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桔桔和贾爱春重返山河村，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必须是最广大的村民，振兴乡村的主要抓手必须是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当然也欢迎社会力量参与合作。

每年都发一号文件，连发了十六个，表明三农工作很重要。但是，连发十六个文件解决一个问题都难，这个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了！

习总书记在黑龙江视察的时候说过，“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路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

发展集体经济，向“合”要生产力，向“统”要竞争力，告别了穷穷富富的旧路子，舍弃了松松散散的老路子，坚持抱团发展，致力共同富裕！

我相信这些回乡记录大部分是真实的，并且含有强烈的乡愁以及对农村现状的忧虑，但那就是一个个“故事”，故事具有特殊性，不一定有普遍性。

2015年，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承诺，到2020年，中国七千多万贫困人口要全部脱贫。而在贵州的一个小村庄——塘约村，短短三年间就发生了奇迹。

中国的“三农”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解决？如果愿意从正反两方面吸取经验教训，看来，只有重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之路，才是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底线，动摇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就不是社会主义。要不断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村镇村生态化和农村社会现代化并最终实现农村“四化”。

农民集体成员，实行有偿退出。退出补偿由集体出资补偿。集体无力补偿，可以集体土地在国家土地银行抵押贷款补偿，贷款到期不还，所押土地收归国有土地银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这几个先进典型依然表现出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生命力，进一步证明了在我国现阶段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性。

萨米尔•阿明说：中国朋友们，不要幼稚，你就算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西方也不会放过中国的!只要没有加入到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去，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强烈震荡。

30个试点县的党政负责同志和业务部门负责同志也请来参会，就是希望大家切实承担起试点的主体责任，思想上先入位，了解试点要求，明确工作任务，把试点工作抓实抓好。

袁家村的关键决策都是由党支部提出方案，全体村民共同讨论表决，村集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都在全体村民手中，即使巨大诱惑，袁家村从来没有在所有权和控制权上让步。

贵州大坝村曾和全国其他地区的许多农村一样是一个“空壳村”，却在近五年里探索出了一条生态农业为基础三产融合的集体经济道路，所依靠的正是激活中国自有的历史资源。

仇保兴还在思客《参事讲堂》上提到，浙江省有40%人口居住在农村，其中60%的人是为了养老、旅游、长期定居和从事农家乐而离开城市的，并且，未来会成为一个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不断提升全国各族人民生存和发展的优良环境与共同富裕的水平。

华西村改革四十年演绎共富传奇：一个村，建村57年来共同富裕、长盛不衰，赢得全国乃至全球瞩目；一个村，改革40年来与时俱进、引领潮头，成为中国农村改革标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于如何有效破解“三农”发展中的三个核心难题：一是农业“找出路”，二是农村“要致富”，三是农民“留得住”。农业“找出路”，在于推行新型集体化。

9月21日，首个“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指出：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共产主义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公有制的道路,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它不是空想，它是由人民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推进集体经济，必须维护宪法的尊严、坚持党的领导、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以扶贫为契机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通过承包地“三权分置”引导农民经营权入股村级集体经济。

周家庄乡公社位于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是目前我国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与中国的多数农村不同，周家庄一直坚持了依靠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

农林牧副渔涵盖广义的农业概念，是“大农业”，而种植业相对而言就是“小农业”了。满足特定消费人群的特殊需求，全应该由市场解决，不应该成为政府关注和干涉对象。

陈锡文阐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和必要性，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值得注意的若干制度性问题，这对广东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