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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直民族脊梁,再造湖湘文化
点击:  作者:欧阳君山    来源:草根智库  发布时间:2015-12-08 13: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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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胜利

 

公元201593日,一个值得中华民族注目顶礼的日子!70年前的92日,曾叫嚣“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的日本帝国不得不俯首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中国人民赢得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胜利。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自豪地表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日寇在湖南败走

 

毫无疑问,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之全民抗战的成果。但如果论地域,不得不提到一个地方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贡献,这就是湖南!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侵华日寇在湖南芷江乞请投降,所谓“烽火八年起卢沟,受降一日落芷江”。中国战区当时划分为15个受降区,受降点不仅有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也包括其他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典型如洛阳、上海和广州,为什么受降点最后被定在偏居湖南西隅的芷江呢?不简单因为芷江空中交通便利,有仅次于昆明空军基地的“盟军第二大军用机场”——芷江机场,原因更在于芷江一带是日寇的伤心麦城。为打通从华中到到华西南的交通,确保顺利对接东南亚,日寇于19454月发动攻占芷江空军基地的大会战,史称“芷江会战”,亦称“湘西会战”或“雪峰山会战”。这是中日之间最后一次硬碰硬的对抗,不仅双方精锐尽出,而且激烈厮杀近两月之久,最终以10万日寇兵败如山倒的惨败收场——据称是日本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的日寇完败,有90多面日寇军旗被夺——中国方面士气大振,正面战场开始由防御转入反攻,吹响了打扫抗日战场的号角。

 

芷江受降只是一个缩影,一定意义上,日寇的败局早已经被湖南注定,堪称“烽火八年起卢沟,旭旗四碎落湖湘”。有一个说法称抗日战争“相持在湖南,反攻在湖南,胜利在湖南”,这并非夸张,而就是事实。19381023日,日寇占领湖南南面的中心城市广州;19381025,也就是两天后,日寇占领湖南北面的中心城市武汉,对湖南形成南北夹击之势,部署的兵力据称占到侵华日寇总兵力的35%,气势如虹。史料更显示,抗日战争中,中日投入20万人以上的大规模会战超过20次,多是日寇长趋直入,但湖南境内的6次大会战不仅大挫日寇锋芒,而且扭转战局乾坤,中国四胜一平一负,歼灭的日寇数量超过20万,占到大会战歼灭日寇总人数的一半,日寇并有中将2人、少将5人葬身于湖南。

 

血性意味着自我牺牲

 

为什么抗日战争会“相持在湖南,反攻在湖南,胜利在湖南”呢?有日本自身的因素,最明显的,当日寇进犯湖南时,他们在整个中国的战线已经非常之长,自然趋于相持之势。也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最明显的,1941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这是蒋中正翘首以待的。还可能存在别的原因,比如当时国民政府的战略战术部署。但有一个因素绝对不能忽视,而且应该说举足轻重,这就是湖南人的精神,不太可能是某种一时的精神,因为一时的精神“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不会具有长远效应,也不会形成集体特征,更不会导致集体行动;而应该是某种相当稳定的精神——毋宁说就是湖湘文化,因为文化是精神生活长期沉淀乃至历史演进的结果,湖湘文化一方面沉淀了湖南人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更熏陶、涵育甚至决定了湖南人的精神风貌。那湖南人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什么样精神呢?

 

湘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并多姿多彩,但就湖南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最鲜明的表现恐怕还是血性!什么是血性?面对挥向维新者的屠刀,原本也可以东游他乡的湖南志士谭嗣同毅然舍生取义:“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就是典型的血性,直接用一个人的生命对赌一个国家的前途!血性首先需要正直刚强,这一点没什么疑问,但正如俗语所云“狭路相逢勇者胜”,平常在谈到血性的时候,更主要的意思还是敢于斗勇比狠,直至自我牺牲,要不然,谈何血性?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多次强调“军人还得有血性”,原因应该也在于此,相对于别的场合,战场更呼唤血性;相对于别的群体,军人更需要血性,就战争的特性而言,无血不成军。

 

血性唱响湖南

 

湖南人的血性首先表现在全民为保家卫国而敢于自我牺牲,在大局与大义面前,湖南人的心里没有小九九、手里没有小算盘。在抗日战争的大会战中,不仅胜仗多是在湖南境内打的,而且有数据能够表明,胜仗也多是湖南人打的,因为湖南人踊跃从军。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只有3000万人的湖南所征募兵员的数额达到210万,占全国征募总数的15%,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平均每15人中就有1人参军,居全国第一。湖南人踊跃从军也表现在湖南精英投笔从戎蔚成风气,黄埔军校第一期到第五期,毕业生共7399名,其中湖南籍2189人,占到总数的30%,他们大多充当了抗战部队的骨干。另有数据显示,在抗日远征军中,湖南籍将领更是高达近2/3。不仅是踊跃从军,“有力要当兵,有钱要劳军,前方后方齐拼命,出钱出力打敌人”——当时《出钱劳军歌》所唱的正是三湘大地投入抗日救亡的实际情况,湖南省主席、第九战区总司令薛岳曾自豪宣称:“湖南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

 

 “破釜沉舟期一战,求生死地成孤掷。”湖南人的血性更表现在战争中,于疆场上敢于斗狠比勇,压倒敌人,而不被敌人压倒!这里不得不提及日寇在“一号作战”中所遭遇的最顽强抵抗——衡阳保卫战,如果说芷江会战是一场硬仗,衡阳保卫战更是一场恶仗,虽败犹荣,衡阳市因此而光荣成为当时国民政府在全国唯一命名的“抗战纪念城”。19446月,抗日战争正处于一个重要关口,日寇乘攻占长沙之胜威,以11万兵力逼向守军仅为其1/6的衡阳,目的就是用石头迅速砸碎鸡蛋,打通到桂林乃至整个东南亚的交通。但出乎日寇意料的是,衡阳久攻不下,中国守军殊死搏斗48天,震惊日本大本营及日本天皇,堪称抗战以来作战时间最长、双方伤亡士兵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城市攻坚战,毛泽东赞叹“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蒋中正则感慨“全世界稀有之奇迹”,日本也称之为“苦难的战役”,虽胜犹败,直接促使东条英机的军人内阁倒台。史料显示,衡阳保卫战中,日军付出超过7万人死伤、4.8万人被击毙的惨重代价;中国军队死伤1.5万人,其中7400人捐躯。血性不是自我声张的,更需要对手的承认。《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对衡阳保卫战有这样的记载:“敌人之守将方先觉将军,为一号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十军之三个师,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守,其孤城奋战的精神,实令人敬仰。亘四十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卒向我投降。”

 

“无血不成军”

 

湖南人在抗日战争表现出来的鲜红血性,不是某个“朋友圈”的个别选择,而具有明显的集体行动特征;也不是临时性冲动,而是长期积淀的湖湘文化性格的自然爆发。往前追溯,这算得上“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隔代回响,一定程度上,辛亥革命是由湖南人完成的,武昌首义的组织领导者是湖南人,武昌首义后率先响应的各省都督与负责人也多是湖南人。往古追溯,这称得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现代回响,楚霸王的确简单粗暴,但无论初见始皇时“彼可取而代之”的少年志向,还是最后的霸王别姬与乌江自刎,都饱含英雄的血性;相形之下,刘邦初见始皇时感叹“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更像市侩小儿的欲望。

 

正因为血性原本湖湘文化的性格乃至基因,湖南人的血性在后来的国共大决战中再一次爆发,当毛泽东1949101日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身后站着一大批湖湘子弟,就在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中,即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位湖南人。共和国在1955年进行军功授衔,全军共授1614位开国将帅,其中湘籍开国将帅高达202位,占总数百分之八,其中10大元帅有3位、10员大将有6位、57名上将有19位、177名中将有45位,居全国各省市之冠。“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在决策朝鲜战争的关键时刻,同为湖南人的彭德怀挺身而出,坚决支持毛泽东拍板出兵,这应该不是偶然的,而存在内在的必然性。近现代以来,“无湘不成军”的说法一直比较流行,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湖南人用血写的事实铸就,所谓“半部中国近代史,皆由湘人血写就”,“无湘不成军”实是“无血不成军”。

 

血性之源远流长

 

血性的确称得上湖湘文化重要的精神基因。屈原乃“三闾大夫”,以国家利益为己任:“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虽一时遭谗去职,但如果愿意妥协,原本可以不流放,但他无所谓:“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即便流放,至少也可以不自沉吧,但他也无所谓:“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的不妥协、大义凛然与自我牺牲,为湖南人树起了一道最鲜明甚至耀眼的血性标杆,深深地嵌入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基因。湖南人的血性甚至已反映到一个特别的词上,这就是“霸蛮”——一个仅仅用于湖南人而不用于别的人群的词,什么意思?一句话讲,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三个字讲,一根筋;一个字讲,犟!

 

不仅源远,而且流长,血性之所以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性格,也因为不时得到正能量的补充而强化。这就不得不提到明末清初的文化英雄——王夫子船山先生。明末清初被认为是个“天崩地解”的时代,船山先生原本希望通过武装起义“反清复明”,无奈世易时移,屡试屡败,不得不龙潜勿用,转而冀图从文化入手“用夏变夷”,尽管也得到清廷的默许甚至招抚,但先生仍然以明朝遗臣自居,过着“活死人”的生活,不仅是下雨天晴都打雨伞穿木屐,目的是表明自己作为明朝遗臣“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而且在居室前亲自栽种一般是植于墓地坟头的柏树,目的明显也是表达作为明朝遗臣“我自从天乞活埋”。毫无疑问,船山先生向死而生的行为艺术极大强化湖湘文化的血性,现实上有力加持湖南人在近现代中华历史中的英雄主义,进而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抗日战争为什么会“相持在湖南,反攻在湖南,胜利在湖南”。

 

承平时代尤其呼唤血性

 

无血不成军,这一点毋庸置疑。可如今是承平时代,湖南人的血性是不是不适用了呢?或者说,血性的湖南人是不是适合了呢?拿经济建设来讲,虽然也说“商场如战场”,但毫无疑问的是,商战让“霸蛮”走开,就商战而言,与其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不如说“狭路相逢快者胜”。可这并不能否定血性的价值,不论做什么事,首先都是做人,做人首要在真诚纯粹,敢于选择,勇于付出,这就需要血性。特别是运作具有超前意义的事业,更需要执着精神,必要时敢于认死理,甚至较死劲,直至自我牺牲,就像孟子所说的大勇,“虽千万人,吾往矣”;亦如一句西方著名格言所提示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从这一意义上讲,血性也适合承平时代。

 

中国社会在承平时代尤其呼唤血性,当代就是证明。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之所以在整风肃纪反腐败上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声明“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之所以强调“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应该都是针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官场缺乏血性及担当的严酷现实,如不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血性担当,今天大打“大老虎”的反腐局面很难设想。作为中国社会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中庸之道原本不否认血性,准确说是饱含血性,但由于理解上和操作上都极其微妙,现实上导致了中庸之道的庸俗化,以至“老好人”甚至“和稀泥”的现象泛滥,在产权不清晰也就是缺乏责任担当主体的公营机构,尤其严重,结果自然就是腐败猖獗,整个社会日趋溃烂。作为湖南人的骄傲,毛泽东主席早已经开出药方,乃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最讲认真!”无论什么时代,不论哪个场合,一个人做到“认真”二字,庶几血性矣!

 

责任编辑:昆仑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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