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不会凭空产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找到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斗争重要论述的生成和完善，离不开既有的理论基础、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和现实要求。

（一）理论基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斗争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从哲学层面，也从当时的现实层面对斗争进行了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及其发展过程中，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斗争理论最明确的方向是阶级斗争，强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他们看来，只要存在着代表不同利益和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阶级，“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消灭”。进行阶级斗争的目的在于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十分强调斗争的手段，认为在“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的同时，要与合法斗争即议会斗争结合起来。列宁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斗争理论。他认为，进行阶级斗争是为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强调要根据斗争形势灵活选择斗争策略，正确区分“以退为进”的策略和“退缩不前”的妥协。在革命实践中，列宁特别强调斗争本领，一方面，从理论素养、意志品质、形势判断能力等方面解析斗争本领的内涵；另一方面，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的“训练、培养和教育”指明增强斗争本领的方法。哲学的前提及灵活运用的方法，使习近平总书记形成了对斗争的一般性认识。

（二）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斗争观念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灿若星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斗争思想始终贯穿其中，也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同时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斗争重要论述的源泉。一是古代先贤的辩证观包含着鲜明的斗争思想。老子揭示的对立双方相辅相成的关系，发现的诸如美丑、有无、强弱等的对立范畴，以及“反者道之动”的否定原理皆强调构成矛盾的一方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易传》中“阴疑于阳必战”的观点无疑揭示了阴阳双方是一种对立关系，二者斗争的结果是一方战胜另一方，最终促使矛盾转换。这些朴素的辩证观表征着斗争的基本内核。二是坚韧顽强、自强不息的精神蕴含着鲜明的斗争思想。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神话故事，体现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敢于与自然斗争的坚毅。周文王在拘禁的环境里，把《周易》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孔子在周游六国受到绝粮等困厄时，写下儒家典籍《春秋》；司马迁受到宫刑后，忍辱负重，写下史家绝唱《史记》，体现着人们敢于与困难斗争、乐对挑战的进取精神。三是革故鼎新、改革创新的精神内含着鲜明的斗争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北宋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改革，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都体现着敢于否定、推进创新的斗争意识。可见，中华民族血液里早已蕴藏着斗争基因，这些思想和理念极大地塑造了习近平总书记看待风险、面对困难时的积极态度，极大地拓展了其对伟大斗争内涵的认知。

（三）历史传承：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斗争实践

任何一个体系严密的思想无法仅凭个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进行构建，其背后必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传承。百年党史可以说是一部斗争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核心，以武装斗争为形式，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指出，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描摹了党的革命任务、对象和手段。但幼年时期的党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导致党内发生了严重的右倾和“左”倾错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难的党内路线斗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明确了斗争的对象和策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重心在于建设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适时地将武装斗争转变为物质生产的建设斗争。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完成了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出国作战，这一系列措施极大地保障了“一化三改”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总体上围绕建设现代化国家进行改革斗争，以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方面，引领意识形态斗争，大力廓清思想迷雾，为实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凝聚共识；另一方面，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同时，推进反腐败斗争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夯实了基础，顺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百余年来，党的几代领导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斗争实践中生成的斗争思想，无疑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斗争重要论述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时代境遇：世情、国情、党情改变斗争形势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斗争的重要论述，亦是关注现实和体悟时代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斗争形势尤为紧迫。首先，国际形势异常复杂。西方发达国家因多种现实问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日渐减小。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增长强劲，与传统大国的差距日趋缩小。各国力量的此消彼长，使得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出现新变动。特别是受世纪疫情影响，经济增长乏力、局部冲突不断、全球问题加剧，世界进入变革震荡期。其次，国内存在多方挑战。一是经济社会发展挑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增加，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二是改革步入攻坚期。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好改的、容易改的都已经改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程度之深、改革广度之大前所未有。三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烈。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动以及改革带来的利益格局变动势必反映在人们的思想层面，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加剧。最后，党内存有风险考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取得了许多成就，尤其是在反腐败方面，积极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同时，党内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四风”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还未得到彻底纠治，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仍将长期存在。这种历史大变局，无疑推动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斗争重要论述的生成。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斗争的重要论述是一个内涵丰富、内容严密的理论体系，阐明了斗争的本质、概括了斗争的内容、回答了斗争的目标指向、把握了斗争的特征、论证了斗争的实践路径。

（一）阐明本质：“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

把握斗争的本质，即斗争是什么，这是我们进行伟大斗争的逻辑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将伟大斗争上升到宏观叙事，将其与谋私利的争斗划清界限，并将伟大斗争与伟大事业联系起来。同时，他强调伟大斗争的双重内涵。一方面，伟大斗争是一种“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精神。明知任务艰巨，仍然义无反顾；虽知前路艰辛，仍然一往无前；易见责任重大，仍然毫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同穷凶极恶、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进行了艰苦斗争，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中的困难挑战进行了艰苦斗争，这是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知重负重，是“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是一种“攻坚克难”的进取奋斗精神。另一方面，伟大斗争是一种“苦干实干”的实践。一种伟大精神的背后，必然有一段伟大的实践。我们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境遇下，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取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一系列成果，这“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离不开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脚踩中国大地的“实干苦干”。习近平总书记从精神与实践两个维度展开，抓住了斗争的本质，纠正了人们对斗争的认识误区。

（二）概括内容：“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

斗争必然具有特定的实践内容，否则极易陷入盲动的泥淖。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对伟大斗争的内容进行阐述。在2016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他强调发扬斗争精神和敢于斗争，必须做到“四在”“四不在”，即在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全面从严治党上、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坚定不移敢于动硬碰硬，不在困难面前、挑战面前、任何压力下低头退缩忍让，不拿原则做交易。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中提出“四个伟大”，其中伟大斗争成为推进其他三个“伟大”的途径和抓手。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了“四个伟大”的内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伟大斗争的内容。同时，他要求全党做到“五个更加自觉”和“五个坚决反对”，强调要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制度、损害人民利益和脱离人民群众、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言行作斗争，同社会和自然各领域出现的困难挑战作斗争。2019年9月3日，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习近平从“五个凡是”的角度，指明了共产党人的斗争方向、立场和原则，即“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都将坚决与其开展斗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的斗争话语出现在反腐败、扫黑除恶、军事领域、反分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语境下，在一定程度上具化了斗争的内容。总体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斗争内容的论述，一脉相承但又有所发展，始终强调要与事关根本的问题作斗争，要与事关发展的问题作斗争，要与事关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作斗争，而不是“左”的群众运动式的瞎斗乱斗。一言以蔽之，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伟大斗争，就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这是必须正确把握的。

（三）回答目标指向：“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

目标是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对行为或活动的预期结果的设想。伟大斗争作为一种精神、一种手段、一种行动，是为实现一定目标服务的，根本上是要解决“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一个具有全局眼光的战略家，将斗争的目标紧紧指向我们党的初心使命，多次强调一切斗争“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他认为，在历史维度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之时，成立之初便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奋斗方向。通过斗争，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奴役、被压迫的历史，实现了全面小康。在现实维度，我国正处于新发展阶段，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为迫切，对共同富裕的期盼更加浓烈，阻碍高质量发展和协调发展的顽疾仍然存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啃下“硬骨头”，需要“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在价值层面，他始终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换言之，建立任何一项伟大事业，必须立足于广大人民，伟大斗争如若离开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失掉的将是方向和根基，丧失的将是民心和力量。

（四）把握特征：“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特征是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的性质，表征出一定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就斗争的长期性而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将初心使命牢记于心，外化于行，“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牺牲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党的百年奋斗，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也许并不算长，但放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则彰显出其时间跨度和长期性。另一方面，经过百年努力和跋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这绝不意味着就不用进行伟大斗争，其至少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就伟大斗争的复杂性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这主要是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两个大局”相互交织所带来的。他反复强调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加速演变，一些国家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日益公开和直接；国内面临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和重大矛盾；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弱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也十分复杂。就斗争的艰巨性而言，其主要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任务的现实考量。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不能在过去的成就中寻求慰藉，躺在功劳簿上骄傲自满，必须清醒认识到实现伟大梦想是“光荣而艰巨的事业”。

（五）明确实践路径：“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

谈及斗争必然需要回答“如何进行伟大斗争”的问题，否则斗争便成为流于形式的空谈。要取得伟大斗争的新胜利，必须“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斗争精神即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能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在斗争中“有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斗争本领即科学的预见力、高度的创造力与极强的应变力。他指出，这些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需在实践中生成或获取。一是要突出“思想淬炼”。理论上的坚定是行为上坚定的基础，要切实学懂弄通做实党的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明确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二要加强“政治历练”。党员干部要心怀“国之大者”，要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律约束党员干部，让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把握政治方向，从而在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底线的问题上能够“摆得正”“立得起”“站得稳”“靠得住”。三要聚焦“实践锻炼”。当前一些党员干部思维活跃，但由于缺乏锻炼，本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适应斗争实际，“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见斗争直打摆子”。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将领导干部放在攻坚克难的一线和急难险重问题的前沿，帮助其在斗争实践中“强弱项、补短板，学真本领，练真功夫”，不断提高斗争艺术和运用斗争策略的能力，实现斗争结果的最优化。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从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高度，强调科教兴国战略和做好新时代的人才工作，实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同时，共青团应明确自身特点、积极发挥作用，培养一大批充满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的先锋分子，为斗争取得新胜利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代背景下实践的产物，必然凸显该时代的特定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斗争的重要论述亦是如此。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斗争理论的创新发展，指出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形式，确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原则，增强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底气自信，提出了“合作—斗争—合作”的对外交往方针。

（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斗争理论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斗争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为何要进行斗争”“什么是斗争”和“如何进行斗争”等系列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斗争理论的创新发展。一方面，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斗争理论的时代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想要摆脱资产阶级无休止的奴役和压迫，只有组织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以革命作为手段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斗争还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物质财富极大涌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奋斗的形式出现。历史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每个时代不同的主题使任务有所差异，使斗争的内容也会有所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斗争的重要论述是在国际环境和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深刻变动的背景下提出的，阶级色彩已被淡化，具体指向伟大复兴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与挑战，为此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另一方面，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斗争理论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诞生于革命时代，强调在斗争中要将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结合起来取得革命胜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坚持“三个相统一”，讲求斗争艺术，把握好时、度、效，活用斗争策略；坚持唯物辩证法，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在斗争中求团结、谋合作、取共赢，坚决反对无底线、无原则的退让妥协；坚持从理论深化中、实践锻炼中提高斗争能力和本领，这些都是我们在新时代伟大斗争中继续取得新胜利的重要方法保障。

（二）指出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形式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年风华正茂的密钥所在，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推进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伟业的百年征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守、对初心使命的恪守和对优秀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的继承，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一路走来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经验，是深刻借鉴中外政党兴衰成败经验的结果，是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考察。推进自我革命，即实现自身否定之否定，意味着矛盾双方的斗争，意味着要通过斗争实现自我革命，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斗争的重要论述，在实践层面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方向。一是政治建设。党内存在的政治性问题主要是“七个有之”，一些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在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上有不足，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不彻底，在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上有偏差。作为自我革命的本质要求，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同破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作斗争”。二是作风建设。作风问题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这是一个永恒问题，必须“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自我革命的常规任务为纠正不正之风，坚决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作斗争。三是反腐。腐败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最大的敌人。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巨大的勇气，推进反腐败斗争，清除了一批腐败变质分子，极大地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但腐败现象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还存在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因此，要将其作为自我革命的重点方向，坚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同一切腐败行为作斗争。

（三）确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原则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前历次现代化尝试皆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遂接过历史重担，以崇高的情怀、巨大的牺牲、艰辛的奋斗，迎来了实现现代化最光明的前景。前途光明，但任重而道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需坚持若干重大原则，发扬斗争精神正是其中之一，其要求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应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艰巨挑战，需要具备斗争意识。新一轮科技革命带动新一轮产业变革，极大地重塑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总有人想我们走“老路”“歪路”“邪路”，妄图通过外部施压和内部演化中断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如此种种，为经济持续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可控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要征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要跨越，这对正确认识、判断和评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思想上的清醒，避免麻痹大意，坚持锐意进取的姿态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大目标，需要强化斗争本领。相较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提升至新水平，在国家治理体系、国家安全体系方面实现大幅提升。因而，全党要努力增强斗争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精神动力和现实依靠。

（四）增强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底气与自信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正确的理论给人带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斗争的重要论述根植于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聚焦于时代主题，描摹了解决新征程中所遇困难和挑战的方法，极大地增强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底气与自信。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斗争的重要论述概括了过去的斗争历程和取得的成就。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付出了许多努力、进行了许多斗争、作出了极大牺牲才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这深刻表明，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伟大斗争，同时也以实践说明了坚持伟大斗争完全可以实现伟大梦想。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斗争的重要论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法论。“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世界进入变革震荡期，国际力量此消彼长，出现了一些新形势和新情况；国内发展取得新成就的同时，也面临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进入新常态等新矛盾、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坚持党的领导，深刻铭记人民是我们的力量之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就无疑会凝结和汇聚起亿万人民“筑梦”“追梦”“圆梦”的创造伟力，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局面，助推中国梦的实现。这些方法论能够指导我们将理想蓝图变为现实图景，底气和自信便由此产生。

（五）提出了“合作—斗争—合作”的对外交往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斗争重要论述的提出在国际局势急剧变化、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背景之下，蕴含着国家对外交往中的独特思路，即“合作—斗争—合作”。简言之，以合作为出发点，通过斗争化解矛盾，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合作，这“为党在‘两个大局’下治国理政赢得了新的优势和主动”。一方面，参与国际事务要坚持“合作—斗争—合作”方针，实现国际合作。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必然要以国际事务参与者、国际新秩序建设者的形象出现。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但同时他又强调，合作是求不来、要不来的，须得“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我国应当在坚持原则和根本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基础上争取合作，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做到承担国际责任与实现国家利益的高度统一，以实际行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另一方面，面对某些国家的恶意打压，要坚持“合作—斗争—合作”方针以实现和平共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某些国家在政治领域实行“一言堂”与“和平演变”，在经济领域发起“贸易战”，高呼“脱钩”并加大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封锁，在军事领域进行抵近侦察和武装挑衅，企图以极限施压的方式让我们放弃国家的核心利益，这无疑是赤裸裸的胁迫和霸凌。“一味退让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为屈辱的境况”，只有敢于斗争，敢于硬碰硬，才能使对方形成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客观理性看待别国正常发展壮大的平和心态，才能创造持续发展的和平环境，才能切实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