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机制也好，理论也罢，如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导致两极分化，最终的淘汰恐怕都不可避免，原因很简单，不稳定，不可持续！温铁军的“成本转嫁理论”更多把两极分化与现代性特别是资本的运动联系在一起，是不得不“亲资本”的现代性通过资本实现了成本转嫁，进而造成贫富分化。蓦然回首，温铁军反“四化”，实质在于反资本化，在于反“资本通吃”——这可能才是他要“告别”的“百年激进”，应该也构成他反对农地私有化的核心原因。

　　西风压倒东风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帝国主义闯上门来！中华民族先是肉体上被坚船利炮打败，山河破碎；接着是精神上被欧风美雨冲垮，失魂落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稍后不久“援朝抗美”的胜利更是令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彭德怀总司令感慨系之：“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史不曾中断的超大民族，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自信依然没有恢复，洋务运动时期尚有“中体西用”之傲气，而今徒留“中国特色”，写照的正是“自信尚未成功”。

　　这尤其反映在社会科学上，不只是中国，恐怕在全世界，社会科学基本上都是“欧风美雨”的天下，区别可能仅在于抱欧美哪一条大腿而已，是“言必称弗里德曼”，还是“言必称沃勒斯坦”，反正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事实上，按西方的思想自信，社会科学就是西方社会科学，舍我其谁！这充分彰显于被赞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的经济学，直接被西方经济学替代，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就是全部的经济学，不存在什么非西方经济学。这可能正是西方经济学荣身诺贝尔奖家族的关健原因，俨然科学矣。

　　用脚走出来的大众立场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不仅秉科学客观之名，而且挟“冷战”胜利之威，令质疑变得难上加难。但还是有一些学人独立思考，脚踏实地，深入求索，对西方经济学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科学提出了深刻而尖锐的质疑，启人心智。就个人的观察，这里面有一位学者特别鲜明而冷静，他就是温铁军先生！说温铁军鲜明，是因为他几乎公开反对“现代性”，认为“四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自由化）虚妄，堪称冒天下之大不韪；说温铁军冷静，是因为他“用脚做学问”，让事实说话，也不搞学术派性，不依附于利益集团，不像一些质疑西方经济学的人动辄上升到意识形态，甚至动辄阴谋论，让人感觉王顾左右而言他，底气明显不足。

　　可能因为反“四化”，执着于为“三农”发声，温铁军在舆论场多被人称为“左”，而且被当作所谓“新左派”的代表人物。这可能是某些人想当然了，温铁军的“告别百年激进”，不只是告别右的激进，也包括告别左的激进，在他看来，左同样属于现代性激进。可能也与长期从事政策工作有关，温铁军不是理念主义者，而是务实型学者，现实上的可操作性尤其可持续性，是他关注和考量的焦点。应该正是在可持续性上，温铁军对现代化产生了怀疑，进而对背后的西方经济学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科学产生了怀疑，且不说生态失衡，现代性至少在社会层面导致两极分化，不稳定，不可持续！起于欧洲的现代化一开始就与两极分化形影不离，被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即明确表示：“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斯密甚至用数据具体表示，一个巨富的人意味着至少500个穷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咬牙切齿，但首先应该就是两极分化，所谓“一边是贫困的积累，一边是财富的积累”。的确，无论什么，机制也好，理论也罢，如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导致两极分化，最终的淘汰都不可避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从不讲派性的温铁军曾不无慷慨地谈到：如果站在大多数劳苦大众一边即属于左，那我就是左！

　　但温铁军的大众立场，与其说属于左，不如说更来自于他在用脚做学问的过程中对真实生活的深入体验，乃用脚亲自走出来的现实结论。温铁军曾提及自己的两个11年，一是从1968年插队开始，11年的工农兵生活；二是大学毕业后，大概是1985年到1995年，11年的基层调研工作。事实上，温铁军的足迹不只是遍及中国的乡土生活，而且遍及全球各地，包括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策源地——华尔街，但更多的是底层人民的生活区，从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到印度到巴西到墨西哥到委内瑞拉，不只是深入贫民窟，温铁军甚至涉入农民游击战区。毫无疑问，这与在办公室看报告抑或在电视上看报道是两种体验，不可同日而语，它扑面而来，更能动人心魄，更能发人深省。极其可能，正是大量并深入接地气，让温铁军对现代性所带来的贫富鸿沟刻骨铭心并忧心忡忡，感情上不知不觉转向了劳苦大众，进而深刻反省现代性，原因很简单，不可持续。这应该也是温铁军热心于乡村建设的重要原因，他深刻洞察了乡村生活不同于现代性的超稳定性——实质也就是可持续性。

　　反对“资本通吃”

　　但两极分化不是什么新鲜事，问题是如何解释甚至解决之。尽管温铁军倡导并践行用脚做学问，但真正彰显其高度的还是他对两极分化提出的一套解释。简单讲，在现代化过程中，无论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鸿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中国的“三大差别”，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人与人的差别根本没那么大，一切都是人为的，属于“制度性致贫”，是不得不“亲资本”的现代性通过资本的运动实现了成本转嫁，进而造成贫富分化。

　　温铁军把自己的解释称之为“成本转嫁理论”，《告别百年激进》特别在封底上用一段话作出描述：

　　“所谓成功的先发国家或地区，只不过是在占有现代性收益的同时把他们的成本转嫁到了后发国家或地区；所谓失败的后发国家或地区，只不过是把现代性作为奋斗目标的时候，被动甚至积极地承载了先发国家或地区的巨大成本。”

　　这可能让一部分人目瞪口呆，觉得现代性是文明与进步的代名词，怎么会是个嫁祸于人的游戏呢？但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事实昭昭，从大历史看，今天的全球化的确就是当年欧洲的资本主义危机全球大扩散的结果，罪恶的殖民运动正是这里面的关键一环，两次世界大战实质也是资本主义危机憋出来的。

　　通常都把两极分化与市场机制联系在一起，相当一部分意见甚至认为，两极分化是市场机制的必然结果。但温铁军更多把两极分化与现代性特别是资本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应该说，这开辟了阐释两极分化的正确方向。自由市场招致两极分化的流见，实质上说不通，尤其在微观层面，市场机制至少存在三道环环相扣的防火墙保障自由市场达到均衡和谐：从基本层面讲，市场属于自由交易，拒绝特权，拒绝暴力，不得强买强卖，不扭曲任何一方的意志，这不是正是均衡和谐的有力基础吗？从技术层面讲，市场讲究双赢，如果一种行为剥夺一方的既得利益，不管是不是带来更大的整体利益，都非“帕累托改进”，这不正是均衡和谐的有力护法吗？从最终意义上讲，市场之所以能够优化配置资源，是因为市场存在均衡机制，能通过持续的博弈发现并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的均衡，这不更是以均衡和谐为归宿吗？自由市场并非少数人的自由市场，而就是全体参与者的均衡市场，本质上不是两极分化的。

　　那导致两极分化的真正起因在哪里呢？这是西方经济学至今也不能解释、更不能解决的问题。从温铁军的论述中可抽出两个字：资本！在成本转嫁理论中，资本是核心，没有资本，成本转嫁难以实现。蓦然回首，温铁军的反“四化”，并非简单反对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自由化，而实是反资本化，要害在于反“资本通吃”——这可能才是他要“告别”的“百年激进”，应该也构成他反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核心原因！

　　温铁军提出，纵观世界历史，人类创造了两大异化物，一者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一者马克斯·韦伯揭示的政府。这是极其深刻的，可作为异化物的资本究竟如何导致了两极分化乃至实现了通吃呢？温铁军的分析回归现代性所依赖的资本高积累，并聚焦于现代性的内在危机——与之相应，他深刻洞察了乡村生活的内在均衡——超越了通常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应该说更加符合本来的事实，但如果打破沙锅问到底，似乎还可以更加深入。

　　学到高处气自和。温铁军先生是一位宽厚长者，前不久，我们通过电邮有一番真切探讨，并在北京有一次面叙，收获颇丰。在提请温先生批评的书稿《中国方案——作为命运共同体的真市场》中，我试着回到人性对资本问题作了个分析，可能构成温先生核心理念的微观支撑，期待温先生的斧正！

　　（【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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