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出来“忽悠”，什么国企所谓竞争不过某某某方面，什么国企不“改制”就没有“出路”，所谓为了“某某某精神”，就应该彻底打破公有制体制本源等等，纯属“历史虚无”，胡说八道！

我在《全民所有资本市场化监管基本法》中建议：“董事长列席公司经营办公会，监督董事会决策事项的执行情况和日常经营管理，不做任何指示性或表态性发言。”

所谓“公司化”，并不是要将国资委打造成完全意义上的经营性公司，而是要借助于公司的组织、决策和管控模式，促进国资委对国家出资公司的监管更趋市场化。精髓在于那个“化”字。

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已有近20家上市公司涉及央企重组整合。要知道，央国企在中国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去年总营收超80万亿，贡献了近七成的GDP。

习近平总书记力挽狂澜：“国有资产资源来之不易，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如果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还怎么坚持？”

9月27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王宏志在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2024年第三次专题推进会上表示，到2025年，国有企业必须普遍推行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

国有企业是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把握创新特征，运用创新型企业理论，发现国有企业具有创新企业社会条件的优势，应当在突破创新迷雾中勇挑重担，构建三类“科创开发平台”，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知识扩散。

监管是必须的。没有监管，等同于开门缉盗。早些年的惨痛教训，无论如何不能再来一次。但是，既然要求国企“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那么，监管手段也必须偏向市场化。

为什么国资委是“直属特设机构”，这个问题，恐怕有大半以上的党政机关干部说不清楚。提高国资委的行政级别，是提高其“直属特设机构”法定地位与履职能力的一味特效药。

《全民所有资本市场化监管基本法》建议：在满足经营绩效市场化评价和任职市场化选任的条件下，对国家出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实行完全市场化的薪酬与激励机制，能高能低不设限。

坚持党组织对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作用不能变，这项原则没毛病。怎样与现代公司治理一般原则相结合，使国企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至今并未真正破题。

现有的国有产权管理制度，看似规规整整，条法齐备，其实是一种行政化的懒政思维，是远离现代市场经济的账房先生行为，是束缚国有资本市场化运营、高效流动配置的障碍。

在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的当下，原始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国有企业把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务”，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进一步作出重大部署，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重要战略安排。

如果把全民股东比喻成手无缚鸡之力的虫子，把党政部门比喻成威力无穷的棒子，老虎和鸡就是国资国企委托代理链条上的层层管理者，那就很好理解了。

财富中文网于北京时间2024年8月5日与全球同步发布了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今年，加上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共有133家公司上榜。

建议：“政府不再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家出资公司董事会根据企业经营业绩和发展需要，按年度制定既符合股东利益、又满足企业发展要求的利润分配方案。”

配合全民监事“作战”的，我列出了审计、财务、税务、法律、宣传、纪检等几个主要方面，肯定还不止。建立这样的支撑平台，在有需要的时候，随时给予专业分析和资源调用。

我是一名央企员工，我在政府招投标领域已经摸爬滚打了十余年。同时我也耳濡目染了一些政府采购领域的腐败现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招标领域的腐败乱象绝对超乎您的想象。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探索与实践，不断完善EVA考核方案，实现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不断把EVA考核引向深处，提升企业价值创造的能力，最终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中国国有企业近百年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党的领导不能丢、职工作用不能否，厂长经理责任重，“党政工民主共治”是完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不可逆的强大基因。

地方政府“代管”国务院拥有最终所有权的地方国企，好坏都你负责，利润也归你支配。如果发生利益冲突，真要对簿公堂，那就没什么好讲的，国务院拥有划拨转隶的法理依据。

建议：“人大常委会委托政府并国资委管理国家出资公司，对政府并国资委施行基于宪法和法律赋权的行政监督，对国家出资公司施行基于出资人权利的股东监督。

《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推动下必然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取代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才真正认识了资本主义私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