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提交党委（党组）前置研究讨论的，绝不偷跑、抢跑；该执行党委（党组）决定的，要通过企业的决策、执行法定程序贯彻落实，绝不缺位或各自为政。

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和中国发展的大势，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人“不怕鬼、不信邪”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奋发有为、开拓进取，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想清楚，国有企业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要想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跟着喊口号，更不能中别人的圈套！”

讨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首先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还要不要？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进一步确立，与其他治理主体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逐步形成。

要加大国有企业反腐力度；完善国有资产资源监管制度，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事关企业改革发展全局。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加深刻感悟姓党为民始终是国有企业的本色、红色基因始终是国有企业的根脉，更加深刻认识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它内在可供挖掘的潜力，远比资本主义大得多。但要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我们先要对客观事物中的矛盾，探明其中道理，摸清变化规律，弄通效率逻辑。

革命导师列宁认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

说到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有一句话大家耳熟能详：“是可衡量、可考核、可检验、要办事的”。“要办事的”，这显然不是文件规范用词。你以为是起草组某个秀才的神来之笔吗？

人们大概没有忘记，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营企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在“抓大放小”的名义下，数十万计的厂家或破产，或被私有化。中国国企又怎么走到了这一步呢？

今天，我知道，这种以为从外行领导变为强调内行领导的领导选拔机制就是重走搞一长制老路，说是“改革”，其实换汤不换药，一长制本质未变。

为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对“十四五”时期国资国企发展、改革、监管、党建等工作进行了系统谋划和具体部署。

净利润1.02万亿元，半年首次超过1万亿元，同比增长133.3%，两年平均增长20.6%……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交出一份亮丽的“成绩单”。

坚持国资委直属特设机构的出资人代表职责定位，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判断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是否坚持正确方向的一道重大选择题。

公有制经济正好相反，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就在于公有制经济固有的人民性要求人民监督，公有制经济的公开性有利于人民监督，公有制经济的先进性不怕人民监督。

要么放弃级别和身份，转变为职业经理人，领取市场化薪酬，要么保留级别和身份，对你继续限薪；试点单位则没得选，必须转变为职业经理人，否则离开岗位另外安排。

确定职业经理人身份，无非就是可以名正言顺拿市场化薪酬，否则就不行。一企两制，人为制造内部矛盾。如果全员推行，等于是变相提高薪酬。

解决国企市场化不足的着力点，不在取消国企领导人员的行政级别，也不在他们到底归谁管，而在于是否运用市场化标准进行选任、考核与评价。

国资国企属全民所有。外部董事就是代表全民出资人，对国企董事会实施制衡与监督的特殊人群。难道不应该大大方方、清清楚楚、完完全全地公布他们的任职信息吗？

可不可以这样反过来设问：正是因为对外部董事的职责定位界定不科学，不能发挥外部董事应有的作用，导致董事会决策机制存在隐患，所以，才有了外部董事过半的制度安排？

如果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过半，可界定为防御型董事会。所谓防御型董事会，底层逻辑是因为公司足够大，只要不出乱子就基本能挣钱。资本安全排第一位，“保值”优于“增值”。

记得这位同事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车间党支部的夏书记。十多年前，企业兴旺发达之时，夏书记正值青春年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在党建工作方面的业绩可圈可点。

我们不健忘的话，不妨回忆一下国企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大面积的亏损的。这可能是某些当初为政府出谋划策的主流经济学家最不愿意回忆的经历，最害怕揭开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