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蒋介石长期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是我国由内战到全国对日抗战的转折点，不仅促成了国内的和平与统一，建立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更加速了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发展。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对于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蒋介石长期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是我国由内战到全国对日抗战的转折点，不仅促成了国内的和平与统一，建立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更加速了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发展。

深入剖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对于当前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1西安事变是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键因素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通过对时局的全面考察与分析，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既符合历史发展的主线，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需要的。经过不懈努力，国共两党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开启了联袂抗敌御侮的历史新进程。深入分析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统一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联系起国共合作的思想纽带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大家庭，统一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维系这个大家庭曲折发展、经久不衰的精神动力。这种体现中华民族观念的强大精神力量，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整个民族凝聚起来，指向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

《西安抗日起义临时每日电讯》

当历史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保家卫国、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最为紧迫的任务。国共两党作为当时国内的两大政治力量，能否精诚团结、密切配合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影响到抗日战争的进程以至最后的胜利。

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共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采取逼蒋抗日策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蒋介石也在被囚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张学良、杨虎城等国军将士的抗日决心和勇气，强烈感受到举国上下对团结抗日的巨大期待，唤起了他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情怀。

虽然之前国共之间存在着种种分歧，但两党最终捐弃前嫌，携手共赴国难，这一变化发展的思想基础正是统一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充分认识全面评估形势，选择符合历史潮流的前进道路

历史潮流代表着历史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趋势，承载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孙中山先生曾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加速升级并取代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是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要求，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反抗法西斯主义暴行逐渐成为整个世界的共同任务，成为这个历史阶段的时代主题。正是这种人心向背和历史大势的无形力量，对当事各方形成强大的政治约束，促使他们谨慎作出抉择。

《为什么释放蒋介石？》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竭尽所能使事态向和平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全力促成各方达成和平解决的共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势力没有冒然采取军事行动，蒋介石自身也作了一定的调整改变。这些顺应历史潮流之举，赢得了民众广泛支持和拥护，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

结成“三位一体”联盟，依靠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为支撑

红军长征胜利后，蒋介石立即将东北军调往陕北，与驻扎陕甘的第十七路军共同围剿红军，但他这个“用异己消灭红军，同时用红军消灭异己”的卑劣手法却客观上促成了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联盟的形成。在持续剿共连受重挫后，张学良和杨虎城逐渐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认识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唯一出路，逐渐与红军达成共识。

1936年4月，中共决定由周恩来同志负责联合张、杨的事务，后又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军委员会，设立了联络机构。中共负责上层统战工作的同志及爱国人士多次与双方高级军官接触，进行疏通调节，揭露蒋介石的独裁阴谋，消除了双方的猜忌与隔阂，使他们坦诚相见，在联共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方在前线由敌人变成了友军。1936年秋，在中共分别争取及三方共同努力下，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了具有强大实力的“三位一体”政治联盟，构筑起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牢固“铁三角”，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形成有力对抗。

尊重各自政治现实，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和灵活机动策略

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党派在一定时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联合战线。只有充分尊重各自的政治现实，存异求同，彼此让步，才能达成共同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率先做出让步，这种让步是从改变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敌视态度开始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到《八一宣言》发表前，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共同抗日。

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与此同时，在行动上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城市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国共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1936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完成了对国民党、蒋介石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政策的重大改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面对复杂的形势局面，中共中央正视客观现实，及时调整方针政策，于12月19日通过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和《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最终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这个决定对中共来说，既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也争取到社会的同情，为国共合作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形成了全国统一抗战的良好局面。

2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战略昭示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80年了，但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及伟大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看得更加清晰，认识得更加深刻。这一特殊事件的解决，锻炼了我们党独立自主应对和处理重大问题的能力，深刻的历史启示在当前仍具有强大生命力。

西安事变纪念馆内景。

顺应时代发展是引领国家走向正确道路的必要前提

西安事变爆发前，日本侵略者在鲸吞东北后，继续染指华北，企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在如此严峻的历史关头，蒋介石置国家安危、民族存亡于不顾，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西安事变给了蒋介石一个深刻的教训，使他坚持五年之久的“先安内后攘外政策”一时间陷入彻底孤立境地，不得不停止了延续十年的“剿共”内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从根本上扭转了当时国内的时局，既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成功，也顺应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时代洪流，在中华民族伟大历程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当跨过无比残酷的战争年代和东西严重对立的冷战时期，历史的车轮滚滚进入新的世纪，世界局势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国际形势呈现出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态势。

但从整体上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必须牢牢把握时代主题，审时度势，科学谋划，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向前进。

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是赢得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关键基础

红军的强大实力使张学良、杨虎城在“剿共”作战中损失惨重，加速了他们向“容共、联共”思想的转变，增强了他们逼蒋抗日的信心。西安事变后，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结成精诚团结、坚强有力的“三位一体”强大军事联盟，对国民党方面构成一定震慑和威胁。

特别是宋子文到达西安后，经过实地调查及对时局的全面分析，认识到南京讨伐派的军事行动，不但不能救蒋脱险，相反，将使“委员长性命处于危险之状态”。此后，国民党方面很快抛弃了军事解决的念头，由此促成了西安事变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

张学良公馆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反映。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已经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惨痛记忆。

近年来，随着“中国崩溃论”的破产，一些人开始鼓吹“中国威胁论”，把我国维护合理合法的国家权益说成是“咄咄逼人”“傲慢”“强硬”，意图妖魔化中国。习主席深刻指出，发展才能自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破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不断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强大物质基础。特别要努力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以强军目标为引领，深入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构建起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打下更为扎实的基础。

巩固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法宝

面对中日民族矛盾已经转化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中共及时调整对敌政策，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表明“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

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共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与张学良和杨虎城达成秘密停战协定。最终，以中共为主导的统一战线策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历史一再证明，中华民族无论是哪个阶级、阶层、党派，不管存在多大分歧，只要以民族大义为重，都能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结成统一的战线。习总书记在会见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时指出，海峡两岸是割不断的命运共同体，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政治基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民意主流。

然而，目前台湾岛内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蔡英文履任后，台湾当局不但不承认“九二共识”，且台独倾向更加明显。面对这种情况，国共两党更要本着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巩固“九二共识”政治基础，坚决反对“台独”，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和亲情，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要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伟大旗帜，建立具有广泛性、包容性、多样性和社会性的爱国统一战线。

同时，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掌握规律、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创新方法手段，既需要官方的接触和沟通，更需要民间的交流和交往；既需要同执政党加强合作，也需要同在野党扩大交流；既要克服不利于两岸统一的因素，也要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因素，凝聚和发挥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努力，共同创造所有中国人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综合运用原则性和灵活性是应对复杂局面的有效途径

西安事变发生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中共坚持和平方针，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走向抗日，揭露亲日派打着拥蒋旗号发动内战的阴谋；同情西安事变，给张、杨以实际援助；切实准备，用防御战给“讨逆军”以沉重打击。正是由于中共采取的团结抗日原则，同时运用灵活机动的策略，分析矛盾，解决问题，取得了良好成效，最终促成联合大局。

图为西安骊山兵谏亭。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包围华清池，蒋介石藏于此处，后被发现送往西安。

当前，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从国内看，随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核心竞争力、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但由此带来经济社会变革、利益关系变化、社会格局调整的速度、广度、深度前所未有，转方式、调结构的力度也前所未有；贫富差距、贪污受贿、腐败堕落、违法乱纪等群众反响强烈问题依然存在；信仰物化、诚信缺失、精神滑坡、道德失范等现象时有发生。

国际上，敌对势力加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力度，加紧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攻势，公然宣称搞垮中国的“四化”，就是想让中国高级领导形象丑化、马列主义信仰虚化、干部队伍腐化、民众政治意识淡化；我国周边一些热点地区局势充满变数，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活动猖獗，地区安全因素趋于突出。

这些内外难题，都极大考验着我们党执政的智慧。古语云，治大国若烹小鲜。面对当前外部环境空前严峻，内部改革矛盾凸显的复杂局面，我们必须保持冷静的分析判断，牢牢把握党的建设总要求，正确认识对待新时期社会各种矛盾，坚持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难题，提高应对复杂局面问题的能力；要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条主线，加强和规范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