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伶：西安事变的撼世“序曲”（上）——谈谈从“汉中密约”到西安事变的真实缘由

点击：  作者： 李伶    来源： 国防参考  发布时间:2017-01-04 13:25:40

 

       【编者按】:垂虹青史的西安事变，迄今80年。80年来的风风雨雨，既冲淡了某些原本就有的深刻记忆，也拂去了笼罩史实的某些尘埃，经过有心人一番挖掘，那些被冲淡、被忽视、被掩饰、被扭曲的本来面貌以及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便渐渐显露出来。著名军旅作家李伶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参与了我军抢救党史、军史活材料的具体工作。

他通过对武志平、徐以新、傅钟、童陆生、陈明义、汪锋等诸多亲历者的详细采访，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杨虎城的密使》，受到了当事人、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的首肯和好评。

其后20多年里，他进一步挖掘和研究，随着档案材料的逐步解密以及社会认知力的深化，先后写出了《西安事变的序曲》《1933：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汉中密约》两部巨著，皆经原总政宣传部和军事科学院专家组审阅，由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以上三部纪实文学均从不同角度披露了共同史实：鲜为人知的1933年“汉中密约”，引出了3年后的西安事变。至此，党史、军史、统战史上的一个重大盲点成为亮点。

1第一部分：何谓西安事变的“序曲”

众所周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一部气壮山河的爱国颂歌，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曲颂歌竟然有段鲜为人知的撼世“序曲”。如果将西安事变与其3年前发生的“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的御侮协定加以研究和分析，就会发现：“汉中密约”（又称巴山协定）就是西安事变的撼世“序曲”。

 “汉中密约”诞生背景

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进入巴山。蒋介石责令四川各派军阀“停止内讧，共同剿匪”，并委任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军费20万元、子弹100万发……巴山南麓的“剿共”阵势形成了。

巴山北麓，本属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亦称陕军或西北军）防区。蒋介石原以为红军会西进甘肃天水，早已将杨部第三十八军主力调往甘肃，而将陕南防线交给了他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旋即扩编为第一军）。按理说，夹击巴山红军应由一师承担。然而，惯于借“剿共”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却舍近求远地责令三十八军重返陕南，与胡宗南调防。

杨虎城左右为难：若违抗军令，就会受军法处置，或被取消番号；倘若服帖顺从，恰好中了蒋介石的借刀杀人之计，陕军实力不堪设想。

这时，十七路军作战参谋、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通过高级谋士杜斌丞向杨虎城建言：“联络红军，互不侵犯。”

杨虎城采纳了这一建议。5月上旬，当武志平跟随调防的三十八军来到陕南汉中时，接到了杨虎城委以重任（作为杨虎城特使找红军——红四方面军负责人进行和平谈判）的手谕。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调查员，身揣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给红军的绢书和西北军使用的密电码，以及川陕甘三省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等，雇请巴山地区的理发员杨才为向导，天不亮就离开了汉中。

两天后，他俩翻越了巴山顶部的天池寺，来到巴山南麓的西河口小镇，遇上了土匪头子徐耀明部的纠缠。胆小的杨才就此驻足而返回了汉中。从此，武志平背着沉重的军用地图等物，只身一人在川陕边界诸股土匪中艰难绕行十多天，终于5月下旬来到通江县两河口，在一座民房里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

傅钟读罢孙蔚如军长的绢书，赞扬说：“来书从国家和民族利益着想，很可贵！”接着，他让武志平谈谈“怎么想起这步棋的”？

武志平说：“共产党中央的一月宣言上说，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任何部队订立共同抗日协定，这在陕军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反对蒋介石对敌退让、对内镇压的独裁政策，但限于本身力量，还不能公然揭竿而起，只能秘密地和红军建立友好关系。”武志平边说边从油布包中取出了军用地图、密电码、灯语、旗语等绝密要件，并说这是杨虎城为表诚意而献上的礼物。实际上，这些无价之宝本是武志平利用作战参谋之便，冒着生命危险从陕军总部偷出来的，此刻他隐瞒了实情，恰到好处地为促成两军和谈提供了一枚砝码。

当天深夜，正在前线指挥空山坝大战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得知杨虎城的特使送来了军用地图，异常兴奋地在电话中对傅钟说：“雪中送炭呀，你马上派骑兵给我送来！”约一个多小时后，徐向前给傅钟回电话：“地图收到了，很有用。好好接待来使！”

时任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直接过问两军和谈事宜。他当时住在通江县苦草坝，距两河口有100余里山路。为确保来使安全到达苦草坝，张国焘派骑兵迎接，傅钟也派专人护送。途中，武志平面见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

张国焘热情迎客，特地设宴为其洗尘，并将参谋长曾中生、供给部长郑义斋、卫生部长苏井观等许多高级干部招来相陪。

席间，武志平亮出了这次和谈的底线：“陕军有很浓的地方色彩，内部极为复杂，既有迷恋家私的高官，又有忠于蒋介石的特务。杨虎城总指挥出身贫苦，且有爱国思想，与蒋介石有矛盾，但在现实条件下，他联共反蒋只能是秘密的。望红军心中有数，不要公开张扬。”

此后，红军派中共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随武志平抵汉中会谈。

十七路军作战参谋、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

解放后的武志平。

杨虎城密令孙蔚如“举酒杯”

会谈前，孙蔚如给杨虎城密电：“门敲开，如何待客？”

杨虎城回电：“举酒杯。”

1933年6月1日上午，会谈正式开始，会址在汉中市建设局宿舍王宗山家中，参加者有孙蔚如、王宗山（第三十八军参议）、武志平、徐以新。

会谈进行2小时，协议如下：

一是巴山为界，互不侵犯；

二是陕军阵地前沿设联络站，由武志平常驻，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

三是红军可以以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部分日用品；

四是陕军馈赠部分药品和部分军用地图，以表诚意。

为防泄密，这次会谈不搞文字协定，但双方皆表示“信守诺言”。

出于慎重，徐以新表示，待回去汇报后再给答复。

陕军方面即刻兑现了诺言：赠以药品、松发油（可代擦枪油）、油墨等共17担物资和好几份巴山地区的军用地图。

6月3日，武志平、徐以新化装成商人，雇用17名挑夫，经麻桑坝、天池寺、凉水井至碑坝。每30里变换挑夫，以切断货源秘密。

武志平在护送徐以新南归途中，就势于川陕边界只有7户山民的小山村，在凉水井建立了秘密联络站，由他和一名勤务兵在此常驻。

张国焘、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等对汉中会谈的4条协议表示赞赏。于是，复派徐以新赴汉中正式谈判。两军于1933年6月24日正式签订了秘密协定，时称“汉中密约”，亦称“巴山协定”。

为表诚意，仍像上次一样，陕军又送给红军17担紧缺物资。为何两个17担？陕军密使武志平解释说：“代表十七路军。”

 “汉中密约”生效后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孙蔚如迫于压力，畏蒋情绪有所增长。他总想让红军尽快西进而避开瓜葛。

杜斌丞深感事关重大，很想亲自去汉中走一趟。偏巧，孙蔚如夫人张玉娥自杀，杨虎城即派杜斌丞去汉中代为抚慰，并妥善处理川陕边界的秘密事宜。

杜斌丞在汉中一住三个多月，他以自己的声望和见解影响了孙蔚如，使其继续保持了和红军的秘密联系。

杜斌丞离开西安之后，局势继续恶化：蒋介石突然明令撤了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胡宗南的心腹胡抱一在汉中施加压力；蔡廷锴、李济深等起事反蒋的“福建事件”归于失败。这些都加深了孙军长的畏惧心理。他仍寄希望于红军西进，去打胡宗南，特复信让武志平面见“西光兄”（张国焘）而“一谈究竟”。

这时，川军正准备对红军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六路围攻”。武志平借这次去红军充当“说客”之机，将陕军情况向张国焘、陈昌浩等人作了详尽汇报，并建议红军派特使去汉中巩固友谊，设法稳住孙蔚如。

张国焘派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秘书长黄超随武志平回汉中，并赠给孙蔚如、王宗山每人10斤通江银耳。

这是两军第三次汉中会谈。仍在王宗山家中，陕军代表仍是孙军长、王宗山、武志平，红军代表黄超，正式会谈了一个多小时。此次会谈的友谊气氛虽有逊色，但善于言辞的黄超晓以利害，起到了稳定孙蔚如的作用。致使陕军仍然没有听从蒋介石差遣而参与川军发起的对红四方面军的“六路围攻”。

其后，为方便长期给红军供货，陕军先后建立了三条秘密交通线。

中线：汉中——麻桑坝——天池寺——凉水井——碑坝；

西线：麻桑坝——八海坪——西河口——碑坝；

东线：汉中——城固——西乡——镇巴——鱼渡坝或黎坝。

通过这三条交通线，陕军为红四方面军送去了大量的物资，使川北红军有效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经济和文化“围剿”。此外，这三条交通线还为中共重要人物过境及情报的传递起了安全保障作用。中共陕西地下省委负责人张光远、潘自力等，都是在武志平掩护下通过红色交通线进入红四方面军的。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参谋、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开国少将陈明义，曾率侦察排至镇巴渔渡坝，从武志平手中接收了17担物资。

上述三条交通线产生的许多动人故事，就是20世纪50年代电影《红色交通线》的原型。

蒋介石发出通缉令

 “汉中密约”遇到了挫折。

1934年6月，蒋介石给杨虎城发来电报，命令将“经常给共匪输运军火、汽油等物”的三十八军参谋武志平“就近查办”。

陕军只得让武志平将此事转告红军后而秘密“出逃”，“汉中密约”就此中断。

武志平离开汉中后潜往上海，向中共上海特科负责人王世英（后任山西省省长）等作了口头汇报。遵照王世英等领导人的指示，武志平回到汉中，在陕军保护下从事中共的地下工作。

1935年春节，张国焘为了调动胡宗南的嘉陵江守军，配合中央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竟在陕军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汉中发起了突然袭击。节节失利的陕军又将“待家赋闲”的原作战参谋武志平再次派往红四方面军，以解城下之围。

武志平带着一大包从上海捎回的军用电池、发报机零件和军事情报等，走进了红四方面军防区。此时，红军前线将领对武志平十分警惕，在他提供的情报未得到验证之前，不让他返回。出于往日的情分，又不能将他拘押，就派几个护兵以去后方见首长为名，在冰天雪地里转了十多天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才会见了他，并向他解释说，红军攻打汉中的意图是吸引胡宗南注意力，以便见机西渡嘉陵江，向甘肃进军。现在目的达到了，红军马上就离开川陕，劝他尽快回陕军去。

武志平回答说：“红军这一走，密使无用了，加之这一仗惹怒了陕军将领，陕军不会再容我安身了；蒋介石仍在通缉我，实在无路可走了。再次提请你们，收留我吧！”武志平还说，他对甘肃地形很熟，曾代表杨虎城出使过马家军，与马仲英师长关系很好，只要红军收留他，他会说服马家军，为红军西进借道。任其苦苦央求，陈昌浩和张国焘意见一致，仍将其拒之门外。

武志平就此离开了红军。“汉中密约”画上了句号。

傅钟老将军评价“汉中密约”

20世纪80年代，笔者通过对武志平、傅钟、徐以新、陈明义、童陆生、符先辉、王定国等当事人的采访，搜集了大量资料，并以对三条交通线的实地考察为据，写出了33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杨虎城的密使》，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为该书写了序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序文介绍了“汉中密约”的简要经过和亲自接到武志平送来的军用地图和密电码等情况，然后称赞《杨虎城的密使》一书“具有不矫不饰、真切自然的风格，既令人可信，又引人入胜。”序文还说：“回想起来，这个密约竟保持了两年之久。在当时条件下，称得上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重要成果。杨虎城将军麾下的这支部队（即三十八军），由此（而自然而然地）参加了西安事变，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毅然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也是很值得在革命史册上书写一笔的。”

这一重要协定，既为评价杨虎城的历史地位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他与共产党、与红军的真诚合作探索了经验，更使人看清了西安事变孕育过程中的陕军的核心因素及其渐进的轨迹。

2第二部分：“序曲”之说的史实支撑

将“汉中密约”喻为西安事变的“序曲”，有六大支撑点。

支撑点之一：主人公基本相同。

 “汉中密约”的主人公是杨虎城、共产党的有关领导人，还有未出场的蒋介石。西安事变的主人公也是杨虎城、共产党的领导人、蒋介石。还有一个主人公张学良，也是因为“汉中密约”，红军壮大了实力，致使张学良的陕北“剿共”连连败北，这才迫使他接受杨虎城的主张，让他也成了西安事变的主人公之一。

支撑点之二：同一个“舞台”。

 “汉中密约”发生在汉中，西安事变诞生于西安，都在三秦大地，都属主人公杨虎城及其属下第十七路军防区。

支撑点之三：基调都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为什么反蒋？因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热衷内战，将大片国土拱手相让，引起国人的反抗和不满，所以，张学良、杨虎城由“劝谏”到“兵谏”，发动了西安事变。“汉中密约”反蒋的原因，抗日的目的，可从1933年5月初杨虎城给武志平出任密使的手谕中得到证实：

志平参谋弟：

    别来日久，殊深驰念。余于上月二十五日平安抵省，祈勿念。值慈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我同志，务须深自警惕，力图奋发。吾弟才华卓著，尚希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是为至要。此询近佳。　

　　　　　　　　杨虎城手启

　　　　　　　　　　五、四

杨虎城的这份手谕，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至今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其中有三个要点耐人寻味：一个十七路军上将总指挥跟少校级的参谋称兄道弟，实属罕见，倚重之中，必有大任；“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而“是为至要”，暗示此大任之领导关系；“日寇凭陵，国势阽危”，道出了与红军谛结和约的目的是抗日救国。

当时陕军三十八军孙蔚如军长按照杨虎城旨意给红军的如下绢书则更为清楚地体现了杨虎城“反蒋抗日”的重要思想。

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总政委：

    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却侈谈“攘外必先安内”，妄图以武力消除异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我中华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言念及此，实切隐忧。蔚如与杨虎城窃谓，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特揣冒昧，派我部参谋武志平晋谒虎帐，陈述我方对于时局的意见。深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以纾国难。贵军如表同意，请迅即派员前来，共商大计。迫切陈词，无任翘盼之至。敬祝胜利！

　　　　　　孙蔚如谨启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

这封绢书直接表明，陕军与红军“停战议和”是为了“以纾国难”。这个基调，与西安事变的“共同抗日”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汉中密约”是陕军与红军“阋墙御侮”的最初实践。而西安事变则是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面上“阋墙御侮”的根本觉醒。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序曲”与“主歌”的一致基调。

支撑点之四：事态发展的渐进性。

 “汉中密约”和西安事变的共同障碍都是蒋介石。这就形成了抗日与反蒋的必然联系。“汉中密约” 的反蒋是隐蔽的；而西安事变之反蒋体现出公开性、激烈性，乃至发展为“捉蒋”——“逼蒋”——“兵谏”。

促使其变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汉中密约”的成功实践。由于“汉中密约”，杨虎城与共产党建立了组织上的联系，这就为西安事变的联共铺平了道路，并在思想上增强了联合各界抗日的决心和勇气。因此，当东北军入陕后，杨虎城敢于联手张学良，共同向蒋介石发难。仅从胆量而言，由“瞒蒋”到“捉蒋”，其“虎胆”之形成，是与“汉中密约”的磨砺分不开的。这一点，可从杨虎城从容应对蒋介石对武志平的追查上得到印证。

1934年6月，蒋介石给杨虎城发来电报：

       据密报，有伍志平其人，自称系三十八军参谋，住在西河口附近。经常给共匪输运军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办，并告。

　　　　　　　　　　蒋中正

杨虎城抓住“伍”与“武”之差，复电道：“据查，我部无伍志平其人，给共匪输运军火事想系误传。”

不几日，蒋介石又来电，将原先的“伍志平”更正为“武志平”，其余一字未变。

杨虎城在不得已情况下发出了缉拿要犯武志平的“通缉令”。而事实上他让武志平安全地离开了陕西。

以上史实说明，杨虎城的反蒋策略已由最初的瞒蒋发展为游刃有余的“阳奉阴违”，乃至后来的公开反蒋。这一过程构成了从“序曲”到“主歌”之渐进关系，其间产生的诸多曲折，成了“序曲”组成中的生动音符。

杨虎城给武志平的手谕。

支撑点之五：促成因素的一致性。

在中国全民抗战的征程中，有两个来自共产党的光源性灯塔：一个是“一月宣言”；一个是“八一宣言”。

为了共同抗日，中共中央于1933年1月17日发布了“一月宣言”。

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抗日协定，但要符合三个条件：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自由，武装民众。杨虎城看到了这个宣言，思想上产生共鸣，赞成共产党的主张，这才派员敲开了红四方面军大门，与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的“汉中密约”。

 “八一宣言”就是《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它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35年8月1日在共产国际“七大”发布的，故名“八一宣言”。

宣言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宣言宣告：“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宣言还说：“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

1933年12月，杨虎城（左二）以赴汉中考察防卫为名，同孙蔚如（左三）、赵寿山（左一）等人商量与红军互不侵犯事宜。

看完“八一宣言”，杨虎城自然联想到中国共产党的“一月宣言”及其感召下的“汉中密约”。时隔两年半，这个“八一宣言”，文字更沉重了，文章也长了，但核心问题没有变：抗日救国。统战条件却宽松了许多：任何党派、任何武装力量、武装集团，包括国民党军队，只要停止敌对行动，红军都愿意与之携手，共同救国。

不难看出，“八一宣言”是“一月宣言”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二者均源于中共团结抗战的统战政策，因此，在此精神感召下产生的“汉中密约”和西安事变，构成了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支撑点之六：两个统战协定的关联性。

 “汉中密约”，这是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与红四方军签订的“互不侵犯协定”，亦即国共两党所属两支部队的秘密协定。既有具体条款，也有大量的履约行动。这个协定坚持了两年之久，被称为“中共军史上第一个成功的统战协定”；西安事变则是国共两党、两军走上全面抗战的统战协定。口号也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所不同的是，范围更大了，层面更高了，效果更佳了。将二者联系起来看，前后两个统战协定之间的由小到大，表明了“序曲”与“主歌”的内在关联。（未完待续）

作者：李　伶

军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