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任继愈：１９１６年４月生，山东省平原县人。１９３８年毕业于北京大学，１９４１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硕士）。１９４２—１９６４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１９６４—１９８５年任中国科学院（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筹建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并与北京大学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１９８７年至今，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等。作为学术界的代表，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主要著述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等。主编《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词典》、《中华大藏经》等。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经验。说是五千年，实际上越往后，咱们知道的事情越多。这五千年中间，越往后，对我们的关系就越深。从古代联系到现在，这个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们常说“事后诸葛亮”，这是个贬义词，过去的事情发生了，事后你才提。如果从全面的角度理解这句话，也有很深的道理。因为总结经验，就是事后才能总结，当事情进行中间，你反倒看不清楚，事后冷静下来，看得才更清楚。古代有一个诗人说，“睫在眼前常不见”，就是说睫毛离眼睛最近，你反倒看不见它，越近的，越不一定看得清楚，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回头看一看五千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因为正在走的时候，你看不清楚。我们上山最有经验，正在爬山的时候，只顾眼前那一点，看不清楚，可是到了一定的高度，在高处，回头望望你刚才走过的路，哪个地方有点弯路，哪个地方走错了，或是走不合适了，越到高处，看得越清楚。学习历史就有这么个作用，事后让你总结，回头看看，让你增加些知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五千年我们走过来的路，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总起来说，成功的多，失败的少，所以才取得今天的成就。如果失败的多，成功的少，那么五千年越来越萎缩，就没有今天的局面了。

 

　　最近我看媒体和一些书刊，对历史有些埋怨情绪，说当初要是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不叛变多好，再往上推，戊戌变法要是成功多好，甚至抱怨五四运动，说五四运动否定得太多，现在看还得重新估价，诸如此类。这个看法我觉得是非历史的看法，也是不科学的。历史本身不会有什么错误，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客观事实，事实是不可改变的，也不可能按照你的意志来改变。但人在历史中间，处理问题的时候，对待历史所采取的措施会发生错误。这个错误不是历史本身造成的，这点应该说明。

 

　　我们现在从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四个方面来谈谈这五千年。

 

　　中华民族，这是个统称，细分下面有５６个民族，汉族是其中之一，汉族以外还有５５个民族，汉族的人数最多，占９０％以上。这五千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全部的历史也不能说详细，也不可能说得清楚，我们就拿几个大的变化时代来看。汉族，中华民族，它的形成，我想可以分成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个民族大融合时期，融合交流，通过战争，经济交流，政治交往。第二个时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前后将近三、四百年，也是个大的融合时期，在第二个时期里，很多民族共同向封建化进步。五胡十六国变化，是北方少数民族接受封建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的一个过程。魏晋时期佛教来了，道教也有了，意味着宗教影响了民族文化的融合。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就是隋唐时期。这个时期民族的融合又深入了一步，从南北对立的两个政权合成一个，隋唐统一了，合成一个统一的大国。这个时候的民族关系更深了，融合得更多了。比如，唐朝的皇帝，他的身份是汉族，其实他是个混血儿，他的母系是少数民族。窦氏、独孤氏、长孙氏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皇族本身就是混血的一个家族。隋唐时代政府的重要官员，像将军、官吏，好多都是少数民族。我们看农村里过春节贴门神，门神挂的两个像，一个是尉迟恭，一个是秦琼，门神尉迟恭就是新疆少数民族人，尉迟，从这个姓就知道是少数民族，唐太宗重用他，做禁卫军的领袖。隋唐时候，文官、武官不分种族，一律对待，升官一样的升，处分也一样的处分，融合得比较好。第四次是元朝，元朝是蒙古族统治，蒙古族人当皇帝了，可下面也用大量的非蒙古族的各级官员和士兵，蒙古族军是少数，大量的还是汉族及其他民族。元朝是皇帝改朝换代，皇帝换了，可是指导治国的方针及治国的思想，完全继承了宋朝的，甚至是宋朝以前的一些制度。元朝在全国地方州县普遍建立孔庙，云南有孔庙是从元朝开始的，继承了宋朝，奉孔子思想为治国最高准则。根据孔府的档案，从元朝开始，孔府的档案保存得较完好，没有遗失，中国的档案保存最完整的其中一个就是孔府。第五次是清朝，清朝满族入关，是一次大的融合。

 

　　汉族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汉族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各族中间的通婚关系不是像别的民族限制得那么严、那么死，远缘通婚的比较普遍。我们从遗传的角度来看，近亲繁殖违反优生原理。古代早已发现近亲结婚子孙繁衍得不好。云南滇西地方的一个寨子，世世代代在小范围里内部通婚，据统计它那个地方痴呆症占１０％，男人身高最高的是１．６米，历次招兵，体格检验都不合格。所以，一个族群封闭起来不和外边来往，近亲繁殖，就越来越退化，越来越退步。汉族不是这个情况。因为汉族有这么一个特点，从隋唐以后，种族歧视在中国不像世界上别的国家那么严重。

 

　　大家学过历史，知道犹太族是最顽强的一个民族，谁都消化不了它，它是独立的，经历也很艰难，失去了祖国，经过很多波折，不过最终还是存在下来了。以色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联合国新建的国家。犹太族也有一部分流浪到了中国，宋朝的时候在开封就有一支，以后就消失了。最难与别的民族融合的犹太族，只有到了中国就消失了。这么一个顽强的民族，怎么到了中国就不见了呢？可见中国民族政策的传统没有什么歧视。因为中国有科举制度，许他科举，许他读书、考秀才、考举人，做了官，世界观慢慢地就一致起来，接受教育，改变了宗教信仰，接受中国的汉文化，流浪到中国的犹太族就不见了。

 

　　那年我到尼泊尔去，尼泊尔人说，北京白塔寺是尼泊尔的工程师建筑的，他们很关心这位工程师，问他的后裔还有没有，我说早已无从查询了。明朝到现在五、六百年，与当地华人通婚，慢慢地就成了中华民族成员了。中华民族，从春秋战国、南北朝、隋唐，到宋、元、明、清，经过几次大的民族的交融，犹如河流汇合，慢慢地融成一个多民族的海洋，总称为中华民族。全世界许多地区，民族纠纷非常严重，可只有中国，不能说没有，可比有些国家的问题和矛盾少多了。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是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的几千年的交流融合、取长补短、互相交往这么过来的，形成了中华民族。

 

 

　　地缘关系，越在古代占的比重就越大，因为人控制自然的能力有限，所以在古代，受地区的影响就大一点。中华民族的活动范围，一个是长江流域，一个是黄河流域。根据史志文献记载，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中国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当然不成问题。近年来，我们将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古代传说相结合，可知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传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涂山就是现在的绍兴一带；舜南巡到苍梧，苍梧就是湖南一带；周穆王南巡，死在汉水，也是到南方；舜死后，娥皇、女英也死在湖南。可见，从传说尧、舜、禹开始到现在的长江流域，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活动的区域。因为历史朝代不同，有的朝代辖区向外扩展一点，有的朝代向里收缩一些。我们中华民族活动的舞台，生活栖息的地方，范围就是以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为中心，向东北可延伸一点，向西也可延伸一点，再远就有沙漠限制了，再往西有大山挡着了，几千年来，就在这个范围里头，经济上有它的互补性。三千年前从春秋战国开始，荀子的《富国篇》就提到铁出在北方，皮毛也出在北方，盐是出在东方，木材出在南方。经济上的互补，各个国家都不能自己独立，都要求加强交流，大家互相受益。所以，经济上互相交流、互相补充，迫使我们中华民族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国家与国家的交流、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比如春秋战国时期，人才流动非常频繁，学有专长的人，从这个国家跑到那个国家，从那个国家跑到这个国家。古时候的国有点像城邦的意思，不像现在的国家这么严格。孔子、孟子都曾周游列国，这个国家不用，那个国家可以用。希望能做官，实施政治上的抱负。互相补充、互相需要、互相满足，也是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动力。这是从经济上来说。虽然古代的经济不像现在的经济交流这么频繁，可是也需要互相交流。

 

　　再从政治上来看五千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最早国家很多，像禹有３０００个诸侯，武王伐纣有８个，然后几百个诸侯参加战争，一个国家就一个部落，一个群体，头儿很多。经过发展，国家的数目越来越少了。到了战国时期，就剩了７个大的、强的国家，称战国七雄，最后就统一到秦了。这个统一是秦始皇个人的野心呢，还是什么原因呢？我看不能这么看，因为从民族交流来看，从经济的交流来看，已经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看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诸子百家都在提出治国平天下的方案，那方案中间各个学派都不一样。孔子也提出统一，以周天子为主。孟子也讲天下要定为一，要统一天下。荀子也要统一天下，韩非也要统一天下。老子、庄子好像没有讲到统一天下，可是讲到小国寡民。这个小国寡民，你仔细看，不是讲的国家要那么大，讲的是地方单位，基层组织要小，不是国家要小。因为老子、庄子都讲圣人治天下，这个圣人，不是一个村子的圣人，而是对天下来说的。在百家争鸣的不同中间，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的地方。哪个共同地方呢？就是要求我们把天下怎么合在一起。有这么一个愿望，方法不同，手段也不一样。可是统一这个要求是一致的。思想家能看到历史的潮流，历史前进的方向，就是要统一。统一后，才可以避免好多没有统一前的毛病。

 

　　原先讲秦始皇“焚书坑儒”，说秦始皇比较粗暴。后来秦朝实际的措施，以及地下发掘的资料来看，我看秦始皇没有真正地“焚书坑儒”。他坑的那些儒生是什么人呢，就是帮助秦始皇求长生的那些人——方术上的儒生，不是孔孟之道的那些儒生。儒家的书，秦朝还保留了，不但保留了，而且还学习它，用来教育秦始皇的子弟。历史记载，秦始皇死的时候，赵高给胡亥出主意，唆使幼子胡亥假借秦始皇的口气，让太子扶苏自尽。扶苏接到赵高他们这个假诏书，当时与扶苏同时镇守在北方的一个大将蒙恬，说这个诏书可能是假的，你是不是再去核实核实，问问是真是假。扶苏说这个不能问，这事不需要问。按忠孝的原则父亲交下的任务只能完成，不能怀疑，一定要遵守，用不着问。可见秦始皇教育子弟，用孔孟的思想来教育他们，不是用法治。赵高又劝胡亥，说你可以当皇帝，你可以继位。胡亥说我有兄长，我替他，不合理，我不能越过他去继位，违反孝道，废兄而立弟，这是不义。可见胡亥也是接受孔孟之道的教育，《史记》上，司马迁有明确记载，有他们的原话。

 

　　这么一个大国怎么实行有效统治？从政治上看，要有理论指导才行，就是秦始皇开始已经采纳了“孝”、“忠”，忠君，孝父母，用这个观念统治全国，统一思想。因为这么大块地方，要直接管理很难，必须统一思想才行。总的格局是中央权力要集中，分散的农民要安居乐业。秦汉以后就是这么一个总的局面，一直维持了两千多年，就是政治上要求集中，这是个总的趋势。秦朝亡国很快，秦始皇统一了十几年，国家就亡了。后来对秦始皇的评价不是太公正，说秦始皇是暴君。因为秦朝的历史是汉朝人写的，汉朝人代替了秦朝，它打倒了秦朝，它就把秦朝说得坏些。怎么看出秦始皇没那么坏呢？就是秦朝那些法律，汉朝很批评、很抱怨的法律，到了汉朝得了天下２０多年以后，还实行秦朝的法律。比如，秦始皇不准带着书，书不能传播，这是秦始皇定的。可是汉朝到了汉惠帝的时候，还用这条法律，还没有废，可见秦朝的法律汉朝还在执行。如果说是暴虐，汉朝和秦朝是一样的，继承了它。从政治上看秦朝大变革，就是由中央直接管理全国这么大的地方，就是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这么一大块地方。

 

　　这个新体制的变化很复杂，在今天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很难的一个事情，管理经验也不足，所以１０多年就失败了。刘邦继承后，认为秦朝失败可能与没有分封他的子弟有关系，所以刘邦就纠正秦始皇这个问题，他的子弟都封王，分兵把守各省，还公布“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后来又传了两代，他的子弟自己起来造反，反对汉朝的中央政府。汉朝一看这个不行，又放弃了分封的办法，这是汉朝变更秦朝制度的一次反弹。秦朝亡得快，主要是经验不足，统治这么个大国经验不足。统一六国以前，秦朝在国内行之有效的一些办法，要推广到从长江到黄河流域，一大片的地域，就很难行得通。比如出工，秦国原来以陕西咸阳为中心，国土面积小，老百姓给国家干活，他自带干粮，干完１个月就回家了。统治全国以后，国土面积扩大了，从广东、福建调民工到咸阳来做工，要自带干粮，就算服劳役１个月，那路上的耗费就不得了，那怎么受得了呢？秦朝灭亡就是劳工带头造反搞起来的，是刘邦利用征调的民工起义。民间有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流传很广。虽不能断定实有其人，但确可断言，必有其理。当时是天怒人怨受不了。秦汉这一代是建立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国，有成功，也有失败处。

 

　　怎么样把这个多民族的统一大国巩固下来，进行有效管理，是很困难、很麻烦、很不容易的。经历了差不多一千年之久的探索，才找到一个路子把它稳定下来，有效地统治起来。关键在哪里？最大的困难在于中央政府要绝对地统一，没有绝对的权力，它不能支配这个全局。这么大个面积等于整个欧洲，欧洲现在还统一不起来，还在争论，何况中国这么大面积？要有效地控制实在不容易。另一方面，还要老百姓维持生活，要保证生产，才能维持小农经济的正常发展。小农经济非常脆弱，一家一户，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经不起风吹雨打。一有天灾人祸，这个家的主要劳动力一生病，一下就垮下去了。既要维护、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又要维持中央政府的绝对统治，这一对长期的矛盾当中，怎么取得平衡，让它有效地运转？找到这条有效的道路，差不多找了一千年。直到唐朝中期才开始找到这条道路，而从理论上提出则是《大学》这个书。《大学》字数不是太多，是《礼记》的一篇，唐朝就把它单独提出来，着重地讲《大学》。这个《大学》，主要讲什么呢？它就讲一个人从个人的思想活动、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一直到国王治国平天下，分８个步骤、８个阶段、８个层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步骤。对内，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内心修养叫一个人从内心到行动都要纳入这个大一统的国家的要求范围之内。唐朝韩愈总结了《大学》的这个思想以后，宋朝就接受了。在唐朝以前，考试主要是考“五经”，宋以后“四书”代替了“五经”的地位。“四书”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宋明以后考试都用这“四书”，这是思想方面有这么个变化。

 

 

　　再从政治体制上来看，君臣之间的关系、地位也在变化。在汉唐的时候，皇帝和宰相坐而论道，坐下来互相讨论问题，几乎是平等地讨论问题，君臣之间的关系，不像后来离那么远。汉光武帝写信问他的大臣：你的夫人对你很好，是不是给你挠挠背，抓抓痒。再一个就是汉朝皇帝的姐姐新寡，皇帝看上一个大臣宋弘，忠厚正直，想把宋弘介绍给他姐姐，让他姐姐与宋弘结婚。皇帝有一天找宋弘谈话，说，听说富易交、贵易妻，有这个话吗？意思是说，富了以后可以换一换朋友，做了大官，地位变了，可以换换老婆，有这话没有？宋弘说：我只听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皇帝一听宋弘的态度很明朗，他姐姐就在屏风后面很近，他回头对他姐姐说：“事不谐矣”，事情办不成了。可见君臣之间很自由，不像后来地位那么悬殊。到了宋朝以后，宰相与皇帝之间讨论问题时，皇帝坐着，宰相大臣站着。朱熹是南宋的著名学者，给皇帝讲书，皇帝不喜欢朱熹这个老师，于是就赶他走，给他下了个条子，说天气冷了，我看你岁数大了，站着讲书也很累，就不要讲了，你回去吧，就给辞退了。可是再往后，明朝、清朝君臣关系又进一步拉开距离，君臣之间对话站着也不行，得跪着。试想一个人坐着，一个人跪着，根本没法讨论问题，只能一个发指示，一个接受命令。

 

　　所以从历史上看，这几千年来中央政府的权力越来越重，皇帝的权威越来越大，人民的地位越来越受限制。这个变化说明，君权越来越重。所以，有人说中国向来有民主的传统，这话不符合事实。孟子说过：“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那个“贵”的意思，不是民比君主还贵重，而是说农民问题很重要，民心的向背很重要，孟子没有民比君还尊贵的意思。从政治上看，五千年来中央权力越重，人民和臣的地位越低。

 

 

　　文化，就是中国的长期统一，中央政令不受隔阂，一直通行无阻。靠的是什么呢？一个是靠工具好，中国有统一的汉字，这是很了不起的，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你看古希腊文，也是古文字。有一次在雅典图书馆，见有一个人在借柏拉图的书，当然是用古希腊文写的。我就问那个借书的人，我说你看这个？他说我看不懂，我是来查字典的。我说你是教什么的？他说我是教希腊语文的老师。就这个语文老师，看不懂柏拉图用古文写的书。可中国这个汉字怎么样呢？你们看从甲骨文到现在，文字没有中断，你写吃的那个鱼、马，没有死亡，现在还认得出、看得见，它不是考古的对象，它还活着。这汉字起作用太大了。我们到福建、广东出差，语言不通，说话很困难，可是你拿着《人民日报》就通行无阻。完全可以看得出，中国的长期的凝聚力与这个古汉字大有关系，而且秦始皇统一做了很有功劳的一件事。前几年发现在湖北楚墓的竹简，那些字我们有些不认识，怎么才能找到认识的途径呢？里头有些书是北方的书，有的是《老子》的，有的是《论语》的，对照着看，对着上下文猜，这是什么字，那是什么字，而且还认不全。我们现在的楚文字还认不全，这是发现楚国有文字，别的国家也有各国文字，北方也有各国文字，不过没有发现，那没法推论了。

 

　　语言的统一，也有记载。北京话，咱们在北京住这么多年，从北京往西走，走到门头沟，这个语言就跟北京话不一样。再往东走到天津，北京话和天津话显然就不一样。河北省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北京话这个区域里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北京官话呢？明朝的笔记记载，明朝是太监专政，说着官话，穿着华贵的衣服，骑着大马，到这里来的就是朝廷来的，是北京派来的。明朝开始已经出现了以北京语言为中心的变化，清朝就更普遍了。这个北京话，科举考试，除了考他的文章以外，还有一个口试，这个口试不一定考别的，就让他讲一段书，拿一段书让他讲一讲，念一念。广东人也不能用广东话来念，福建人也不能用福建话来念，只能用国语普通话来念，语言的统一已经在做这个工作。总的来讲，对民族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欧洲还远远没做到。这是从语言、从工具、从文字来看。

 

　　我们再从信仰来看，也看出我们中国文化的统一也很早。３世纪时候，五胡十六国，北方正在乱，有一个大臣就劝国王，说信佛没什么好处吧？佛是外国人。那个国王就说，正因为他是外国人我才信，我也是外国人嘛。那个时候皇帝自己不是汉族。又过了若干年，到了１０世纪的时候，或者９世纪末，辽国与宋对立，南边是宋，北边是辽。辽国国王对大臣说，咱们要提出一个信仰，让大家共奉，才有一个中心，你想想信什么好？大臣说，当然信佛了，大家都崇拜佛。辽国王说：不，我想，信孔子好，这孔子治国平天下，对我们辽国有好处。从辽开始就信孔子，儒家的思想。这种思想，这种意识，就在少数民族里都有接受，也不是强迫它，是自己选择的。后来战争这么多，孔庙没有焚毁过，一直保存较好，各个民族都尊重它、供奉它。就是说文化上也有这种条件，有一个倾向，就是有一个共同喜欢的中心的东西。

 

　　清朝乾隆皇帝，自觉地保持满族的传统，说我们这个骑射、尚武精神不要丢掉，他从心里很欣赏、佩服汉族的文化和礼教。乾隆曾经让人画过《行乐图》，也就是现在的生活照，画有山、水、竹林、七弦琴，乾隆穿着晋人的衣冠，不带辫子，未穿箭袖袍服，这说明乾隆心里觉得中华文化很可爱，很愿意学习，而且接受了中华汉文化的伦理标准。咱们都知道，清朝顺治的母亲改嫁过，改嫁给多尔衮，在清朝入关前风俗就这样，哥哥死了，嫂子跟小叔结婚，社会认可，没什么奇怪的，不存在问题。接受汉文化以后，采用了汉文化的伦理标准，清朝历史就有意回避这一段。北大孟森教授，是研究清史的专家，他为这个事情辩护，说没这回事，是汉人造谣中伤。胡适有信和他辩论，说你举的理由都没有说明没有这回事情，你只是推断说不可能、不应该，还没有证明来否定这个事情。可见从辽到清都认为这个汉文化很深厚，值得学习，值得信奉，因此接近它，认同它。所以从文化上讲，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大家也是很明确，也是自觉自愿接受的。

 

　　这是从四个方面来讲，说起来是为了方便。实际上，这四个方面是混融的，交替的发生关系，绝不是单独的发生关系。中华民族这五千年，整个是共同走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有文化的、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各方面的综合，造成了越融合越近，越融合越密切，形成这么一个共同的一个机构、一个组织、一个意识。这个意识，变成牢不可破的一种意识，就是认为中华民族的统一是正常的，不统一是不正常的，统一是应该的，不统一是不应该的。这个意识也不是后来才有的，就是从分裂开始，就有这个倾向。三国时候，诸葛亮要恢复汉室，他要统一；曹操的赤壁之战，他要打孙权，他也为的是统一；到了淝水之战，五胡时代的苻坚打晋朝，在安徽合肥附近打了一仗，苻坚打败了，他打仗也是为了统一，当然也有他的政治野心，从理论上说他要统一天下；南朝也有几次北伐，像刘裕也打到过洛阳，打到过北方，也要统一。这说明什么呢，就说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正常状态，应该是统一，不应该是分裂。我们看中国历史实际情况，也是这么一种情况。我初步把这个分裂与统一的年代算了一算，分裂的时间从秦汉以后占中华七分之一的时间，七分之六是统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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