，其中一些文章直接将“两个结合”的主语由马克思主义置换成了西方经济学。这说明两种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有专家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基于中国的问题和实践，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但他所主张的“现代经济学”却是包含“个体主义方法论”“理性选择”“均衡分析”这些核心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有趣的是，这些学者在讲马克思主义原理与现代经济学相融合的时候，闭口不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中所强调的科学的抽象分析法，以及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等核心内容。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只是停留在“物质第一性”这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上。我个人认为这些朋友所主张建立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与强国建设所要求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并不是一回事。

 

以谁为主导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主次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它还是个生死存亡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底层逻辑上不可能容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主导下，高校政治经济学的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我们相信只有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高度契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下，高校经济学科才能真正实现不同理论范式的共存和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繁荣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底色。

 

三、

积极务实改变现状的建议

 

 由于教师队伍的沉淀和教学管理的惯性，要想改变现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严峻的形势又不允许我们急事缓行，所以我们主张采取积极务实的态度去做一些改变。

 

我先讲两点原则性意见。第一个原则，教育与国际接轨应当区分文科理科，实行分类指导，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与国际接轨是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方向肯定是正确的，而且成绩也是显著的。问题是不同的学科在与国际接轨的时候应该分类指导，如果缺少了这种分类指导的自觉性，那就会出问题。自然科学类学科与国际接轨，其成功经验是不是能够全盘照搬到社会科学？我认为不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意识形态分歧和更加明显的国别差异，美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模式不能照搬到中国，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也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与西方全面接轨，包括课程的引进、教材的引进、学术规范的引进，以及人才的引进和使用，都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度。总的原则就是国际接轨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增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主导地位。所谓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底色，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引领，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的性质决定的，是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特殊作用决定的。经济学是如此，其他社会科学也是如此。某种意义上来说，它适用于全部新文科。

 

第二个原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权的同时，我们一定要讲百家争鸣，一定要坚持“双百方针”。马克思主义主导并不是要罢黜百家，独尊一家。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批判地吸收不同理论范式的有益成果，在兼容并蓄中来发展，在对内和对外的两个争鸣中来提高自己。这里所说的对外的争鸣就是与不同的理论范式之间的争鸣，要让人家讲话，要让人家发表文章、出版著作，这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有益的，因为我们只有在争论当中才能提高自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发展得好，还要更多强调对内的争鸣，我们学科内部、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内部，要更多通过讨论争论来弄清问题，来加快我们的发展。

 

我还想简单谈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导的高校经济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你老是讲马克思主义主导，你到底打算构建什么样的经济学课程体系？首先要区分基础课程与应用类课程，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念方法，结合中国实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创新本学科的基础理论，要构建有马克思主义鲜明底色的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此前提下再逐步将这些基本理论渗透到应用经济学课程的方方面面，这后面的任务可能更加艰巨。

 

关于理论经济学（包括本科的经济学专业）课程可以设置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专业基础课，采取“3+2+2”模式，共计25个学分左右。首先要开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原理”（或“《资本论》导读”）、“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要开设这三门主课才能保证学生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学理化知识。然后开设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西方经济学课程，再加上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第二层次是专业必修课程，基础课程都应该是必修课，在此前提下再加5到6门专业必修课，共计18个学分左右，包括中国经济史、统计学、会计学、金融学、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等。第三个层次是专业选修课和其他选修课，共计20个学分左右，包括当代经济学流派、中国经济思想史、欧洲近代经济史、《资本论》选读、调查研究与案例分析方法，以及1—2门学生自选的跨学科课程。

 

这些课程中，一部分是经济学理论课，一部分是经济分析的工具性课程，如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调查研究和案例分析方法。经济史方面的课程也不仅是让学生了解一般史实，而且要结合经济学理论学习历史，让学生了解经济学的历史分析方法。经济学流派和经济思想史课程是经济学理论学习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的学生只有在了解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比较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逐步掌握理论经济学的批判思维和研究方法，而这是其参与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必须具备的能力。学习西方经济学不仅要学新古典经济学，还应当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还有未能进入新古典主体框架的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应当教会我们的学生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去观察和研究问题，去批判地吸收其他流派的经济学成果。我们的学生要有开阔的眼界，有完整的知识体系，这样才能够打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功底，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事业中有所作为。

 

当然，改变现状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在当前阶段的具体建议是：第一，提高经济类本科专业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系统性，使课程调整与教材建设相互促进，加快改革进度。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尽快修改经济学《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规定经济学本科专业基础课至少应包括政治经济学原理、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议将此纳入后续的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门课程，以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系统性。这件事不需要等待新教材的正式出版，可以利用既有教材立即启动，再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不能将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的困难当作拖延改变的借口，而应当通过课程调整来刺激教材建设加快进度和提高质量。

 

第二，以端正理论经济学学科培养方向为突破口，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培养目标，统一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应当在教学质量文件中明确规定，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中所有二级学科（包括西方经济学）要统一开设系统的中、高级政治经济学课程。所有二级学科的硕士研究生要开设中级政治经济学、中级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有理论经济学的博士研究生也都要研修高级政治经济学课程，包括《资本论》研读、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前沿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级教程。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才为目标，开设的课程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体。相应地，理论经济学各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也应当规定政治经济学为必考科目，以保证入学后的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在我们看来，以拔尖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101”计划也应当按此推进。

 

第三，建议理论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人员构成按照需求侧、任务端导向进行调整，确保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的专家在委员会中占多数。目前以高校单方面组织专家委员会的方法有可能强化一些专业“自我复制的人才陷阱”，许多事情依赖目前西方经济学占优势的、结构失衡的专家队伍是很难做成的。

 

第四，正视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师资凋零的现实，采取措施解决政治经济学师资短缺和教学质量粗糙问题。一方面，要抓好教师的学习和培训。一是引导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重读《资本论》，自觉提升业务能力，可以提供相应的线上教学来帮助这部分老师的学习，并定期组织考核；二是提倡开办或由教育部直接组织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培训班或研习班。可仿照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经济学“福特班”，组织一年期的博士集训班。目前各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水平参差不齐，要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各种形式的短训班，以结业证书对教师考核提出要求。另一方面，要在学术评价标准上做文章。对政治经济学教师学术能力的评价标准，也应根据当前实际情况作出调整：一是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期刊的评级；二是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期刊增加政治经济学发稿比重；三是分开计算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引用频次并分别排序等。

以上是今天报告的全部内容。感谢聆听，谢谢！

 

作者简介：荣兆梓，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文章出处：《政治经济学报》第29卷（2024年第1期）文章转载自“CPEER”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