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堡大捷后，毛泽东等确立了红军主力“就地坚持”的方针，并拟再战胡宗南，巩固胜利。

同时，毛泽东也作出这样的预计：“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

两星期后，他的这个预计提前来到了——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事变次日，河东、河西各路红军首长和毛泽东，马上就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视野，作出了反应。

先说与胡宗南直接对垒的河东红军主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的反应。

这段日子里，这两位一直就眼巴巴地盯着胡宗南这个老冤家，心里也还琢磨着宁夏那片能有饭吃也能接通国际地面儿。西安事变一爆发，他俩的本能的反应就是：机会来了！

当日，彭、任急电军委主席团，提出：“（甲）压迫胡宗南西退，在运动中求得消灭其一部恢复原有苏区，巩固和发展毛、曾两军统战工作，给张、杨两氏以援助下，推动全国抗日怒潮。（乙）如胡部退宁夏与关、汤联络，与我们将来不利，我应早为准备，破坏其可能企图。”

这就是彭、任眼中的“机会”：乘蒋介石之危，找胡宗南下手。

当天，彭、任还以“我野战军为防胡敌退入宁夏计”，作出部署：左、聂指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及第二十八军，于十四晨以追击恣态逼近大水坑，乘胡敌退守时，在运动中截击猛追，求得消灭敌一二个师。

河西的徐向前、陈昌浩作出的反应与他们比较相似：“增援绥远、宁夏，以迟滞日寇行动”，“先速稳定西北抗日根据地，肃清甘、青、宁后方敌对势力，与新疆、蒙古打通，取得国际的物资援助。争取将马鸿逵、马鸿滨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

这些设计都不新奇，基本上都源自俩月前的《宁夏战役计划》。

而毛泽东的想法显然不同——他老也觉得机会来了，但这个机会却与彭、任理解的“机会”有所不同。12月13日，军委主席团下达的部署是：“野战军除二十八、二十九军外，全部本日准备完毕，待命向环县以南出动”。

也就是说，胡宗南甭管，宁夏也甭想。全军南下，向张、杨部队靠拢！

而且，当日，毛泽东与张学良相商的电报是：“如胡等在现位置不动，则压迫之入宁夏为最好”。

次日21时，军委主席团下达命令：“我野战军三个方面军有迅速出至西峰镇地区靠近东北军，到后以情况或增援西安打何应钦或增援固原打胡宗南之任务。二十八、九军及骑兵团仍在定、盐地区箝制胡敌荫蔽主力南下”，“明十五日开始出动，限七天到达”。

这个决策，彭德怀、任弼时这二位一时不太想得通：为嘛不借着这个机会，打击胡宗南扩大根据地呢？再把俩月前流产了的那个宁夏战役计划，提上日程涅？

当日，他们再电中央，提出意见：“目前战略方针，应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打通苏联，争取宁夏，巩固兰州，一部东出绥远，与傅联合抗日，为着达到上述任务”，“我们应握主动，乘着目前混乱局势，首先打击胡宗南，消灭西北中心反动力量，是为着停止内战的具体有效办法，否则有使胡宗南成为毛、曾、关及一军之中心指挥，造成南北进攻，不特隔断中苏和西路军联系，兰州亦不巩固”，“西安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但兰州万不能放弃”。

毛泽东不得不于当晚回电，再陈利害：

彭、任：

野战军应开至西峰镇，有如下理由：

一、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杨，主力由潼关进。

二、张、杨内部有许多不稳成份，南京政策又拉杨打张，红军与之靠拢，壮其胆而振其气。

三、靠近张、杨，可应付各种事变，远离则不可能。

四、西峰镇靠近王以哲，仍可打胡。

五、不管西安能守与否，南下有几种机动。

六、暂时出宁夏不可能，且变为单独的，张、杨同时则进入隘路。

七、在现地暂时不动，无仗可打，对张、杨危机又不解救，依上理由，所以第一步到西峰镇。

毛泽东

当晚，彭任遵令下达部署，准备三军南移，执行中央决定。

但也看出来，这俩耿介之士，这个时候对毛泽东的决策，并没有完全心悦诚服。

这从他们第二天的犹豫蹉跎就可以看出来。

12月15日，在东线定、盐前线箝制胡宗南部队的宋时轮、宋任穷看出胡部有撤逃迹象，也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混水摸鱼得便宜——当日，两宋致电彭、任：为不失时机消灭敌人，[我野战军]主力应移近大水坑附近……

这么好的机会？

彭德怀、任弼时没经得住两宋的窜捣，也来了情绪：把红一方面军留下，打胡宗南，打了再南下。于是作出部署：一方面军仍归左权、聂荣臻指挥，暂不南进，抓紧大水坑之敌，乘其撤退时坚决消灭之，并向惠安堡尾追，后再行待命南进。同日另电中革军委，红一方面军追击胜利后，由第二十八军、骑兵第一团接替其担任追击。红一、红十五军团集结，准备南进。红二、红四方面军及前总，则于“明晨向南出动”。

瞅瞅，跃跃欲试呀，不把这笔洋财发了，咱不走！

这下可把毛泽东给整急眼儿了！当日又连发两电，耐心说服自己这两位爱犟脖子的老资格战友：“胡宗南虽与毛炳文商量南移，但时间尚不能定，且大水坑、豫旺堡节节有坚工，打难必胜，故我军仍应向西峰方面行动”，“无论军事政治方面，目前均须击破敌之要害。敌之要害不是宁夏或甘肃，而是河南与南京。敌已奉行大规模内战，我们对战争是后发，不是先发。然在敌主力向西安进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此方针应无疑义”。

毛泽东这才是大视野大格局：这个时候，正是土共争当主角争取上位的时候，胡毛曾王各路敌军，现在正处于既被昔日友军今日敌军的牵制之窘境，彼此间也在相互猜疑相互牵制，已然成了一支偏师，跟他纠结意思已然不大！甚至宁夏这片昔日眼中的宝地也没那么重要了，先尽量与张杨靠拢向陇海路附近要点靠拢那才更有争取上位和主角的空间！这个时机可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16日，毛泽东再电彭、任，把话说得更加清楚明白：请不为胡宗南所迷惑，把自己主力变为对胡宗南的箝制队，应在战略主要方向上有决定的自主的强力部队。应即开始向延安出动，以十天至十二天到达，能八天到达延安最佳。

这下彭、任二人明白了，真明白了！心悦诚服地明白了！

当日，彭、任电复中央：“完全同意向延安、甘泉计划”。随即令红二、四方面军十七日开始东进，红一方面军十八日出动，月底到甘泉、延安——这个部署后来有些变化，红军主力没有经延安而是直接取捷径南下了。

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了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望，次日，东北军要求红军主力停止南下。但毛泽东同日却迭电彭、任，不能停，继续南下，“用一切可能快集中于兴平、扶风、凤翔线，占领有利的战略位置”。

生生又多跑了一天。

直到27日，毛泽东才电告彭任：“据西安电，蒋回洛阶后确有好转，军队已开始向潼关以东退。我军驻地待张学良回后商量解决为好待语。似此，野战军可暂住在庆阳、西峰、正宁、宁县地域休息待命”。

美中不足，没抵达预计中的“兴平、扶风、凤翔线”。

但也很不错了，现如今土共格局完全改变，已然不是两个星期前还屈居一荒辟之隅的偏师或孤军了！站在这个位置上，跟南京政府谈起判来，那底气也大不一样——这些靠近陇海路的关键节点，本身就是筹码呀！

而且，吃饭也更好解决了！——后来，因张学良被扣，战事又有复发的可能，土共又继续南下，又抓挠了一些更好的战略位置。

一盘棋，活了！——彭、任二人后来复盘的时候，肯定是从心底里，给毛先生翘了个大栂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