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工业企业实现了规模的绝对扩张和占比的相对下降，国有经济存在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功能增强的较大空间，在关系国计民生且占比较低的制造业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

国有企业不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压舱石”，而且在数字化创新与产业发展中拥有独特的优势与关键的地位，应当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头雁”。

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常态化抓好巡视整改，紧紧围绕生产经营抓党建，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效，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反腐，持续营造风清气正良好环境。

强化高负债、无关多元多层架构等问题监管；2025年底前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管理人员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国务院国资委正在研究制订相关工作指引。

“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夯实国有企业党建根基，不断释放党建工作活力，引领保障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习总书记再三强调“如果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还怎么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还怎么坚持？

鼓励国有企业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国际创新合作，用好全球科技成果和智力资源。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以全球化的视野加强自主创新。

百年前，我们还是连普通的铁钉都生产不了的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百年之后，我们却以雄厚的实力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我觉得这是对建党先驱和革命先烈的最好告慰。

建议改变国企的“一把手”现状，构建“两把手”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其中的“一把手”即董事长，定位为外部董事，系国资委的全权股东代表，派驻国企专事监督，不介入经营管理。

某些央国企的形式主义，真是一年更比一年精彩，一届胜过一届花样多。从前的形式主义，还停留在些"老三件"上：写不完的总结材料，开不完的部署会议，盖不完的审批章。

再出来“忽悠”，什么国企所谓竞争不过某某某方面，什么国企不“改制”就没有“出路”，所谓为了“某某某精神”，就应该彻底打破公有制体制本源等等，纯属“历史虚无”，胡说八道！

我在《全民所有资本市场化监管基本法》中建议：“董事长列席公司经营办公会，监督董事会决策事项的执行情况和日常经营管理，不做任何指示性或表态性发言。”

所谓“公司化”，并不是要将国资委打造成完全意义上的经营性公司，而是要借助于公司的组织、决策和管控模式，促进国资委对国家出资公司的监管更趋市场化。精髓在于那个“化”字。

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已有近20家上市公司涉及央企重组整合。要知道，央国企在中国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去年总营收超80万亿，贡献了近七成的GDP。

习近平总书记力挽狂澜：“国有资产资源来之不易，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如果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还怎么坚持？”

9月27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王宏志在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2024年第三次专题推进会上表示，到2025年，国有企业必须普遍推行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

国有企业是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把握创新特征，运用创新型企业理论，发现国有企业具有创新企业社会条件的优势，应当在突破创新迷雾中勇挑重担，构建三类“科创开发平台”，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知识扩散。

监管是必须的。没有监管，等同于开门缉盗。早些年的惨痛教训，无论如何不能再来一次。但是，既然要求国企“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那么，监管手段也必须偏向市场化。

为什么国资委是“直属特设机构”，这个问题，恐怕有大半以上的党政机关干部说不清楚。提高国资委的行政级别，是提高其“直属特设机构”法定地位与履职能力的一味特效药。

《全民所有资本市场化监管基本法》建议：在满足经营绩效市场化评价和任职市场化选任的条件下，对国家出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实行完全市场化的薪酬与激励机制，能高能低不设限。

坚持党组织对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作用不能变，这项原则没毛病。怎样与现代公司治理一般原则相结合，使国企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至今并未真正破题。

现有的国有产权管理制度，看似规规整整，条法齐备，其实是一种行政化的懒政思维，是远离现代市场经济的账房先生行为，是束缚国有资本市场化运营、高效流动配置的障碍。

在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的当下，原始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国有企业把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务”，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进一步作出重大部署，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重要战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