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农民只会用简单的本质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而我国某些专家却习惯于站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来眺望遥远的中国农村，研究还需用常理思维来分析！

  如果学者能够放下“身架”，创新研究方式，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充分汲取来自基层干部、农民群众的思想，我相信，只要迈出这“一小步”，“三农”研究事业一定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一、从一件小事反观社科研究体制 

      一个优秀的年轻社会学大学老师，今年受邀到我乡暑期调研。调研结束时，我给如实出具了调研证明材料并加盖了单位公章。这位老师向我提出他们学校还要求附上证明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我感到很不理解：该大学如此不信任本校老师和证明单位，凭什么让他人去相信自己学校有能力确保不会泄露证明人的身份证信息，从而避免给不法分子带来可乘之机？如此不合理规定，无形中加大了科研人员无谓的沟通协调成本和调研阻力。

      这本属于人生常理，山村野夫的我都能够想到，居庙堂之高的大学领导为什么居然考虑不到呢？

      回顾一下近些年有关涉农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我忽然杞人忧天起来：整个社科研究体制，是否已经严重僵化，逐步远离常理思维？

      以近年来的若干“三农”政策为例。

      1、税费改革后，“暂停清收农民税费尾欠工作”，截止目前，已经“暂停”了整整15年。这种长期“暂停”，对于一直响应政府号召，按时足额缴纳税费的农户会是一种什么感受？这会向农民传递一种什么价值取向？

      2、土地确权登记工作，是否会集聚新的不可逆转的农村矛盾，是否会有效促进土地流转暂且不谈。我想咨询专家：老证还有12年有效期，如果确权后的新证和老证不一致，由此引发纠纷，该以哪一证为准？我相信，无论依新还是依旧，都将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3、脱贫攻坚工作中，致贫原因和收入测算总是频繁返工。事实上，因病或因学等单一原因导致贫困的案例并不常见，和城市居民、东部地区的农民相比较，中西部大多数农户的致贫原因就是就业、创业机会不足，是区域大贫困下的个体小贫困，想要对每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找出一个规定范围的致贫原因，确实非常困难。而对农户的收入测算本来就困难，再加之测算标准朝令夕改！这样，每一项工作新要求，都会导致成百上千万的帮扶责任人、乡村干部夜以继日地入户返工，重新修改各种表簿卡册。干部累，百姓烦。

      如上问题，对于一个普通农民而言，只要其具有常理思维和判断能力，都应该能够想到，可是……。

      人生常理，也许不能够用现有的经济理论去论证，但是常理却在实实在在发挥着作用，不容我们轻易去违背。

      黄宗智先生在《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一书中指出，“国内对农业问题的理论研究走上了歪途”，“主流经济理论完全误解了农业”。我认为，也许正是中国的科研体制僵化，远离了常理思维，才导致目前的农业理论研究陷入困境。

      选聘人员、评定职称往往要求具有国际名校博士学位，要求规定级别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即使是涉农研究论文也往往要求具有“学科前沿”、“用外文撰写”，一篇论文没有几个高深的经济模型很难交账。所以从大学里的农村学院（系）到国家级的涉农研究机构，主流学者往往都拥有良好的海外教育背景，访问学者经历，而很少有乡村工作锻炼经历（有挂职经历的也基本上都在县级以上，到乡村锻炼的主要是文革时期，当时的农村情况和现在已是天壤之别）。这就是体制的指挥棒，学者疲于攻读学位，完成论文，哪里有时间深入农村实地调研，哪里有精力去思考农村实际问题！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农村，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发展差距巨大，也许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情况复杂百倍。而西方学者中，能有几人真正吃透了中国农村问题？

      许多农村问题，没有文化的老农民都能够看得明明白白，因为他们懂得用常理思维来分析。而某些“三农”问题专家，却习惯于站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来眺望遥远的中国农村，重国际前沿理论，轻农村实地研究。以至于生吞西奥多·舒尔茨，活剥哈里·科斯，仅通过走马观花的常规调研方式，结合官方统计数据，就大胆开出一些“三农”药方。

      基层干部抱怨政策不接地气，学者指责基层干部政策执行不力。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失灵了，而是我们没能吃透中国农村实情，甚至不懂得运用常理思维去分析“三农”问题。

      二、社科研究应该回归常理思维

      还是以“三农”研究为例。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目前，已经不可能找到一个整齐划一的模式来治理中国农村，解决全国“三农”问题了。浙江许多农村，已经就地城镇化，发展水平远远高于西部县城。而西部绝大多数农村却在加速度凋敝，特别是在大规模扶贫移民异地搬迁政策实施后，大量村庄即将消失。

      “三农”工作，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果不能对症下药，因地施策，许多理论上完美的政策，实践中也许会把农村问题搞得更加复杂。

      政策建议：

      1、克服目前宁愿争当西方“访问学者”，也不愿到基层一线挂职锻炼的学术浮躁，引导学者深入农村研究农村。

      如果学者能够放下“身架”，创新研究方式，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充分汲取来自基层干部、农民群众的思想，我相信，只要迈出这“一小步”，“三农”研究事业一定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2、改革目前的学术论文考评机制。

      对于国家投资的涉农研究课题，必须要结合农村试点，并开放研究过程及试点建设情况。

      农研领域，不搞无的放矢的太空研究，远离不接地气的西方学术评价体系。中国农民最有资格担任中国“三农”研究课题的第一评委。涉农研究论文应该力求让广大基层干部、农民群众读懂。能让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理解并接受，是涉农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

      （作者：任盛宇；来源：公务员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