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放弃级别和身份，转变为职业经理人，领取市场化薪酬，要么保留级别和身份，对你继续限薪；试点单位则没得选，必须转变为职业经理人，否则离开岗位另外安排。

确定职业经理人身份，无非就是可以名正言顺拿市场化薪酬，否则就不行。一企两制，人为制造内部矛盾。如果全员推行，等于是变相提高薪酬。

解决国企市场化不足的着力点，不在取消国企领导人员的行政级别，也不在他们到底归谁管，而在于是否运用市场化标准进行选任、考核与评价。

国资国企属全民所有。外部董事就是代表全民出资人，对国企董事会实施制衡与监督的特殊人群。难道不应该大大方方、清清楚楚、完完全全地公布他们的任职信息吗？

可不可以这样反过来设问：正是因为对外部董事的职责定位界定不科学，不能发挥外部董事应有的作用，导致董事会决策机制存在隐患，所以，才有了外部董事过半的制度安排？

如果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过半，可界定为防御型董事会。所谓防御型董事会，底层逻辑是因为公司足够大，只要不出乱子就基本能挣钱。资本安全排第一位，“保值”优于“增值”。

记得这位同事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车间党支部的夏书记。十多年前，企业兴旺发达之时，夏书记正值青春年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在党建工作方面的业绩可圈可点。

我们不健忘的话，不妨回忆一下国企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大面积的亏损的。这可能是某些当初为政府出谋划策的主流经济学家最不愿意回忆的经历，最害怕揭开的伤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资国企工作，举旗定向、科学谋划，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深化国企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

要下大气力加强理想信念、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教育，重点解决一些企业领导人员信仰缺失、精神迷失，规矩意识不强、法治观念淡漠等问题。

把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工作放到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去谋划和推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坚决走在前、作贡献。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发挥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基础作用，规范公司章程管理行为。

要层层压实责任，建立“军令状”制度，落实到人。要鼓励基层创新，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要宣传国企成功改革经验，引导好舆论和社会预期。

必须坚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改善国企党建工作，优化国有企业治理，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更加突出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

国有企业必须适应新要求，勇担新使命，紧抓时间窗口，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积极主动深化改革，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

习近平同志2016年在同吉林省企业职工座谈时指出，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这是对国企改革做出的深刻总结

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科技自立自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自主可控；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不断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

习近平：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信息革命开启了全新数字时代，推动数字革命蓬勃兴起。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决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必须理直气壮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决不能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

这里补充的一点是，这个新成立的国有经济研究智库存在的问题，比我们在11月看到的更为严重。中国社科院给它配的领导层基本就是一个“烂班子”。

当前的国企改革，或者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国企改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大有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心”的倾向。若不能当头棒喝，予以警醒，必将酿成大错！

决定历史的力量总是以平行四边形的方式前进。因为种种原因，形成种种爱好与观点，往往显得这种力量强大一点，或者那种力量强大一点，不断出现向一方倾斜的现象。

我确信，国企改革研究与其他领域研究有所不同，它关乎信仰与使命。斤斤计较，追逐名利，替利益集团代言，为五斗米折腰，这样的人，肯定搞不好国企改革研究。

立足于全体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根本利益，向企业经营管理决策层提出员工所有权改制意见，支持企业居安思危，逐步增加员工持股比例，向合作生产方式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涵盖国企的性质、功能、定位，以及改革的目标、方向、要求。其中一句“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成为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