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晦涩而又生僻的字眼，对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大多数人来说，应该都是第一次接触。百度搜索到的意思是人死后，不用棺椁，肉身直接用土掩埋。据说，被软埋者是不能转世的。

　　脑补了一下画面，着实渗人。但这个冷门词却因一部小说上了百度词条。

　　《软埋》，这是一部近期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小说，讲述的是土地改革中，四个地主家族及其后人因土改而发生的一系列“爱恨情仇”。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虚实结合的叙事。

　　故事所讲述的背景正是我国第二次和第三次土地改革期间，而所有出现在这部小说中的地主均是积极进步、善待乡亲、拥护政府且最后都被批斗、迫害甚至灭门。

　　这与我们自幼教科书上学到的、父辈、祖辈们口述的土改史是完全背离的，难道读到了“假历史”？被诟病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制度、广大贫苦农民被恶霸地主残忍剥削、迫害的史实都是虚构的，众人皆醉唯有作者独醒？

　　土改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翻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习仲勋传》，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党在西北地区直接主持土改工作并取得全面胜利的最高领导人，他在领导土改工作中自始至终奋力纠“左”治偏，其中多数建议被毛泽东主席推举为战略性创举，并在全党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些模范实践本身就是对《软埋》的有力驳斥。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保留下来的唯一根据地，这里的土地改革对中共各解放区乃至解放后的土地改革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性影响。习仲勋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农村土地、农民生活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和体验，领导土地改革贯穿他在西北地区的革命生涯。

　　1947年7月，习仲勋根据中央小河会议决议回到西北局主持后方工作，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调查研究和组织领导之中，当时调查到的情况令他十分震惊：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农又拉出来斗。

　　为此习仲勋忧心忡忡，在听取一些同志的工作汇报时，他总是要仔细询问在土改中的防“左”纠偏情况，并再三叮嘱大家工作中要讲政策、讲纪律，切莫头脑发热。习仲勋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展开了纠偏工作。

　　此时，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的安文钦在土改中也受到了冲击。被称为“陕西四老”之一的晚清秀才安文钦，是边区一个很有威望的开明士绅，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策十分拥护，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朋友。

　　但是土地改革运动一来，他的土地房产被没收分配，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这无疑严重地违反了边区的土改政策，也与党的统战政策背道而驰。习仲勋在了解到情况后，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批示要按党的政策坚决予以纠正。

　　194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召开期间，开明士绅、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义合病逝。

　　习仲勋由此想到了土改中有些地方违反政策冲击爱国民主人士的问题，当即与林伯渠一起向毛泽东建议，在为李鼎铭开追悼会时要请党外人士参加，特别要请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对于习仲勋、林伯渠的建议，毛泽东当场表示赞成，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

　　在边区政府为李鼎铭举行的有七百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上，安文钦致了悼词，他在致词中说：“我们今天追悼李副主席，是因为他人格高尚，思想进步，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赞同土地改革。”

　　边区政府对李鼎铭先生葬礼的高度重视，以及安排安文钦先生出席追悼会并致词等开明之举，不仅使安文钦深受感动，也使各阶层人士深感满意，认为共产党讲信义，重交情。

　　后来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习仲勋的过问下，绥德县归还了安文钦被没收的部分财物和房产。毛泽东也电示要保护安文钦等爱国民主人士，并通过林伯渠和习仲勋代他向安老先生赔礼道歉。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泽东的关怀表示感谢。

　　随后，习仲勋与边区政府主席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在土改过程中，对地主出身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必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小学教师中的非贫农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

　　在习仲勋的努力下，此后再没发生严重的伤害非党人士的事情，使边区土地改革运动沿着正确轨道开展起来。

　　与此相反，《软埋》的作者却百倍千倍地放大土改中的“过火”行为，掩盖了两个阶级殊死搏斗的历史背景。

　　在《软埋》一书中，人们并未看到土地重新分配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未看到广大农民翻身做主的欢欣鼓舞，更看不到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看到的都是拥护政府、善待下人、积极进步且被乡亲们称作“大善人”的地主仍被批斗的冤情史和“悲壮”抗争。

　　《软埋》中封建地主阶级后代的两个主要人物角色——吴家名和丁子桃都在经历土改后改变了人生轨迹。从时间和地域上看，吴家名来自山西，属于老解放区，是在1947年中共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后经历的第二次土地改革，而丁子桃则来自川东，属于新解放区，经历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次土地改革，应该说此时的土改也进入到了成熟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已颁布。

　　在作者笔下，新、老解放区的两次土改，四位地主的惨剧被概括成了土改普遍现象，而对占人口比重最多的贫苦农民公平分到土地避而不谈，如果要利用个别过火行为来否定土改的成果，用家族记忆史来替代中国土地改革发展史，这从本质上就是违背历史真相的。

　　习仲勋在领导西北土改中注重纠“左”，还有一点值得称道，就是他以切身经历呼吁中央高度警惕“左 ”的做法的严重危害性。他在子洲县、子长县调研时，亲眼看到一些人浑水摸鱼大抓一把而鼓动起来的自发斗争，如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杀羊宰鸡，每日三餐，早上米饭，中晚馍馍面条，吃喝了八九天，临走时又乱拿一顿。

　　习仲勋在致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中十分痛心地指出：“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

 

　　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的次日，即复电习仲勋：（一）十九日来信完全同意。（二）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三）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

　　不久，毛泽东又将习仲勋的电报内容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此外，习仲勋还以极大的勇气提醒中央在老区不能坚持“贫农团领导一切”的方针，因为老区的贫农团很复杂，有的是由于地坏、地远，或人口增加，经济困难；有的是遭到灾祸，生活下降；有的是因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致贫。这种贫农团在老区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

　　老区的地主富农一般可不扫地出门，在过去分配土地搞得彻底的地方，他们要真正参加劳动、成为中农或新富农者，就不要再动他们的财产。

　　习仲勋的意见和建议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正是由于习仲勋和西北局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及时发现和纠正“左”的偏差，保证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使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取得很大成绩。

　　到1948年春夏，土地改革中的“左”倾错误基本得到纠正，在占老区、半老区总人口的地区中，调剂土地九十万亩，彻底消灭了这些地方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经济建设，极大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

　　毛泽东同志说：“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于少数人。对于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

　　习仲勋同志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软埋》的作者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试图通过歪曲史实来颠覆土改的正义性和党的光辉形象，既是不仁也是不义。

　　从总体上而言，中国的土地改革是较为温和的，相对于苏联集体农庄或法国大革命等，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乱杀人，而是恪守着严格的党纪军法，立足于消灭封建剥削关系，改变土地私有制的目标。这一点，在习仲勋同志领导的陕北土地改革全过程中，践行得格外自觉，把控得十分到位，效果也特别令人信服。在这些铁的铮铮史实面前，《软埋》的臆说显得何等苍白无力！

　　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信息良莠不齐，虽然要摒弃手撕鬼子等“神剧”，但更要对肆意丑化、歪曲史实的小说叫停。这不仅是对为中国土地改革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辈们的亵渎，更是对青少年的严重误导。以“真相”、“揭秘”为噱头，大肆宣扬历史教科书中不存在的“真实的历史”来博人眼球、赚取点击量的信息不在少数，即使想优雅地蹭一下热点，也希望能够多一些正能量作品，能够让对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迈开步子大步走，撸起袖子加油干，这才是真正的良心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