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我们今天反思“文革”应关注的重点

点击：作者：李晓鹏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7-09-12 15: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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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前的五月十六日，中央下发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五十年过去了，关于它的争议还是很大。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业研究者，也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只从个人所掌握的一些资料来谈一谈感受。

　　最近我写了一本书，叫《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这是一本讲历史的书，我写作的目的，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来理解现在的中国。我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可以从对这张表格的解读里面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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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表把汉朝、明朝和新中国建国后前六十来年的发展历程做了一个对比，大家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连“一带一路”这个提法，都是跟汉朝和明朝密切结合的，“丝绸之路”是汉朝建立的，“海上丝绸之路”跟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路线高度重合。

　　这种类比很有意思，它不是偶然的，里面有很深刻的历史发展规律在里面。

　　今年是2016年，新中国建国已经六十多年了。中国历史上由国家的主体民族——汉民族建立的、寿命超过六十年的大一统政权只有五个：汉朝、唐朝、北宋、明朝，还有就是新中国。其中开国领袖出身社会底层的有三个，就是汉朝、明朝和新中国。汉高祖刘邦当上皇帝之后八年就去世了，还在带兵到处平乱，没有来得及系统的治理国家。所以跟新中国最接近的是明朝。它前六十年的发展历程呢，也跟新中国很像。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乞丐出身，父母都是被元朝的官僚腐败害死的，所以特别痛恨腐败。当上皇帝以后，大力反腐败，贪污六十两银子就要判处死刑。其中仅一个郭恒案，就杀了一万五千人。而且他还鼓励农民把欺压百姓的官员抓起来送到北京治罪。几个大案要案办下来，开国功臣就被杀得差不多了。历史上大家都说朱元璋杀功臣，其实是反腐败。因为功臣才能有资格腐败，你不是开国功臣哪里来的权力和资本搞腐败？普通的小官僚都是苍蝇，只有功臣才可能成为大老虎。要打大老虎，就必然会诛杀功臣。

　　毛泽东的做法跟朱元璋不一样，他很少用死刑来对付官员，而是鼓励人民起来造反，颠覆并重建他自己建立的新国家的官僚体系，同时把大量的高管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中也有很多开国元勋在是被整的很厉害的。

　　朱元璋死了以后，他制定的反贪污的法令很快就被取消了；毛泽东去世之后两年，文化大革命也停止了，改革开放开始了。

　　朱元璋制定的继承人朱允炆没干多久，就被他的叔叔、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给推翻了，朱棣当了皇帝；毛泽东去世之后不久，四人帮也被老同志们拿下了，邓小平也取代华国锋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

　　朱棣当了皇帝之后，明朝的国力开始迅速强盛，进入了一个长期的繁荣时期。五次出征蒙古都取得胜利，还修建了明长城、疏通了大运河，把越南北部纳入版图，还搞了六次郑和下西洋。中国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就开始了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修了三峡工程、建了高铁网络，最近又开始搞一带一路，其中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也跟郑和当年下西洋的路线差不多。

　　朱元璋和朱棣呢，都算是创业君主，有足够的权威驾驭臣下；毛泽东和邓小平呢，也都是新中国的创业元老。朱棣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和孙子，明仁宗和明宣宗，就能力有限，镇不住手底下的官僚集团了。于是官员内部的腐败现象就开始越来越严重，内阁首辅杨士奇的儿子在老家抢夺别人的土地，打死了好几十条人命，地方官也不敢管；内阁次辅杨荣呢，就大肆的收受贿赂，特别是还跟军队勾结，收了很多边将赠送的军马，导致了军队纪律的迅速败坏。

　　咱们中国过去十多年呢，也非常像明朝的“仁宣之治”的时期，也是经济快速增长，外表看起来很繁荣，但同时官僚集团内部的腐化情况不可遏制。明朝的内阁次辅严重腐败，咱们在政治局常委中间也出现了大老虎，也跟军队里边的“大老虎”有勾结。

　　等明宣宗去世，明英宗上台，就让太监王振，开始大力反腐败，把杨士奇的儿子抓起来杀掉，把杨荣赶出了内阁。中国也在十八大以后，新一届领导集体也开始大力的反腐败。

　　汉朝的前六十年哪，也有类似的脉络。汉高祖刘邦杀了韩信、英布这几个开国功臣，他死了以后他的妻子吕后当权，但是后来周勃等革命元勋发动政变，推翻了吕姓外戚的统治，扶持汉文帝上台，汉朝进入了以休养生息为特点的“文景之治”时期，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但同时，地方豪强势力失控，出现了“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所以汉武帝上台以后，任用酷吏，大力整肃地方豪强，同时还派张骞通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

　　我做这个对比想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会走明朝、汉朝的老路，更不是说要暗示谁谁谁对应古代的哪个人物。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思考问题的层次就太低了、太机械了。

　　我是想说，虽然过去两千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都能把无人车送上月球了，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其实没有发生改变。

　　两千多年前，有一位牛人，在中国的地图上，画了一个圈。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跳出这个的圈。

　　这个牛人就是秦始皇，他画的这个圈是什么呢？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体制。在这套制度下，很多政治决策、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和路径是相似的。

　　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体制下，中央可以一条线管到底，郡守和县令都由中央直接任命，而且县级以上的官员是跨区域流动的。这个跟欧洲的封建社会完全不一样。

　　欧洲的封建社会，是分封建制的意思，跟秦朝以前中国的分封制比较接近。封建领主在自己的封地里边，可以任免官吏、掌握军队，他的政治权力跟他的土地所有权是一体化的。但是在中国的郡县制体制下，土地所有权和政治权力是分开的，地主就只有经济权利，没有政治权力，官吏的任免、军队的调动和司法审判的权力，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政治权力，独立于经济权力。

　　所以，中国从秦朝以后，其实不应该被叫做封建社会，秦朝以前才是封建社会，秦朝以后，应该是皇帝制社会、或者郡县制社会。在郡县制条件下，就会产生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官僚集团，它在国家的社会运行和经济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主导地位；而不是像欧洲国家那样，掌握土地的大地主、封建领主在经济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

　　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是政治权力支配财富，谁能够掌握权力，谁就能够掌握更多的财富；而西方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是财富支配政治权力，谁能够掌握更多的财富，谁就能够支配政治权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政治权力控制社会财富这一条基本规则一直没有发生过改变。

　　中央集权的职业官僚制度适应能力很强。农业社会，官僚集团可以控制土地；在商业社会，官僚集团就控制商业；在工业时代，官僚集团就控制工业；在互联网时代，官僚集团还可以控制互联网。所以不管技术和经济结构怎么变化，我们两千年来都没有跳出秦始皇给我们画的这个圈子，就是这个意思。

　　这套体制的优点和缺点都是非常突出的。优点主要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缺点就是容易腐败和产生官僚主义。怎样能够让这套体制高效的运转，避免腐败和官僚主义，并且和市场经济、信息社会和谐共存、互相促进，可能是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需要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

　　深刻的理解官僚制社会的特点，也是我们正确认识新中国建国后三十年的诸多政治经济重大问题的一把钥匙。

　　在郡县制官僚体制条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并非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不管私有还是公有，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官僚政府。新中国建立以后，搞了土地改革、对民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最后六十年下来我们还是发现，我们的发展路径还是跟汉朝和明朝非常接近。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没有用或者不好，而是说它改变的只是比较表面的东西，核心的东西其实还没有改变。

　　开国领袖毛泽东曾经认为，只要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建立起来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问题就解决了，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所以他在1953年就提出了中央领导要分一线二线的问题。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作出这个结论的同时，八大的公告里边专门加了一条就是毛泽东同志打算在合适的时机退居二线，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去。毛泽东也把中央的日常工作交给了刘少奇主持。

　　到了1959年4月的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就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把它让给了刘少奇。按照计划，他会在1961年的中共九大上再辞去党的主席职务，正式退居二线。

　　但是，从1959年开始，国家就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出现了大饥荒。这个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僚集团为了追求政绩，浮夸粮食产量，并盲目追求高指标，大量调动农村劳动力去大炼钢铁，导致农村劳动力短缺，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官僚体系却对中央决策层，特别是毛泽东本人，进行欺骗，谎称粮食产量之所以不如预期，是因为农民手里掌握者大量的粮食，为了少交公粮而“瞒产”。

　　比如，1959年，广东省委的赵某阳给中央的报告就声称仅一个县的农民就至少瞒产七千万斤[1]。1960年4月，当时的农业部长廖鲁言和国务院副总理谭某林在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则说，根据实地调查，那些报告出现饥荒的地区的农民全都吃得“红光满面”的，一点不像饿肚子的样子。谭又进一步汇报说：“我们发现有些县委手里掌握着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2]

　　这样的做法，让中央以为真的出现了粮食丰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的征购量，导致了农村地区严重的粮食短缺。

　　对于当时报纸上和报告中各种“亩产万斤”这样的夸张说法，作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是一种善意的怀疑的态度。也就是说，他并不相信这些说法，但是他还是很信任自己带出来的这个革命队伍的同志，觉得这样的夸张是出于好心，为了鼓舞群众的干劲。

　　在1958年11月，“大跃进”高潮期间，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严肃批评了“浮夸风”，说这种做法是“务虚名而受实祸”。他说：

　　“我看还是谨慎一点。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她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

　　……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还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指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我看，明年水利工程还是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它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3]

　　会议期间，他又找到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等负责宣传工作的人说：

　　“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

　　……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4]

　　尽管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制止这种浮夸风、瞎指挥的问题。但毛泽东对现实情况的危险程度的估计仍然严重不足。他觉得群众的干劲热情既然已经被发动起来，那么就不宜打压，只是需要“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要反对头脑发热，但也不要泼冷水。对于浮夸风和瞎指挥，他是严厉警告，但是没有痛下杀手予以制止。

　　对于那些浮夸的报告，毛泽东不相信，但是想不到会夸张大这么严重的地步，而是认为打一个很大的折扣之后是可以接受的。虽然报纸上在吹亩产万斤，但农业部长廖鲁言给毛泽东报告的196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是六千亿斤，折合下来相当于全国平均亩产300斤。而1957年的全国亩产大约是每亩200斤。毛泽东不相信亩产万斤，对六千亿也提出了质疑，而廖鲁言和谭某林坚称六千亿斤是最保守估计，实际产量肯定超过了六千亿斤。所以最终他还是相信了这个数据。他认为平均亩产300斤是可能的。

　　但毛泽东完全想不到的是，当时真实的粮食产量只有不到三千亿斤，相对于了1957年，粮食产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是大幅度下降的！

　　这个事情确实超过了他的想象范围。他想不到的是，那么多曾经一起干革命、出生入死的同志们，在当上官员以后，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不仅严重浮夸，把减产吹成大丰收，而且为了个人的权力地位，强制征收农民粮食，宁可饿死人也要把这种浮夸的谎言掩盖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对自己亲自建立的这个官僚体系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怀疑有很多革命的同志，遭到了阶级敌人的诱惑腐化变质了，背叛了革命的理想。这样，九大就没有能够按时召开，毛泽东也放弃了他要退居二线的想法，而是重新回到一线，开始反思大饥荒的沉痛教训，大力整顿官僚集团。

　　首先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然后是对基层干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后才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很多中高级官员。

　　在这一系列运动中，开国领袖就跟开国元勋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冲突。领袖去世以后，他指定的接班人也被打倒了，他生前制定的很多政策也被否定了。然后中国进入了一段长时间的大繁荣时期，但同时官僚体系的腐败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又不得不出现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开始反腐败。

　　新中国六十年的发展历程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在某些方面是不够完善的。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情况作为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唯一标准，恐怕是很不全面的。人类的欲望除了控制物质财富以外，对政治权力的欲望同样强烈。为了让人民摆脱经济上的压迫，建立一个无所不管的官僚集团，并不能解决问题，不过是用政治压迫取代经济压迫，实际效果可能好一些，也可能更糟。

　　社会主义的早期实践表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它本身还会带来新的问题。生产资料公有制实际上是把经济资源完全交给了中央集权的官僚集团控制。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的发展规律，在很多方面跟中国古代郡县制社会的发展规律十分相似，因为它们都是一个官僚集团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社会。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情况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走通，失败了。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坚持公有制，而是他们不懂得如何控制官僚集团的腐败、特权和官僚主义。他们在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以后，却培养了一个同样剥削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出来，把社会主义制度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制度最终是被人民抛弃了，被历史淘汰了。

　　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经过了很多曲折以后，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巨大成就，总的来看前景也还是乐观的。这也跟我们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掌握了大量如何利用官僚集团来治理好国家、并控制官僚集团腐化堕落的经验有关。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过的种种探索和尝试是意义重大的。

　　在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体系下，官僚体系处在国家资源分配和人员组织的核心位置上。不管是发动战争还是发展经济，都要通过他们去执行和落实。他们可以把好的政策变成暴政，比如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本来想向权贵集团征税，实现富国强兵，但官僚集团把所有的新增税负全部压到老百姓头上，就把改革措施变成横征暴敛，引来一片农民暴动；他们甚至也可以把坏的政策变成好事，像慈禧太后当年晕了头，同时向世界所有强国宣战，结果引来了八国联军，东南地区的官僚集团就跟各国达成和平协议，使东南地区免遭战火，避免了毫无价值的牺牲。

　　所以，毛主席说：“治国就是治吏。”能不能治理好官僚集团，是治理中国的核心问题。

　　朱元璋、毛泽东这样的铁血雄主，把官僚集团放到炉子上烈火焚烧，然后反复捶打，经过千锤百炼，为后来的领导人留下了一把磨砺得极为锋利的宝剑。用它来发动战争，则后勤源源不绝、军队纪律严明，所向披靡、无往不利；用它来发展经济，它就拼命的办工厂、建企业、发贷款，铁路公路高楼大厦什么的哗啦哗啦一会儿就给你修起来了，你嫌它搞得太快了它还不满意，一不小心就经济过热需要中央整顿降温。

　　现在有很多国家要想学习“中国模式”，那是很难的。要说市场经济和强势政府相结合，相关的政策和制度，任何国家都可以模仿借鉴。但学过去之后，在执行过程中会变成什么样，那就很不好说了。

　　要学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好学，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不好学，两千年的帝国治理传统更不好学。“盛世”不是那么容易得来的。人类历史上古代是一流强国、今天还是一流强国的国家，只有中国一个。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过渡的过程中，一大批传统帝国衰落，新兴帝国崛起。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西方列强已经基本把世界瓜分完了，还没有成为强国的国家，后来竟然能够打破这种强弱格局，再次成为强国的，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中国一个。

　　这种绝无仅有的奇迹，仅仅用一些近代以来的政治经济理论去解释，必然是肤浅的、片面的。中华帝国的底蕴，极为深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政治治理传统。这也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大贡献。盛世之前，必有雄主，这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

　　但是，这种“盛世”也是往往是对宝剑的过度使用，会造成它极快的磨损，丧失锐气。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繁华之下，统治者往往会对官僚体系的腐化丧失警惕，在创造惊人财富的同时，资源的分配不可避免的朝着少数权贵阶层手中流动。经济增长的好处在越来越不能被广大人民所享有。用不了多久，盛世就会终结。可能是像开元盛世那样被“安史之乱”突然摧毁，也可能是像永乐盛世那样被“仁宣之治”慢慢消耗，然后再有“土木堡之变”。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盛世。那么，新时代的“安史之乱”或者“土木堡之变”还会发生吗？

　　从十八之后“反腐风暴”的成果来看，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党内军内，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腐败现象，而且隐藏的时间很久、腐败官员的级别很高。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财富分配变得非常的不公平，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到了危险的境地。十年的房地产市场大繁荣，“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似乎又有重新出现的趋势。令人不得不警惕。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悲剧。不管它是出于何种原因而发动的，但从最终的情况来看，它确实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社会动乱。现在也很少有人会希望它再次发生。但是，为了防止文革的悲剧重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有一些人认为，应该极力宣传文革的恐怖，各种抄家、批斗、自杀、杀人、放火之类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事情都要拿出来反复宣传，把那十年描写成人间地狱，把文革描写成一个不能正眼看、不能碰一碰的大怪兽，在人们心中制造出恐怖气氛，这样就可以防止文革重演；

　　也有一些人认为，应该深挖文革爆发的根源，大力的进行反腐败、反特权，促进社会公平，防止阶层固化，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文革的悲剧重演。

　　这两种观点在文革爆发五十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在激烈交锋。

　　依我看，前一种方法只能治标，恐怕是不能治本；只能在短期内有效，在长期内效果未必佳。而后一种方法，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老百姓安居乐业，谁会希望出现社会动荡呢？谁会再支持搞文革呢？而这个治本，则显然是跟任何改革自从秦始皇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官僚体制是密切相关的。

　　我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通过对古代历史的回顾和分析认为：历史上的那些大一统王朝之所以会走向覆灭，主要原因既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土地兼并问题，也不是西方宪政民主思想所认为的暴君独裁专制的问题，而是处在人民和君主中间的那个阶层——官僚特权集团的腐败以及因此导致的官僚集团与大地主大资本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剥夺人民的权贵统治集团。这个集团对上架空皇权、对下欺压百姓，最后导致民不聊生、官逼民反。这才是导致王朝兴衰的所谓“历史周期律”形成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在1945年与黄炎培的谈话中，提到过如何解决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都可以看成是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进行的各种尝试。这些尝试有些是成功的、有些是不成功的，有很多经验，也留下了很多教训。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说，他试图解决的这些个问题，有很多仍然是悬而未决的。有很多人怀念文革，不是因为他们天生的思想“左”，而是因为当今社会有很多严重的问题，包括官僚腐败和两极分化等等，让他们认为需要采用类似于文革的手段才能解决。

　　这种想法肯定是不正确的。新社会出现的问题必须要寻找新的方式方法去解决，而不是走回头路。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就连这种想法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也一并予以掩盖和抹杀。我们必须要找到一条新的解决问题的道路，才能从根源上防止类似于文革的悲剧再次重演，同时也防止比文革更大的悲剧——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律”再次重演。才是我们今天反思文革应该关注的重点。

注释：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2页

[2]《年谱》第4卷382页

[3]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本文同时也记录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520-522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2页。

　　（来源：昆仑策网，根据作者微信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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