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80年前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件大事。从事变发生当天起，中共中央着眼大局，正确决策，主动介入，积极工作，最终使这一事件得到和平解决，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扭转中国的政治时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80年前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件大事。从事变发生当天起，中共中央着眼大局，正确决策，主动介入，积极工作，最终使这一事件得到和平解决，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扭转中国的政治时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1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地位

中共在获悉西安事变发生后，立即着手研究应对解决事变的方针，及时派出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事变，帮助完善后续工作，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国内外引发了强烈震动，各方势力企图不一，各个派别态度不同。在国内，南京方面形成了亲日和亲英美两派，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讨伐张、杨，想趁机除掉蒋介石；以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反对讨伐，极力营救蒋介石，谋求和平解决途径。

在国外，日本希望以此挑起中国内战或重组亲日政府，实现在华利益最大化；英美担心日本在华一家独大，影响其在华利益；苏联顾虑中国倒向法西斯阵营，打破国际战略平衡。不论各方各派出于何种目的，是战是和，焦点都集中在蒋介石身上。事变当日，中共在接到张学良的“文寅电”后，震惊之余，立即回复“文亥电”求证，并在电文中郑重建议张务必把蒋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

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西安事变是革命的、爱国的，认为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成张、杨。但是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认识不一，出现了“杀蒋”与“保蒋”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直到12月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才趋于一致，作出了“和平调停”的决策。

遂于12月21日电示在西安的代表团：“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变内战为抗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不仅统一了全党的意志和行动，也发挥了鼓舞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作用，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重要基础。

协助张、杨处理事变

事变发生后，为了给张、杨以实际的援助，中共派出了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为主要成员的代表团飞赴西安，帮助妥善解决西安事变。一方面与张、杨会谈，奠定和平解决事变的基础。张、杨作为事变的发起者，其思想观点对事变如何解决具有重大影响。12月17日晚，周恩来在西安会见张学良，商定红军加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此外，周恩来还同杨虎城会谈，表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明确和平解决的可能，消除杨的顾虑，杨当即表示尊重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同意周恩来和张商定的谈判内容和军事部署。另一方面与宋氏兄妹商谈，商定谈判主张。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提出的六项主张与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在“停战，撤兵至潼关外”“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两个核心上高度一致，在周、张、杨及宋氏兄妹的三方会谈达成一致后，周恩来和蒋介石面谈，向蒋晓以利害，使蒋当面承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

至此，西安事变呈现出明显的和平解决趋势。正如毛泽东所说：“他（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

帮助张、杨处理后续工作

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护送下离开西安飞抵洛阳，并于次日到达南京，这标志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但是蒋介石却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引起了东北军内部的分化，形成了战和两派激烈斗争，东北军将领王以哲被杀。为了遏制事态恶化，巩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真正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抗日，中共一方面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对策，统一全党认识；一方面派出张闻天赴西安，与周恩来共同处理相关事务。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深入到东北军内部，化解派别之争，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和隔阂，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东北沦陷说明中日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抗日救国为当前民族头等大事，说服东北军服从抗日大局，巩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果，促进了全民族统一抗日局面的形成。

2中共在解决西安事变中的方略

中共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指导，旗帜鲜明地支持张、杨，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南京内部的派系斗争，积极争取国民党内部重要人士的支持与配合，有力促进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和宋美龄返回南京，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接机。

正确评价西安事变，旗帜鲜明支持张、杨

中共在接到西安方面的电报后，立即作出反应。

一是进行宣传造势，声援张、杨。中共指示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广泛进行舆论宣传，以揭露蒋介石对外向日妥协致使国土沦丧，对内武力镇压实行独裁专制，争取国民党内主和派与民主人士的支持；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团结起来拥护张、杨的义举，同时还电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主张”。

二是作出军事部署，以防不测。鉴于刘峙率领的东路“讨逆军”已进入潼关，直逼西安，周恩来和张、杨磋商后决定：集中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同刘峙部决战，并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顾祝同部，确保西安安全。

三是做好统战工作，巩固西北。中革军委主席团向红军发出指示，要求红军做好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实现西北地区的团结巩固。应该说，中共在政治上、军事上的积极支援，让困境中的张、杨找到了依靠，稳住了阵脚。

审时度势制定对蒋策略，推动事变和平解决

如何处置蒋介石始终是西安事变的焦点。张学良向中共发出的“文寅电”，足见中共对西安事变具有巨大影响，尤其是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中共的意见最为关键。单从中共方面来说，也经历了一个从“杀蒋”到“保蒋”的转变。毛泽东认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张闻天也认为：“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

在西安方面，张、杨对“杀蒋”与“保蒋”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张欲保，杨力主杀之而除后患。周恩来在与张、杨会谈的过程中，力陈中共“促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观点，得到张、杨的赞同。

利用国民党派系矛盾，团结主和派、分化主战派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战和两派的分歧均没有涉及国共关系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这为中共介入西安事变提供了契机。由于南京方面两派、西安方面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处理西安事变问题上相持不下，因此两方四派都需要一个合适的第三方介入，中共当时的地位决定了其是这个第三方的不二选择。

就南京方面主和派来说，他们尽管不愿中共介入，但是为了蒋介石身家性命别无选择；就西安方面而言，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略有仓促，没有全盘筹划，对如何处理蒋介石产生分歧，也需要第三方介入，而中共也是他们的唯一选择，由此种种，中共顺势而为，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事件的核心。

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彻底摸清了南京和西安方面的情况，在探知蒋介石的态度后，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西安事变可能导致的战和两种结果，为了积极争取光明的一面，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提出了具体解决西安事变的四项方针，明确把团结国民党左派、分化主战派作为处理西安事变的主要策略。

如此，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上形成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独特策略，即联合张、杨，团结主和派，斗争主战派，力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积极争取国民党内重要人士的支持与配合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进行“兵谏”的目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介入西安事变的目的也是如此，只有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能实现多方共赢。中共在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立即电告周恩来，让他派人联系董钊、樊松甫、王耀武、胡宗南等人，除告之亲日派何应钦、何成浚等欲除蒋而代之的阴谋，还提出中共愿与其等谈判以恢复蒋介石的自由。

在得到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后，周恩来在会见宋氏兄妹派来的代表郭增恺时，明确表示：“这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并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子文得知中共的态度后，十分赞赏。

在谈判中宋美龄也明确赞同停止内战，认为：“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在中共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奠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3中共解决西安事变的斗争经验

分析中共处理西安事变方法策略，可以梳理出其中宝贵的斗争经验。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1937年8月25日，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图为红军改编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从大局出发，顺应历史，把握主要矛盾。当时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是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南京方面战和两派以及南京与西安方面的矛盾，看似因西安事变而起，实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鲸吞中国所导致，中日民族矛盾才是根源。日本的侵略行径严重危及中华民族生存，亡国灭种迫在眉睫，救亡图存成为广大有识之士的共识。

但是在民族危亡时刻，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却忙着“剿共”，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从根本上违背了全民族的利益诉求，可以说是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最终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则从民族存亡大局出发，顺应历史和人民需要，牢牢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突出团结抗日这一主题和主线，使其他矛盾都处于次要位置，如此一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就在情理之中。

保持冷静克制，明辨利害，准确定位事件性质。西安事变发生时正值蒋介石威逼张、杨“剿共”，而张、杨犹豫不前，所以南京方面认为是中共“煽惑”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国内外的主流多数对西安事变持反对态度，社会各界还发出了讨伐张、杨的声音，苏联也否定张、杨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中共站在抗日救亡的高度，肯定了西安事变的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认为“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

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冷静分析指出：“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这既肯定了张、杨的义举，同时也保护了张、杨。

多案并举，在争取政治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同时做好应对内战的准备。西安事变后形势不明，危机四伏，和平解决的希望虽然存在，但是内战的阴影同样挥之不去。

为此，中共在处理事变中准备了争取和平解决的同时做好内战准备的两种方案。在政治方面，代表全国人民表明立场，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又根据当时蒋介石部队已逼进西安的实际，为策应张、杨，应付蒋军对西安的进攻，积极作出相应的军事部署，以确保西安稳定。

事实也证明，如果没有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在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仅仅通过政治谈判，蒋介石及部属是不会轻易接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谈判条件的。

坚持原则的一致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异常复杂，两种前途摆在中共面前，处理好了可以实现共同抗日，增加抗日救国力量；如果处理不好便可能会引发内战，消减抗日力量，让日本渔利。

因此，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始终遵循原则的一致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从大局出发，充分考虑现实条件，在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原则下，灵活采用各种策略，力求事变朝着有利于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处置“扣蒋”形成的僵局，中共一方面对张、杨的行为给予肯定，另一方面积极斡旋，兼顾事变各攸关方的利益，全力争取和平解决。

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中共正是坚持原则的一致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处理各种矛盾，才使得西安事变在各方利益平衡中得以和平解决。

作者：惠拉林

西安政治学院军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