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军：中国国有企业的总量、布局与能力
点击： 作者：周建军 来源：转编自“国资研”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5-01-17 10:26:30
【摘要】根据统计年鉴披露的1998-2022年数据，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资本总量、产业布局、价值创造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等进行了详尽盘点，对国有工业企业的占比变化、行业影响、区域布局、利润率和研发强度等进行了多角度的统计分析，详尽地梳理了国有企业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变化和最新情况。研究显示，1998-2022年，中国国有企业的多项财务指标实现了10倍甚至20倍的增长，国有企业增长趋势与中国经济发展大势趋同。同时，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实现了规模的绝对扩张和占比的相对下降，国有经济存在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功能增强的较大空间，尤其在关系国计民生且占比较低的制造业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有关各方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补齐国有企业的能力短板和不足，增强国有经济的核心功能，壮大国家的“耐心资本”，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周建军
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事关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既是热点理论问题也是重要政策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开展国有企业的核算和评价作了部署[1][2]，国有企业的发展现状及自身能力研究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在搜集数据、甄别数据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国有企业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多角度的比较研究，详尽地展示了中国国有企业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和实际情况，以帮助各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国有企业，并为更进一步的研究和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一）世界政治经济正在发生新变化，学术界和国际组织对国有企业的看法更加积极，但仍存在对国有企业的差异化理解。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以私有化、自由化、宏观稳定化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共识”不再是世界的主流政策范式。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近年来在一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回归。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变化，经济学研究整体上呈现出关于国有企业的更加积极的研究结论。一项基于2002-2021年的近550篇国有企业研究论文的文献计量研究显示，在过去20多年里，世界关于国有企业的看法已经改变；相比20多年前一度流行的私有化主张，近年来国有企业（包括混合所有制中的国家所有权）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接受[3]。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发布了对国有企业的新评价和新倡议，强调国有企业的积极作用。
然而，关于国有企业的观点和分歧依然存在并不时成为社会热点，对国有企业有着差异化的认知和解读。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外学者就中国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有企业的未来前景等发表差异化的看法。有些涉及国有企业的资本总量和产业布局，有些涉及国有企业的能力本身。有效回应这些问题，需要深入中国国有企业内部进行实证研究，充分掌握国有企业的真实情况和一手资料，避免盲人摸象，各说各话。
（二）基于各个部委和年鉴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有助于摸清国有企业的真实情况，给中国国有企业准确画像。
这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等单位和个人都试图研究计算中国国有企业的规模或占比[4][5][6]。然而受限于统计资料的分散、时效性以及统计年鉴数据本身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国内外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比较全面、具体和及时的研究还是缺乏的。有的统计年鉴没有全口径的国有企业的数据，有的统计年鉴没能反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最新情况而是沿用注册登记类型来披露不完全的国有企业数据，有的统计年鉴对自身披露的数据涵义没有明确的解释（如是否合并财务报表）。甚至，这些统计数据散落在各个不同的部委和机构以及同一部委的不同司局之间，同一本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和标准也存在差异（有的行业依据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统计，有的行业依据注册登记类型统计）。
基于这样的情况，本文根据多个政府部委或机构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企业研发活动情况统计年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年鉴》以及《中国500强企业发展报告》等披露的1998-2022年度数据尤其是最新数据进行了甄别和分析。研究过程中，本文对一些统计年鉴的统计项目以及有些统计年鉴的不完整的数据进行了排除或审慎处理，以避免对中国国有企业情况的不准确反映。本文中所披露的数据力争涵盖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实际情况，反映国有企业在股权方面的发展变化。根据现有的统计口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能较好地反映企业所有权形式的多元性和国有资本的新变化，简称为国有企业。
过去20多年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变化，既体现在资本总量、利润总额、税收缴纳等方面，也体现在产业布局、技术创新等方面。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变化是观察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
（一）总体来看，国有资本总量在过去20多年增长数十倍，较好地实现了保值增值，存量和流量视角的多项财务指标增长与中国经济发展大势基本趋同。
国内外学术团队围绕中国国家资产负债情况做了不少研究，对中国政府资产（含政府出资的国有资产）有不少估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团队的最新数据，中国政府净资产自2000年以来不断增长，在2019年就已经超过162.8万亿元，占到社会净财富675.5万亿元的24%[7]。皮凯蒂研究团队基于2015年之前的数据计算显示，中国的公有财产占全社会财产的30%左右，中国政府拥有国内股权资产的60%，估算的数值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团队[8]。无论哪种估算都表明，国有企业资产是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的重要内容。
根据国务院2023年向全国人大的最新报告和历年《中国财政年鉴》的合并后数据，2022年，中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39.5万亿元、负债总额218.6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94.7万亿元；中国国有金融资本权益27.6万亿元，金融企业资产总额400.9万亿元、负债总额358.2万亿元[9]。上述两大类经营性国有资产形成的国有资本权益122.3万亿元，去除了负债和其他所有者的权益，是真正属于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也构成了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中国国有资产还包括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其他权益资产等。
从更长的历史区间来看，与20世纪末改革攻坚时的情况相比，今天的国有企业可以说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过去20多年来，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国有资本总量在增长的同时，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纳税等指标也实现了数十倍的增长。从1998年到2022年，中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13.5万亿元增长到339.5万亿元，增长18.7倍；所有者权益从5万亿元增长到120.8万亿元，增长23.2倍；国有资本总量从4.8万亿元增长到94.7万亿元，增长24.1倍；营业总收入从6.5万亿元增长到82.6万亿元，增长11.7倍；利润总额从0.02万亿元增长到4.5万亿元，增长224倍；纳税从0.3万亿元增长到6.3万亿元，增长20倍。同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8.5万亿元增长到120.5万亿元，增长13.2倍。国有企业的增长趋势与中国经济发展大势基本趋同。
国有资本的存量成为国家和人民的重要财富，国有资本的流量也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如图1所示，从1998年到2022年，中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与所有者权益的差值扩大，显示了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上升趋势；所有者权益与国有资本总量（国有资本权益）的差值扩大则显示了国有企业股权的多元化等影响因素。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纳税数额在过去20多年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升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即使营业总收入和利润总额在个别年份下降，纳税数额也是上升的。此外，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是最高的；2022年度，国有企业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是11.9万元[10]。当然，从全国来看，部分国有企业的亏损问题仍旧值得重视，但需要区分不同类型企业的亏损原因（如政策性亏损、经营性亏损等）。
（二）国有企业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多个产业和行业门类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从国民经济布局来看，国有企业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有布局，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举重若轻。2022年，中国国有企业分布在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地质勘查及水利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餐饮业、房地产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福利业、教育文化广播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机关社团及其他等行业门类中，涉及29.1万户国有企业和3475.2万名职工，是国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技术创新、安全支撑的重要力量。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23》，在当下国有企业分布的行业门类中，工业类国有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纳税数额、职工人数都是最大的[11]。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广泛布局，培育了一批有行业影响甚至世界影响的大企业，尽管不少企业的竞争力还有待增强。从技术创新情况来看，国有企业近年来的研发投入不断提高，创新体系持续完善，重要成果不时涌现，正在为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而努力。国有企业的创新成果体现在重大工程建设、重大专项研发、大国重器等多个方面[12]。从企业自身规模来看，根据《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2022年中国大陆（含香港）的上榜企业有136家，其中国有企业86家。而根据《2023中国500强企业发展报告》，在申报的营业收入最大的500家企业中，国有企业达到256家，占500家企业总数的51.2%。
（三）中央企业尤其中央管理企业的多项指标整体优于地方国有企业，地方国有资本呈现向经济大省集中的趋势。
中央企业在国有企业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由国务院国资委等部委或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目前的中央企业，包括中央管理企业和中央部门管理企业两部分。2022年，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国有资本权益分别为109.4万亿元、73.7万亿元和21.8万亿元。中央国有金融资本权益19.1万亿元，中央金融企业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分别为261.6万亿元和234.7万亿元。中央企业的国有资本权益和中央国有金融资本权益合计40.9万亿元，占到全国国有资本权益122.3万亿元的33.4%。
就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比较而言，中央企业（尤其中央管理企业）的整体财务指标高于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2022年，中央企业以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32.2%，占有了中国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的52.7%和利润总额的65.1%。尤其是，中央管理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纳税金额、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等指标，都要高于中国国有企业的相应指标。2022年，在中国国有企业纳税（不含国有一级金融企业）中，中央企业（不含国有一级金融企业）纳税4.0万亿元，占到中国国有企业纳税6.3万亿元的63.5%，占到中国政府税收收入的24%左右。此外，2013年以来，中央企业累计上缴国有资本收益超过1.3万亿元，向全国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资本超过1.2万亿元。
就地方（不含中央企业在当地数据）而言，根据《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2023》的不完全统计，2022年国有资本总量最大的省市包括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四川、上海、安徽、重庆、江西、湖北、北京，这些经济大省或强省占有了地方国有资本的很大比例，国有资本呈现向经济大省集中的趋势。广东、上海、山东、北京、浙江、山西等省市的地方国有企业就业人数都超过了100万人，是各省市中地方国有企业（不含中央企业在当地数据）就业较多的省市[13]。依此计算，上海市是全国各省市中人均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就业比例最高的省市之一。上海市政府发布的《2022年上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也显示，2022年，上海市公有制经济（包含中央企业在当地数据）增加值为20715.29亿元，占到全市增加值的46.4%。
（四）国有企业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积极承担纳税义务，向各级政府缴纳税收的同时上缴国有资本收益。
国有企业的纳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是纳税大户。从税收贡献来看，2022年中国国有企业（不含国有一级金融企业）纳税6.3万亿元，占到2022年中国政府税收收入（16.7万亿元）的37.7%。如果加上国有一级金融企业的纳税（保守估计1万亿元），广义上的中国国有企业对政府税收的贡献至少会超过43.7%[14]。国有一级金融企业的纳税根据中国各类型的金融服务业的纳税情况等估算而来。此外，根据《中国税务年鉴2022》的披露，2021年国家税务总局联系的2000户企业集团（简称“千户集团”）中的国有企业（含金融企业）纳 税就达到5.7万亿元，其他所有制企业合计纳税1.7万亿元[15]。在纳税的同时，国有企业近年来向政府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纳入各级政府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2022年，中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689亿元（其中，中央层面2343亿元，地方层面3346亿元），这意味着相当于2022年中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12.6%已经作为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交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根据国务院的新文件，国有资本收益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应缴利润、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国有股股息红利、国有产权转让收入、企业清算收入等。在向财政上缴资本收益的同时，国有企业通过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等方式支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体现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导向。
工业企业是中国国有企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与生产性服务业等构成了国有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板块。对国有工业企业的总量、结构与布局等角度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变化，充分把握中国国有企业的成就和挑战。
（一）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实现了规模的绝对扩张和占比的相对下降，显示了中国经济的新变化和新的所有制格局。
企业发展体现在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多个方面。从国有工业企业来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基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从1998年到2022年，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简称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从7.5万亿元增长到了60.4万亿元，营业收入从3.4万亿元增长到了37.6万亿元，利润总额从0.05万亿元增长到了2.4万亿元，实现了量的绝对增加。据此计算，从1998年到2022年，中国国有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1998年和2022年分别为6.4万亿元和133.3万亿元）的占比从52.3%降到了28.2%。
需要说明的是，近十几年来，中国国有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总体稳定，基本上都在一定区间内波动。尽管中国国有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近两年呈现出递增趋势，并不是所谓的“国进民退”，因为近年来的总体趋势显示私营工业企业的该项占比更高。从1998年到2022年，私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从0.18万亿元增长到了48.7万亿元，占比从2.9%增长到了36.6%。外资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从1.6万亿元增长到了27.8万亿元，占比从24.3%下降到了20.8%。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已经是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的经济体制；各种所有制企业都是中国经济成长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与中国经济共同发展壮大。
（二）从行业分布来看，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在41个工业大类中仅有十余个工业大类的行业影响力是显著较大的，主要布局在国民经济的上游产业。
以工业企业所在行业的营业收入占比为指标，在分类统计的41个工业大类中，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占比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工业大类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共计13个工业大类。
以国有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规模为指标，在分类统计的41个工业大类中，中国国有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规模超过万亿元或接近万亿元的工业大类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共计11个工业大类。
这样来看，无论是从国有工业企业所在行业的营业收入占比来看，还是从国有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规模来看，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在41个工业大类中仅有十余个工业大类的行业影响力是显著较大的，也是重要的利润来源（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在某些工业大类（如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汽车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中，国有工业企业总体占比低于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但也存在较大的影响力，存在相应的领军企业。在多个工业大类（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中，国有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占比不高，行业影响力相对较小。
以国有企业的制造业营业收入占中国制造业营业收入的比例作为指标，2022年国有企业在中国制造业中的占比是21%[16]。就中国制造业中的大企业数量而言，根据《2023中国500强企业发展报告》，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国有企业只占138家，私营企业则是362家，尽管这可能是不完全的申报和统计。对营业收入超过千亿元的125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一步统计表明，国有企业的数量也不多；其中有56家国有企业和69家私营企业[17]。统计数据还显示，国有企业在高技术产业的营业收入占比也不高[18]。而多个国有企业占比较低的制造业与人们常说的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关联的，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三）从区域分布来看，类似国民经济的区域差距，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在全国布局不均衡，国有工业企业呈现出向经济大省或强省集中的趋势。
以各省市的国有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为指标，广东、山东、江苏、山西、四川、陕西、北京、上海、辽宁、湖北、河北、浙江等省市排在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最高的省市之列，占到了中国国有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60%左右。这些国有工业企业在广东、山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经济大省或强省的重要存在，既显示了国有经济与国民经济的某种正相关性，也显示了国有工业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不均衡分布，与中国国有资本在地方的总体分布情况比较接近。基于高技术产业的统计也表明，近年来，东部、中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占据了全国国有企业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的70%左右。尽管国有经济占比各有高低，这些经济大省或强省培育了多家在充分竞争领域具备自我生存能力、运行良好、参与全球竞争的国有企业。比如，上汽集团、广汽集团、徐工集团、海信集团、浪潮集团等。
以全国各省市国有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占相应省市的工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指标，北京、吉林、黑龙江、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是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占比最高的10个省市。应该看到，除北京外，其余省市几乎都分布在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或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与中国历史上的“156工程”、三线建设等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国有企业在承担国家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也应该看到，即使有些省市的统计结果显示国有经济占比高，但这个数据包括了中央企业在当地的经济活动，本省市所有的国有工业企业未必那么多，相应的国有工业经济占比未必有那么高。总体上，与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东部地区相比，有行业影响力、高价值创造能力的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在东北地区、西部地区都是相对缺乏的。
国有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备受关注。以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和研发强度为观察指标，从时间、行业和区域等角度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考察，并与其他所有制企业进行了比较，显示了更进一步的研究结果。
（一）从利润率比较来看，各类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利润率指标整体差异不大，中国国有企业并没有拖累经济发展；但在不同行业内部，各类所有制工业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差异是存在的。
总体上，1998-2022年的多数年份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各类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利润率指标都处于整体向好的趋势；尽管国有企业亏损问题仍旧存在，但中国国有企业呈现整体性盈利；除少数年份外，各类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收入利润率差异也不是特别大；国有工业企业的整体收入利润率也不低，与多数年份的（全行业）国有企业收入利润率比较接近，国有企业并没有拖累经济发展。但是，在同行业内部，各类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收入利润率差异是存在的，国有工业企业、私营工业企业和外资工业企业在41个工业大类各有短长，也显示了不同行业和市场的差异性。
具体而言，从时间角度来看，1998年前后是国有工业企业收入利润率的历史低点（仅有1.56%）。这段时间的国有企业正处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亏损面超过了60%，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19]。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同期私营工业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收入利润率也是低的。此后，2005—2022年以来有数据披露的18年时间里，仅有201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年度收入利润率低于5%(2015年的收入利润率是4.72%），其他年份都在5%—9%的区间范围，如图2。在有些年份，国有工业企业的收入利润率高于全部工业企业的收入利润率。在国有企业收入利润率低于全部工业企业收入利润率的年份，仅有2016年的国有工业企业收入利润率与全部工业企业收入利润率差值大于1%。
从行业角度来看，就2022年工业企业所分布的41个行业而言，国有企业利润率的差异是存在的；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内部，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各有高低。2022年国有工业企业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的收入利润率超过了10%，甚至有些行业的收入利润率接近40%。国有工业企业在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的收入利润率在8%—9%左右。在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中，国有工业企业的收入利润率低于5%且低于所在行业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影响企业利润率的原因是多元的，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呈现出较强的行业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工业企业在有的行业（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收入利润率较低且营业收入占比较低；国有工业企业即使在某些行业（如医药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的收入利润率较高但全部营业收入占比较低；国有企业在这些行业的影响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且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也需要予以关注。此外，国有工业企业在某些行业（如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收入利润率也是不高的，但这些行业可能与国有企业的功能使命（如提供公共服务）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二）从研发指标来看，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国有工业企业在各个行业和地区的研发情况差异较大，有些研发指标存在相应的提升空间。
2022年，根据国家统计局《企业研发活动情况统计年鉴2023》披露的数据计算[20]，中国国有工业企业中有研发（R&D）活动、研发机构和新产品销售的企业分别为9464家、5648家和6985家，分别占到中国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研发机构和新产品销售的企业数（175619家、124303家和163860家）的5.4%、4.5%和4.3%。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研发人员有1040991人，占到中国工业企业研发人员（5988158人）的17.4%。考虑到研发活动的跨企业、跨行业、跨区域等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对企业的内部研发经费支出和外部研发经费支出进行了加总。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内部和外部合计）4825.7亿元，占到中国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的24.9%。
由此依据研发经费支出（内部和外部合计）和相应的行业营业收入计算，2022年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研发强度为1.28%；这与国家统计局等披露的中国工业企业研发强度接近，但低于有关部委披露的中央工业企业研发强度。国务院国资委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披露，2022年中央工业企业研发强度已经达到3%[21][22]。进一步的计算显示，就中国国有工业企业而言，2022年采矿业国有企业的研发强度为0.99%，制造业国有企业的研发强度为1.7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国有企业的研发强度为0.28%；在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中，国有工业企业的研发强度分别高于国家统计局等披露的中国工业企业的相应研发强度。如上数据显示了国有企业在研发强度方面的总体情况，但应全面和客观地看待研发强度指标[23]。
计算还显示，2022年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占比分别为45.6%、24.6%、23.3%和6.5%，显示了国有工业企业研发活动的不均衡分布。其中，广东、山东、上海、江苏、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安徽、湖南属于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最多的十个省份。在按照工业划分的40个行业大类中，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研发强度较高的行业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较多的行业则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此外，作为研发活动的观察指标，2022年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达到44万件，占到中国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198万件）的22.4%。中国国有工业企业拥有注册商标19万件，占到中国工业企业注册商标数（137万件）的13.9%。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0.85万项，占到中国工业企业国家或行业标准（5.4万项）的15.7%。同时，从新产品开发和销售收入的角度看，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在2022年的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和销售收入达到5238亿元和64130亿元，分别占到中国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25540亿元）和销售收入（327983亿元）的20.5%和19.6%。其中，在新产品销售收入中，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新产品出口收入达到5805亿元，占到中国工业企业新产品出口收入（55860亿元）的10.4%。
综上来看，一方面，多达数百万人的研发队伍、近五千亿元的研发经费支出构成了国有企业在工业研发活动中积极而重要的存在；另一方面，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研发活动呈现明显的行业差异和区域分布不均衡的特征；研发活动呈现向东部地区、中部地区集中的趋势，研发资源分布不均衡。同时，企业研发效率以及产学研更好衔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五、基于实证研究的思考和建议
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国有企业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取得了较大成就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中国国有企业增长趋势与中国经济发展大势基本趋同，国有企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主力军作用，同时国有经济存在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功能增强的较大空间。
（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中国国有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应予肯定。
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一度被某些理论视为效率低下的根源，国有企业也被认为盈利能力不如民营企业。然而，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与二十多年前相比，国有企业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由政府的附属物变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财务指标总体向好；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国有企业也可以有效运营，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效率没有必然联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具体从工业来看，即使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利润率差异也不大，国有企业的利润率在有些年份还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在中国国有企业内部，非金融类的国有企业总体上比金融类国有企业创造了更多的纳税、就业以及国有资本权益。
如果综合考虑国有企业缴纳了更多的税收、支付了更多的劳动者报酬、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等因素，中国国有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应当予以肯定。尤其是，从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角度看，中国国有企业相比其他所有制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降低了整个经济社会运行的成本，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这充分显示，无论与“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私有化模式相比，还是与基于私有企业的监管型国家模式相比，国有企业模式都有其独到之处和自身优势。矢志不渝地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才是中国当下和未来的不二选择[24]。
（二）客观认识国有企业的成就和挑战，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经济的核心功能，补齐国有企业的能力短板。
中国国有企业取得的成就应该予以肯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应该正视和解决。就国有经济布局而言，国有企业仍旧布局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行业和领域，但是国有企业在某些重要的行业和领域是分布不足的，在区域上也分布不均衡，在研发经费支出、新产品开发等方面存在相应的短板，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存在差距。关于国有企业是否有“挤出效应”，要针对具体行业进行具体分析。过去二十多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国有工业企业的整体占比是相对下降的；国有工业企业在基础性行业的高占比，与国家经济安全、宏观经济调控等有很大关系；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行业中，国有工业企业的占比不高，很难有“挤出效应”。
面向未来，一方面，有关各方要引导和要求研发投入不足的企业对标行业一流企业，提高研发强度的同时提高研发活动的效率，加大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共性技术等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鼓励经营有方、行业领先的龙头企业联合本土企业开展技术攻关，更加注重研发活动的“正向设计”导向（超越“逆向攻关”导向），更有效地推动开放式自主创新。另一方面，要辩证看待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存在，高度重视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制造业的国有经济占比过低和规模偏小的问题，以更大力度、因地制宜地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优化空间布局，在规模和能力两个方面下功夫，增强国有经济的核心功能，壮大国家的“耐心资本”，多方合力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三）着眼于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目标尤其是竞争性领域制造业的特征，有关各方要更好地统筹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工作，推动公共治理与公司治理同步。
就运营方式和特点而言，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制造业企业要求与市场经济活动深度融合，与公共服务型企业有着明显的区别。对于行业特征明显的国有企业，要加快推进分类考核、分类核算，为国有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制定适宜的政策、创造有利于创新和干事的氛围，健全更加规范高效的激励机制，加快打造更有活力、更高效率、更有竞争力、长期价值导向的现代新国企。对于国有企业的有效治理，要始终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强化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推动公共治理与公司治理同步；要在加强监督的同时注重提升治理效能、增强企业活力，将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提高作为目标，推动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内部的监督和管理职能实现有机协调，形成可以推广复制的做法经验[25]。
（四）辩证看待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推动构建中国本土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相比世界一流企业，处于追赶阶段的中国本土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存在和面临一些共性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发展不均衡、融资难融资贵（经营成本高）、盈利难（利润率低）、竞争加剧（同质化竞争）、进出口风险（个别发达国家打压）、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26]。事实上，除了彼此的竞争之外，在很多产业和领域，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同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此外，无论企业属于何种所有制，当下的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生产性”企业，而不是“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企业[27]。
一方面，着眼于国际国内的竞争，有关各方要更加注重培育大企业领军的产业集群，加强上下游企业的产业联系，构建中国本土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改善产业链内部的市场结构、解决产业链内部的散乱小问题、加强不同区域和省市的产业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本土的龙头企业和隐形冠军。另一方面，引导和鼓励各类企业合规经营，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做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践行者，在依法纳税、创新创业、创造就业岗位中勇于争先，为国家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可以预见，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仍将发挥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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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国资研”公众号，原刊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5期，第7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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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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