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际上，《历史的回顾》本身的叙事，也是前后矛盾——回忆录中后文中陈述了徐向前从黑水河下游往上游前进时与彭德怀会面的场面，如果徐向前真如回忆录前文所述率从理县赶前马塘、芦花去指挥中路军的话，那他与彭德怀就不可能在黑水河两岸相向而行中碰面了。考据史实，一定要注重地理要素的辩析——这太重要了!

      先将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和国防大学所编的《徐向前年谱(1901～1949)》关于1935年7月6日前后有关事件的陈述的原文引出——

《历史的回顾》有关叙述：

【张国焘从两河口回返茂县途中，经下东门见到了我。他对会见中央领导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愿多谈。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我最关心的是下一步向哪个方向打?他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粮食、给养都不好办。我说：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我和昌浩商量，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突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张国焘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因此起草了一份电报给中央，并且要我第二天去懋功，当面向中央陈述他的意见。翌日，因李家钰部猛扑我威州前沿阵地，战局紧张，我要指挥部队作战，无法脱身，结果没有去成。

张国焘回茂县后，又来电话，要我们仍按中央的决定，攻打松潘。具体部署是：以王树声率四个团于岷江东岸，控制北川至茂县一线阵地，继续阻击和牵制川军，并吸收胡敌南向;以陈昌浩率一部（右路），我率一部（中路），分路经黑水、芦花北进，出毛儿盖，迂回松潘。七月六日，我和陈昌浩分别率部队从理县、茂县出发。

就在我们出发的当天，中央慰问团抵杂谷脑，慰问四方面军。慰问团成员有李富春、林伯渠、罗迈(李维汉)、刘伯承等同志。张国焘去杂谷脑，迎接慰问团。后来我听说，张国焘曾在那里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向中央要权。还煽动一些同志，向中央建议由我当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当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当总参谋长等。陈昌浩也发电报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线总指挥，周恩来兼总参谋长。我当时被蒙在鼓里，对这些事情一概不知。】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84～第2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徐向前年谱(1901～1949)》的有关叙述：

【7月6日……

△与陈昌浩分别率红四方面军组成的中路军和右路军，从理番、茂县出发;王树声率岷江东岸部队，控制北川至茂县一线阵地，继续阻击和迟滞川军，并吸引胡宗南南向。

△张国焘向到红四方面军驻地慰问的中央慰问团成员李富春提出解决“组织问题”。李富春从杂谷垴致电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张闻天，反映张国焘“尤关心统一组织问题……建议充实总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等，“我以为此事重大，先望考虑”。】

——《徐向前年谱(1901～1949)》第205页，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

这两个陈述，都与相关史实严重不洽!

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实际上系在一个关键的地名上——东门外。张国焘在两河口开完会后，是在哪里跟徐向前、陈昌浩见的面?他回过茂县没有?他是在哪里召开会议向李富春发难的?徐向前是不是真如他人所撰的回忆录所述，对会议商定的内容“蒙在鼓里”、“一概不知”?这个会，徐陈是否在场?是徐陈离开后才开的，还是徐陈在的时候的开的?会后，是不是真如回忆录和年谱所述，“与陈昌浩分别率红四方面军组成的中路军和右路军，从理番、茂县出发”，赶赴《松潘战役计划》中各自的指挥位置?……

笔者考证的结果——答案都是否定的!回忆录撰稿者和年谱编者，都大有“为尊者讳”之嫌——《年谱》编者引用李富春电报时，刻意隐去了对回忆录撰稿者的叙事不利的关键性内容，是为治史者之大忌!这既是对读者的不尊重，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哩?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6月30日，张国焘启程回理番(今理县)，林伯渠、李富春、刘伯承等所率的中央慰问团与之同行。7月2日，张国焘将同行的中央慰问团安排在距杂谷垴约20里处关口村红军大学住宿，自己则先行去了杂谷垴(或理番县城薛城镇)。当晚21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对松潘战役部署提出建议，大意是松潘战役可由红四方面军担任主力，“一方面军可以占阿坝一带，创造后方，暂休息补充，作四方面军预备队”。

这个联署电报是否是张、陈、徐三人在一起商量后签署的，是在何处发出的，目前尚难作出最后确认。根据林伯渠次日的日记记载，因为杂谷垴是红四方面军后勤部门和中共川陕省委所在地，所以慰问团到达这里后，决定林伯渠留在这里慰问红四方面军同志，李富春、刘伯承则前往东门外去看望徐向前、陈昌浩：

七月二日，晴，早六时行(注：从大秋地出发)，行约八十里到关口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宿营。

七月三日，晴。午前十一时抵杂谷脑，部队及番人群众均列队街口欢迎，午餐后伯承、富春赴东门外访徐、陈、原总兵站部部长吴先恩。余留此。

这里的“东门外”是一个极易产生误读和混淆的地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笔者也跟很多研究者一样，想当然地认为这个“东门外”，指的就是杂谷垴或薛城的东门之外!笔者曾经查阅过《理县县志》和《理县地名录》，也曾到当地寻访群众，始终没能找到这个“东门外”。后来想到此间县治在几十年间多有变化，于是又查阅了相关邻县的地名录。最后终于发现，这个“东门外”实际上是一个当年属理番县而现已归汶川县龙溪乡辖一个村寨名!现名为东门口村或东门寨，“东门外”得名之缘由是因为这里曾是古霸州城的东门之外。这个地方距薛城20公里以上、距杂谷垴(今理县县城)40公里以上，距岷江畔的威州(今汶川县县城)约10余公里，距茂县县城约60公里。

这个村子，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曾经提到过——只不过徐的称谓是“下东门”：

【李先念率八十八师和九军一部出发后，为便于指挥前线部队作战，我即移住理县下东门(引者注：这就是“东门外”)。张国焘、陈昌浩仍在茂县。下东门为岷江和杂谷脑河汇流的地方(引者注：实际上离汇流处还有20里路)，是块平坝子。四周环山，林木葱茂，蹦跳腾窜的猴群，嬉闹在山林间，逗人喜爱。有时我和警卫员、参谋一大早起床，站在山边看猴子玩耍，别有一番情趣。】

徐向前的这段回忆中的地理要素与环境与如今的东门口村极其相似，但徐自陈的此间活动轨迹与笔者在当地的调研有些出入：徐当时并不是从茂县移驻东门外的——红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北麓会师的6月12日，张国焘曾通过李先念向中共中央领导人通报过张、陈、陈三人当时所在位置：“向前在理番，昌浩在北川，弟在茂县”。而据理县有关史料称：1935年6月7日～8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曾在理番境内的佳山寨驻节，12日又西迁至杂谷垴。徐向前移住东门外，应该是在此之后的事情。而从东门外赶往茂县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

如此，7月2日21时这份联署电是三人一起商量后发出的可能性就只有一种：张国焘7月2日晚上就赶到东门外见到了徐陈，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又联署了该电。但平心而论，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的原因是：果如此，张国焘这一天要走近200里路(7月1日张国焘与中央慰问团同宿于九军二十七师驻地大秋地，距杂谷垴尚有百里之遥)。或者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徐、陈首长当时在杂谷垴，张国焘是在杂谷垴与徐、陈见面并商定相关作战部署后联名发出此电的——不过如此一来，徐、陈次日不留在杂谷垴迎接中央慰问团却直接返回了东门外，也就显得十分不合情理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7月2日晚，张国焘是在杂谷垴或理番县城(今薛城镇)用电话与在东门外的徐、陈就作战问题进行了商量，在取得了一致意见后，由张国焘签发了这份联署电。3日或4日，张国焘又继续赶往东门外与徐、陈相见。据陈昌浩回忆，张国焘与其见面后，“中央好的东西一点也没谈，谈的都是攻击中央特别是攻击毛主席的东西，把遵义会议之前的错误领导和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混为一谈”。

盛仁学所著《张国焘年谱及其言论》称：7月5日，张国焘即在杂谷垴召开会议，散播对中央不满和对中央路线怀疑的情绪，挑拔红一、四方面军的关系——这里的“在杂谷垴召开会议”似不确，因为据《林伯渠日记》称，张国焘、李富春、林伯渠一起从东门外回到杂谷垴的时间是7月7日晚。如果7月5日张国焘召开过这个会议，那就只能是在东门外而不可能是在杂谷垴召开的。

而且很难想象：徐、陈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或者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容。

图1：杂谷垴附近地理要素略图

关于这个问题，李富春于7月6日凌晨1时签发的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电可资佐证——这份电报是在东门外而不是杂谷垴发出的，在这份电报中，李富春转达了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关于“统一组织问题”的“具体意见”：

【朱、周、王、毛：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六日一时】

“大家意见”——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

张国焘哩?没明说，当然只能是“更高”!高到哪里去?党中央自己去想。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称：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先经杂谷垴与徐会面后回到茂县，7月6日再从茂县赶往杂谷垴迎接中央代表团，而当日他与陈昌浩已分别率队出发，对此间或此后“要官”之事“蒙在鼓里”且“一概不知”。笔者认为此说不确。李富春1935年7月6日1时致中央电言明的信息可印证张国焘与徐、陈见会见的时间以及7月5日在东门外开会的大体内容，同时也说明：会议的内容，徐向前、陈昌浩是知道的……

而且，张国焘是先于中央慰问团与徐、陈见面的。

这份电报并不长，请问《年谱》编者为什么不全文引出?想隐瞒什么?避讳什么?

还有，这份电报是7月6日凌时1时从东门外发出的，说明这个会是7月5日开的，形成了“大家意见”，并不是年谱所言，是徐陈离开后才开的，这样刻意颠倒事件的发生时序，是什么意思?想掩饰什么?遮盖什么?

7月6日，徐、陈“由理返茂”，并没有“分别率红四方面军组成的中路军和右路军，从理番、茂县出发”——也就是说，徐向前并没有按《松潘战役计划》预定部署从理县经杂谷垴赶往马塘、芦花自己的指挥位置。7月7日，张国焘则与李富春、刘伯承一起返回杂谷垴。

实际上，《历史的回顾》本身的叙事，也是前后矛盾——回忆录中后文中陈述了徐向前从黑水河下游往上游前进时与彭德怀会面的场面，如果徐向前真如回忆录前文所述率从理县赶前马塘、芦花去指挥中路军的话，那他与彭德怀就不可能在黑水河两岸相向而行中碰面了。

图2：徐向前、彭德怀沿黑水河相向而行，在亦念（今云林寺村）相会

如今已为黑水县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瓦钵梁子徐向前旧居可谓是一个无言的证据：徐向前当年就是从此沿黑水河向上游赶往芦花的。如果真如回忆录或年谱所言，徐向前是经理县去指挥中路部队这的话，那他就不可能经过瓦钵梁子且在此间住留。

图3：黑水县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瓦钵梁子的徐向前旧居

考据史实，一定要注重地理要素的辩析——这太重要了!

这是笔者的经验之谈，各位方家不妨参考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