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先生不只是有“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至大至刚，更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大智大慧。一、正、实，这应该是船山学最鲜明的三大特征，总体上，先生学问已臻于“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自许。就影响力而言，先生的圣贤学问可能不如先生的豪杰人格。应该讲，湖南人在近现代中华历史中所表现出的血性有先生“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强大加持。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中华文明“天崩地解”，至今也没有走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时代呼唤新的文化英雄，向天再借王船山！——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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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岳仰止唯七尺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或许还不是最豪气的话，但至少也是最豪气的话之一。是什么人舌灿此言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6周岁的当天，在船山文化研究会会长井泉先生的安排下、在“船山助学”发起人王继斌先生的陪同下，某在湘西草堂亲炙了此公，他就是姓王、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被史书誉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船山先生。先生之所以称“船山”，不只是因为长期隐居石船山一带，更因为先生钟情于石船山，乃至于人与山合，用先生晚年特作《船山记》中的话讲：“此吾山也！”

站在湘西草堂，前没有心旷神怡之远景，后没有巍峨恢宏之靠山，左右似乎也没有养眼之物。这原本不是风水宝地，而只是先生退出江湖而专事著述的隐逸之所。更准确讲，湘西草堂是一具明摆着的活棺材，证据也包括堂前两棵据称是先生本人栽种的柏树。大明王朝有两位大人物玩活棺材，一位是王阳明，他为了悟道而凿石为椁，躺到里面体验死亡，够执着另类的吧？但王夫子玩得更绝，他为了明志而过着“活死人”的生活，不仅是下雨天晴都打雨伞穿木屐，目的是表明自己作为明朝遗臣“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而且在居室前亲自栽种一般是植于墓地坟头的柏树，目的明显也是表达 作为明朝遗臣“我自从天乞活埋”。刘禹锡说得好：“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正是先生非同凡响的风骨让湘西草堂走进了历史，“七尺”变身为一道瑰伟壮丽的精神风景，雄峙于故国山河大地，诚如道光朝两江总督陶澍为湘西草堂所题写的匾额：“衡岳仰止！”

“六经责我开生面”

仰止的不只是衡岳，船山先生不只是有“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至大至刚，更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大智大慧，就文化抱负、思想自信和学术成就而言，先生不只是湖湘文化的高峰，不只是中华文明的高峰，而且还是人类历史的高峰，举世仰止。单就洋洋400余卷、800余万字的著述，先生就足以让人望洋兴叹，但更宝贵的是先生对时间的豪迈跨越，自信“吾书两百年后始显”。即是说，先生在石船山下四十年的隐居著述，不是为当时当世的注目礼，而是直取两百年后的“来世报”，此种底气简直就是疯狂——一方面进一步佐证了先生“向死而生”的浩然正气，另一方面也佐证了孔夫子一句话：“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什么意思？简单讲，一个人不为社会所注目，但一点烦恼也没有,这是圣人的境界。就凭直取两百年后的来世报，先生“圣”矣！

最宝贵的是船山先生气贯长虹的文化抱负，用横渠先生的名言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先生自己的诗句讲：“故国余魂长缥缈，残灯绝笔尚峥嵘。”“千年欲识丈夫心，独上危峰揽苍翠。”先生原本希望通过武装起义“反清复明”，无奈世易时移，屡试屡败，不得不龙潜勿用，转而从文化入手，冀以著述讲学图文化复国，实现“用夏变夷”。从对文化的自信、追求和建树讲，先生无愧于“夫子”之名，无愧于“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自许，无愧于“北有孔夫子，南有王夫子”的说法。具体到学术成就，大略上讲，先生至少有三大特色极其鲜明，格外值得注目：

吾道弥二而归一

首先是一。先生学问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渊博，400余卷、800余万字，皇皇巨著，不可能不渊博。从《船山全书》的内容看，的确包罗万象，于天人古今无所不涉，以至有论者称“王夫之或许是中国文化史上集大哲学家与大文论家于一身的孤例”。“孤例”之说或有夸张，但作为圣贤一流，先生的文字量之巨在中华历史上应该是空前的。但数量与质量是两回事，数量大并不代表质量优，大学问的真正标志也不在于渊博，而在于渊博的反面——简单，乃至简单到一。以简单解释复杂、由一而博，才是学问的真谛，这原本也是人类思维的抽象性决定的。如果由渊而博、以复杂解释复杂，那人类思维的价值何在？《论语•卫灵公》记载，子贡曾称赞孔夫子知识渊博，可夫子并不领情，曰：“非也，予一以贯之也。”以一驭万才是真，一以贯之方为道。

没有证据表明船山先生的学问已简化归一，但多种迹象表明，先生的学问具有一的特征，可称为一元论。这首先表现在先生把世界归结为“气”，气是世界的一元本体，万物皆由气而“化”，“有生于气”，“阴阳者，气之二体；动静者，气之二几”，“理依于气”。不管“气”怎么解释，但一元本体论毋庸置疑，世界原本就是一个整体，二元论何从别起？先生的一元论更表现在弥合种种二元对立，典型如“天理与人欲同行”，“终不离人而别为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再比如“术不在仁之外”，“有其心而术固具其中也”。正因为先生弥合种种二元对立，一般所谓的儒法对立也被先生合二为一，以至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熊十力感叹：“儒者尚法治，独推王船山！”但事实上，先生并非作为儒者而推崇法治，症结正在于儒与法原本不是二、而是一，儒原本不排斥法，法原本内含于儒。“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一个人处处见二，甚至为二所惑，乃至为二所陷，视界不高也！

先生为什么强调正学

其次是正。先生学问给人的鲜明印象应该是正，用清代第一位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话讲：“卓然一出于正，惟以扶世翼教为心。”先生以发明正学为己任，正正是先生的自我认定，这充分彰显在先生自题之墓志铭上：“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全。”应该说，正原本学问之本然与必然，不言而喻，先生为什么着意强调正呢？原因是在于明末正学支离、邪说流行、异端横行，某种程度上，先生弃戎舞笔也是感时愤世，借用清一代“中兴名臣”曾国藩为《船山遗书》所作序言中的话讲：“目观是时朝政刻核无亲，而士大夫又驰骛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伐仇，颓俗日敝，故其书中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

那先生心目中的正是什么呢？先生在学问上入手的路径是“我注六经”，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但先生并非一般的注释家，而的确下了返本归源的功夫，而且也确有别开生面的效果。“戊戌六君子”之谭嗣同曾表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就先生学问之返本归源并别开生面而言，这不算夸张的评价。但也不得不承认，先生之学没有登顶独来独往甚至“六经注我”的高度，严格讲，还属于“我注六经”的范畴。通常也被认作“群经之首”的《易》被先生当成了大本大源，不仅有“《易》者，天地固然之撰也”的明确说法，而且有“道盛而不可复加者，其惟《周易》乎”的深沉感慨，事实上构成先生心目中的正学之源。就正学代表人物而言，先生早年推崇朱熹，曾感言“朱子之述，皆圣功深造体验之实”，但晚年拐了弯，转而崇尚张横渠，症结正在于《易》，按先生的说法，朱子“于《易》显背孔子之至教”而“张子之学，无非《易》也”。

“依人建极”与实践理性

第三是实。先生学问的突出特征应该是实，子王敔在《大行府君行状》——相当于船山先生微型传记——中提到父亲“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子不语怪力乱神”，先生一辈子力辟佛老，在今天的湘西草堂一带，尤其王姓后裔，白喜事都不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正来自于先生的嘱咐，先生认为佛老之说虚妄不实。实原本湖湘文化的重要特征，极其可能，先生强化了湖湘文化的实学特征。具体讲，有两个关键点彰显了先生学问之务实致用，一者“依人建极”，一者实践理性。何谓依人建极？先生曾明示：“道行于乾坤之全，而其用必以人为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用之，则耳目所穷，功效亦废，其道可知而不必知，圣人之所以依人而建极也。”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理论不能够脱离人，而必须立足人、依靠人、为了人、服务人、验于人，理论一旦脱离人，无论高大上，还是低劣俗，必流于虚妄，因为与人无关了。一个段子说得好：“热闹不过人看人，着急不过人等人，难受不过人想人，温暖不过人帮人，感动不过人疼人，残酷不过人害人，阴险不过人算人，郁闷不过人气人，耻辱不过人戏人，为难不过人求人，生气不过人比人，成功不过人上人，人生就是人与人”——世界上有什么能超出人与人的范畴呢？这就是先生的以人建极，也是注目礼概念的重要含义：不管是不是客观外在于人，人所探讨的任何东西都首先不得不在人与人的范畴，要不然就流于自娱自乐，先生所谓的“虚”。

何谓实践理性？这是西方哲学的概念，用马克思的话讲：“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验哲学的问题。”实际上，实践理性正是注目礼概念最近的推论。注目礼的意思极其简单，就是不能够循环“自”证，所以“我”必须走出“我”，及于人，克服“我是什么”与“别人认为我是什么”之间的歧异，达于“他”证，此诚实践理性，简单讲，就是一个人超越自娱自乐内循环而推己及人并最后赢得别人认同的人际活动。这正是先生所强调的，不只是行，更重要的行出效果，先生绝非一般地强调知行合一，而就是绩效定乾坤，说白了，成王败寇。这充分反映在先生对“德”与“善”的解释上，“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何以谓之善？处焉而宜之谓也。何以谓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谓也。不行胡得？不处胡宜？”

“元明两代一先生”

一、正、实，这应该是船山学最鲜明的三大特征，总体上，先生学问已臻于“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自许，也配得上郭嵩焘的礼赞：“笺疏训诂，六经于易尤尊，阐羲文周孔之道，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词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如果说缺憾，先生对儒家正学的强调无可厚非，虽然对佛老之学也曾“入其藏而探之”，但力辟佛老略显矫枉过正，对儒释道三教社会角色不同而精神实质归一似乎洞察不足。也有证据表明，先生对陆王心学的批判亦带有猜度的成份，歧异似乎被人为夸大。另一个缺憾应该就是渊博而显枝蔓，先生之学虽可称一元论，但逻辑主线仍不够清晰，一以贯之仍不够鲜明。总而言之，先生之学一可更纯、正宜微调、实已彻底。

顺便说一下，船山先生在学问上之所以没有达到纯一状态，原因乃在于学界通病，那就是论学不曾从“我”始。凡事都必须有主体，学问也需要主语在先，主体或主语不明确在先，学问就难以大明。儒学实质上是一个以“我”为逻辑主体和起点的理论体系，不仅有“古之学者为己”的说法，而且方法论就是“推己及人”，典籍中的“己”、“自”、“身”甚至“君子”，都构成“我”的代称与符号。事实上，先生已非常接近纯一状态，达到了为“我”点题的边缘，不仅有“唯我为子故尽孝，唯我为臣故尽忠。忠孝非以奉君亲，而但自践其身心之则”，甚至有“我者德之主，性情之所持也”。理论是不是明确从“我”开始，注目礼理论的演绎已充分表明，结果天壤之别：从“我”出发，一以贯之，一通百通；不从“我”出发，不扯淡是偶然的，扯淡是必然的。

“要凭南岳一声雷”

船山先生言：“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正像自题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所展示的，先生本人堪称圣贤学问与豪杰人格的统一体。但由于《船山全书》皇皇巨著、船山学渊博而显枝蔓，就影响力而言，先生的圣贤学问可能不如先生的豪杰人格。“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面对挥向维新者的屠刀，原本也可以东游他乡的谭嗣同毅然舍生取义，令人无法不联想到先生豪杰人格的加持，他在狱中所题“我自横刀向天笑”形式上都极像先生“我自从天乞活埋”。三十年后，先生另一位小同乡也表现出不输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血性，这就是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反革命的屠刀慨然吟诗，斩钉截铁：“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应该讲，湖南人在近现代中华历史中所表现出的血性有先生“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强大加持。

船山先生所处的明清之际被认为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可事后回看，明亡清兴也只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王朝更替。满清虽然入主中原，但中华历史用夏变夷之势未改，中华道统一脉相承，“桃花依旧笑春风”。但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中华文明真正天崩地解，不同于之前的蒙元与满清，西方不仅有坚船利炮，而且挟欧风美雨，诚可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直到一百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才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稍后不久援朝抗美战争的胜利更是令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彭德怀总司令感慨系之：“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精神上的骚动和不安仍在，文化复国的神圣使命还没有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内在力量的伟大复兴还没有最终实现，时代呼唤新的文化英雄，“七尺从天乞活埋”不再需要，但“六经责我开生面”迫在眉睫,诚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站在湘西草堂后山上的莫急亭里，举目远望，谭嗣同赞颂先生的一句诗跃入脑海：

“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让雷声来得更猛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