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要求经济发展将提高质量和效益放在中心位置，跨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三大关口”，而且对金融业提高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效率和水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较长时期在波动中下行的态势，从2016年以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市场预期改善，加之国际经济环境有所改善，经济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如果把我国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过程分为上下两个半程，初步判断，以增速放缓为主要特征的上半程已告一段落，正在进入到以提质增效为主要任务的下半程。经济增速已连续九个季度稳定在6.7%～6.9%，经济增速趋于稳定，波动幅度明显收窄，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将成为主旋律。今年年初以来，经济增速已连续三个季度超出市场预期，达到6.9%。在增速趋稳、就业改善、物价稳定、企业盈利回升的同时，结构调整、动力转换、微观基础、市场环境等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重大变化，预示着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为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造条件

从需求结构看，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边际影响相对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连续八年回落，今年前三季度，投资同比增长7.5%，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速已连续三个季度低于GDP增速。与此同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增强，服务消费成为稳定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2015年和2016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59.7%和64.6%，今年前三季度为64.5%。从产业结构看，与需求结构变化相适应，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提升，2015年和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50.2%和51.6%，今年前三季度达到52.9%。投资增速下降、消费贡献上升、服务业占比提高,标志着我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下降，经济运行更加稳定,这对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基础性作用。

增长动力转换为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了有力支撑

随着创新进入活跃期和新技术扩散加快，产业加快向中高端迈进。今年前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3.4%和11.3%，快于规模以上工业6.7个和4.6个百分点，在工业中的占比和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新经济进入扩张期，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平台经济、无人零售、共享单车、新能源汽车等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根据CB Insights分析报告，2017年中国新增“独角兽”企业数占全球的36%，已成为拥有“独角兽”企业第二多的国家。我国产业技术逐步接近国际前沿，部分领域进入领跑阶段，新技术加速向各领域扩散，为提升产品、工程、服务质量，推动产业发展质量水平整体跃升，实现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增强了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微观基础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企业逐步适应日趋收紧的市场环境，加大成本控制力度，通过兼并重组提升集中度、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等方式，盈利能力得到提升，较好适应了增速下台阶的影响。今年前8个月，虽然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与2011年同期相比，下降约7.5个百分点，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增长21.6%，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回升至6.13%，为2011年以来最高。我国企业对市场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增强，为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奠定了良好的微观基础。

防风险取得初步成效为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营造了有利环境

今年年初以来，通过加强监管力度、整治金融乱象、补齐制度短板、规范地方举债，经济去杠杆取得初步成效，脱实向虚的态势得到初步扭转。初步测算，今年第三季度末我国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量与GDP之比为252.4%，较年初增加8.8个百分点，增幅较上年同期下降9.2个百分点。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与GDP之比为155.7%，较年初增加5.4个百分点,增幅较上年同期下降7.7个百分点。若按照国际清算银行口径，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在今年第一季度已经出现下降。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7%,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金融监管协调性和穿透性增强，监管套利乱象减少，同业业务、影子银行、资管理财快速膨胀的势头得到遏制，经济金融风险聚集的势头减缓，为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营造了良好环境。

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

经过多年调整，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也必须看到，受深层次体制因素影响，经济运行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风险尚未根本消除，产品和服务质量短板仍然突出、新增长动力还不够强大，依靠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依靠工业产能增量扩能形成的经济结构、依靠资源和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形成的增长动力，已经越来越不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必须跨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三大关口”。

第一，依靠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必须加快转变。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我国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取得积极成效，但随着传统产业产能接近或达到上限规模，再简单沿用老办法扩大投资需求，越来越受到投资效率下降和债务杠杆攀升的约束。2015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也就是每新增1元GDP所需的投资达到6.7元，比2010年4.2元提高近60%；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10～2015年我国非金融部门负债总规模年均增长16.6%，比同期名义GDP年均增速快约6个百分点。可见，依靠扩大投资“稳增长”，不仅投资效率会继续下降，债务杠杆会继续攀升，还将增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也难以从根本上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

第二，依靠工业产能增量扩能形成的经济结构必须加快调整。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2010年以来，随着传统产业市场需求趋于饱和，工业增速持续回落，服务业比重逐年上升。在工业内部，钢铁、煤炭、建材、有色、石化、电力等行业渐次达到或超过峰值。由此可见，再像过去那样，依靠“铺摊子”扩大制造业产能推动经济增长，势必将加剧重复生产和产能过剩，扭曲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已经越来越走不下去了。

第三，依靠资源和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形成的增长动力必须加快转变。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生产要素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大幅下降，土地供给日趋紧张，生态环境硬约束强化，原有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开始减弱，继续依靠大规模增加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困难，必须加快推动增长动力从主要依靠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为主转向创新驱动为主。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三大关口”的关键

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提出紧迫要求，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将有关任务落到实处，为跨越“三大关口”创造条件。

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实体经济是强国之本、富民之基。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是实体经济，今后要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也只能和必须依靠实体经济。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增强产业竞争力，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化，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加快建立落后产能退出机制，以处置僵尸企业为突破口，建立市场化法治化退出通道，解决“退不出、死不了”的问题，真正实现市场出清。加快形成产业升级机制，以资产重组、资本整合、产业融合为路径，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农业“接二连三”、传统产业嫁接新技术新模式，真正实现产业升级换代。通过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不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跨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三大关口”，必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三大变革，关键是要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推进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在更多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提升潜力和空间很大，关键在于深化改革。要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加大科技创新的产权激励力度。加快要素市场改革，促进形成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创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要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杆，持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质量层次和品牌影响力，推动我国产业价值链从低端向中高端延伸，形成高质量供给体系。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优化融资结构体系，打造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链，推动存量资产重组，为新兴产业提供金融支持，做好中长期资金供给的制度安排。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建设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的经济体制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金融业要把防范和化解风险放到更加重要位置

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金融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出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我国经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经济变量关系深刻调整，经济结构性失衡矛盾趋于突出，加之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监管的穿透性不足,金融市场波动性增强，金融领域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过去一个时期，政府在有效应对风险上发挥了较大作用，避免了系统性风险，但也使得市场主体“风险免疫系统”没有经受洗礼，防范风险的主体意识不强。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位置，坚持主动防范、系统应对、标本兼治、守住底线,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主动防范，就是要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各类风险的评估，制定系统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实施方案,加强风险防范的顶层设计、系统规划、稳步推进,明确每个阶段风险管理的重点。比如，在处置高杠杆率问题上，从控制杠杆增速、稳定杠杆率、调整杠杆结构到最后降低杠杆水平，都需要有战略规划。

系统应对，就是要将防范和应对风险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进行系统性谋划，从事前、事中、事后的整体视角进行设计，事前加强风险的预判和防范，事中加强风险的应对和处置,事后加强风险免疫和管理能力建设。与此同时，要从矫正经济结构性失衡，完善金融监管框架，修复资产负债表，建立新型风险管理体系，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建设等系统性视角来有效防范和应对风险。

标本兼治，就是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深化国有企业、财税、金融等基础性领域和关键性环节改革。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完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市场规则，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

守住底线，就是要坚持底线思维,既要敢于面对风险，勇于应对风险，又要保持清醒头脑，冷静客观地分析和评估风险，对各种情景做到心中有数。采取措施处置风险点，着力控制增量,积极处置存量，通过科学的风险处置，不断提高金融业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原载于《中国金融》杂志2017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