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出于爱国热忱，以惊人之举和自我牺牲精神，通过捉蒋又放蒋，强行扭转了蒋介石延续十载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垒因之弃旧恶，同仇至此展新颜”，从而使西安事变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关乎民族前途命运的枢纽性转折点。

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出于爱国热忱，以惊人之举和自我牺牲精神，通过捉蒋又放蒋，强行扭转了蒋介石延续十载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垒因之弃旧恶，同仇至此展新颜”，从而使西安事变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关乎民族前途命运的枢纽性转折点。

1顺天应人：时代潮流和人民公意的特殊表达

恩格斯指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凡成大事者，必能够应时应势应人而为。

西安事变决非张、杨两将军一时冲动而起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尤其是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是民族心态、社会潮流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九一八”事变，使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人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因之进一步觉醒，抗日救亡的思想和运动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结束国内纷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中华民族的呼声和社会的潮流。

而蒋介石忤逆时势人心，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内战政策，导致国内各政治派别和广大民众的激烈反对，抗日救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1935年8月，我党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同年12月，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浪潮高涨，并迅速向全社会扩展。各阶层民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也表示拥护“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主张，许多工商业资本家联名通电要求抗日。国民党内部胡汉民、李宗仁、冯玉祥等主战派纷纷抨击蒋介石的错误政策。地方实力派先后发动了逼蒋抗日的三部曲——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前，张、杨分头进行过“苦谏”“哭谏”“诤谏”，但均无效，被逼无奈，只有“兵谏”。历史必须前进，公意必须表达和遵行。张、杨二将军看似偶然的“兵谏”行动，顺天应人，使公意得以实行。他们也因此成为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再一次证明，社会民众的人心所向即恩格斯所说的“合力”，体现社会发展的主流，代表时代的精神，预示历史发展的方向。得人心者昌，逆人心者亡，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在观念上的表现。不承认这一点，藐视大众呼声，终会被历史所抛弃，反之则会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就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推动历史的前进，成为历史的巨人。

当前，祖国的和平统一、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富裕强盛，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时代潮流，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才能得到民众拥护和支持，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2盱衡大局：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促成

开场容易收场难；捉蒋容易放蒋难；除蒋容易和平难。从捉蒋——扣蒋——释蒋云谲波诡的过程看，张、杨和中共等方面，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局出发，捐弃前嫌、不泄私愤、自我牺牲、光明磊落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爱国奉献精神，是促成全国结成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

扣蒋后的形势十分复杂，南京政府内的主战派借机出兵讨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主张杀蒋的官兵不在少数，西安各界群众更是义愤填膺，主张公开审蒋。但若如此，则会引起新的更大内战，在自相残杀中抗日力量遭削弱，反而有害于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所以，捉蒋是大局所需，需要勇气，无此则不能促其猛醒；释蒋更是大局所需，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协调艺术，无此则不能和平解决，实现初衷。

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又是和平解决的首倡者、实施者。他始终在大局下行动，积极促成合作抗日，维护大局。事变当天凌晨，他宣布“兵谏”计划后，对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提问“捉蒋以后，第二步怎样办？”简单回答说：“第二步怎么办？捉了以后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战，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可见，捉蒋虽仓促，但一开始张学良就有只要达成目的，就和平解决事变的想法。之后，他在各种场合表达这一思想。

位于西安城南长安县申店乡双竹村的杨虎城陵园。

如12月13日，在对时局的宣言中明确提出：“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他还敞开和平大门，欢迎各界人士共商抗日大计。在谈判基本达成目的后，他力主尽快释蒋，并亲自送其回南京，巩固事变成果。表现了他为抗日救国，不计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

杨虎城也始终以大局为重。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接受访谈时承认：“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为了逼蒋抗日这个大局，他首倡“兵谏”：“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他与蒋的关系不比张学良。因深知蒋为人狭隘偏私，毫无信义，睚眦必报，故对蒋是否真心抗日、会不会进行报复等顾虑重重，主张有条件放蒋，也不同意送蒋。

但为了形成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局，他明确表示：这次追随张发动西安事变，完全以张的意旨为意旨，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只要张和中共方面意见一致，他无不乐从。

后来，根据形势的变化，在与宋氏兄妹达成协议的基础上，他置个人生死利害于不顾，放弃原有主张，慨然同意张学良及早送蒋回南京，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如果关键时刻他不顾大局，西北“三位一体”联合抗日局面就会遭破坏，新的内战之火就会被点燃，西安事变就难以转“危”为“机”。

至于我党，与国民党兵戈相向、不共戴天十年。兵谏爆发，是审蒋、杀蒋报仇雪恨的天赐良机。经过冷静分析，却确定了“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的方针，认为只要蒋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释放他。

对此，张、杨，蒋和六神无主的南京政府、仓皇救驾的宋氏兄妹等，都大惑不解。个中原因，在于我党一切以民族大义为重，大公无私，只要大局需要，可以置党派恩怨、血海深仇于不顾。正是我党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才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如今，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复杂化、利益群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时期，同时面临复杂多元的安全威胁。我们要继承发扬西安事变这种以大局为重、求同存异、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宝贵经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以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福祉的大局为重，包容互鉴，结成广泛的和平统一、共筑中国梦的新时代统一战线，实现中华民族的新崛起。

3为民请命：国家、民族危亡之机中国军人的铁血担当

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从来就把为民请命的各种行为（包括动用军事手段），视作正义之举，也从来不反对以革命手段推翻暴君苛政。张学良在12月16日上午的市民大会上说：“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

”张、杨“为民请命”经过了“苦谏”“哭谏”，最后不得已发展为“兵谏”。“民命”如天，势必“请”之。于是有血性、有担当的军人，就会肩负起以“兵谏”方式为民请命、扶危定倾的使命。

张、杨的铁血担当来自于对手中武力的正确认识和运用。他们深知，自己手中的武力，乃民众之武力，应该用在抗日战场上，用在逼蒋抗日上，而不能用在自相残杀，对付群众上。

张学良曾说：“我内心不愿意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难过！”“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作，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

《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关于双十二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大纲（对一般民众）》更直接指出：“南京部队都为全国民众血汗所供养，各种武器也都是民众血汗所换来。

如果有少数怙恶不悛之辈，不惜违背公意残民以逞，不肯努力抗敌，只知枪口向内，那时仅全国民众的伟大力量已足将此辈镇压下。”张学良是军阀，但他已改变了自己的军阀本性，由一个军事独裁的封建诸侯变成一位爱国爱民的民族主义英雄，由一位贪得无厌的军阀变成为民为国的斗士。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张、杨能够毅然发动“兵谏”的底气所在。

张、杨的铁血担当来自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张学良回忆说：“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预备死，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啊！我不在乎，真是不在乎。”他虽然没有付出生命代价，但被囚半个多世纪，用终生的自由实现了他的政治道义。

杨虎城归国前夕说道：“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为了国家和民族，杨虎城铁骨铮铮。他一家四口被囚在魔窟式的玄天洞里时，蒋数次派戴季陶、朱绍良、戴笠前去劝其悔过，均遭断然拒绝。

他被囚12载之后惨遭毒手，并祸及全家，一对幼年的儿女竟也无从幸免。染着封建色彩的政治报复是十倍二十倍的疯狂，是百倍、千万倍的残酷。他以这样的代价，实践了一个中国军人的铁血担当。

4爱国之光：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恒久激励

马克思说，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西安事变这个带有“必然性”的“偶然情况”，改变了中国政局的发展走向，加速了中国自由、民主和现代化进程。它就像一座历史灯塔照耀当今，警醒未来。

而这光就是爱国主义之光。西安事变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在民族危难之时，强烈的爱国主义可以冲破阶级的隔阂或对立，使全民族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共御外敌。

杨虎城墓。

西安事变之所以与过去的军阀争权不同，也不同于一般的军事政变，就在于它不是为了个人和某个集团的私利，而是出于正义的抗日救国愿望。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贯穿张、杨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

台湾《中国时报》曾以“东北易帜促成全国统一”“挥军入关结束中原大战”“西安事变改写现代历史”为小标题，评介了张学良最闪光的历史。张学良在谈发动事变的想法时说：“我们这次发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为了国家的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

晚年，张学良的爱国情怀依然强烈，他表示，愿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一点力量，“我过去就是做这件事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为中国出力。我真是主张国家和平统一的，我不喜欢两岸打起来。……假使哪天用得着我，我愿意尽力”。

杨虎城也是一位奋发有为的爱国志士。他数十年如一日，始终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他18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袁世凯称帝，他率部参加陕西省护国军，不久又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陕西靖国军。在北洋军阀分化的时候，他坚持靖国军的旗帜不倒，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表扬。

1926年坚守西安8个月，抗击北洋军阀进攻，以少胜多，起到了战略上策应北伐战争的作用。他和共产党有着良好的友谊。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进行“清党”，但他的部队却保护和起用了不少共产党人。

他能随着时代的潮流不断前进，在民主革命的每个阶段，都站在进步的方面。“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联共抗日，赞同共产党的救国主张，是国民党部队中最早提出请缨抗日的将领。在西安事变中，他同意和平解决，妥善处理善后，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实现了事变的初衷。

被囚时，当看到日本飞机从天上飞过，还禁不住“唉唉”叹息，甚至流下眼泪，忧国忧民之心，丝毫不减。叶剑英评价说：“杨虎城将军终生为国家为民族的爱国主义伟大业绩永垂史册！”

功臣虽远去，青史留英名；勋业如洪钟，回响新征程。当前，祖国的完全统一、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为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顺昌逆亡。发动西安事变历史巨人们所表现出的爱国家、爱民族、谋和平、求团结、促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勇于牺牲奉献的精神，将不断在历史深处发出回响，放射光芒，激励后人——牢记历史，敢于担当，奋勇向前，复兴中华！

作者：张培忠

西安政治学院军事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