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暗物质启示录——关于社会治理的思考 大视野

点击：  作者：秦朔    来源：秦朔朋友圈   发布时间:2017-12-04 10:48:38

 

 

上周“大视野”写了灰犀牛，这周聊聊暗物质。

暗物质是个热词。

北京时间11月30日凌晨，《自然》（Nature）在线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的暗物质探测卫星发现诱人信号》，指出“中国科学家获取了目前国际上精度最高的电子宇宙射线探测结果”。差不多两年前，中国发射了“悟空号”暗物质探测卫星，目标是在宇宙线和伽马射线辐射中寻找暗物质粒子存在的证据。

暗物质，简单地说，就是宇宙中不发光的物质。

上世纪30年代，科学家在研究星系团时发现，用力学方法测到的质量大于用光学方法测到的质量，说明有些物质存在是不发光的。欧洲普朗克宇宙探测器团队推算，宇宙由4.9%的普通物质、26.8%的暗物质和68.3%的暗能量组成。

灰犀牛跑到眼前，是庞然大物，暗物质则看不见摸不着。灰犀牛提示我们，远的就是近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暗物质促使我们思考，小到看不见的就是大到无所不在的，无形往往驾驭有形。

经济社会领域的暗物质在哪里？在人心里。牛顿说“我能预测天体的运行，但不能预测人性的疯狂”，人心最难测。

为何会从暗物质粒子想到社会与人心？因为现实中的热点难点不断让人触动——人与社会的文明进步，比起牛顿三大定律那样的知识普及，要难太多。

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谈知识。知识有个特点，就是它和物质载体可以分离。你无法把外国的铁路搬到中国，但能把铁路的知识拿过来为你所用。“中国铁路之父”是詹天佑，他12岁到美国留学，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他这批理工男回国后投身铁路建设，并向大清商部建议，全国统一采用4英尺8英寸半（1.435米）的标准轨距，统一工程标准，推广使用Janney自动车钩，这就是知识的应用。消化了学来的知识后，詹天佑再自主创新，主持京张铁路时首创了“竖井开凿法”。

知识与承载知识载体的可分离性，决定了后发国家尽管在物质载体（器物）方面落后于先进国家，但只要在知识上和世界接轨，用最新知识武装自己，就有希望快速追赶并且超越，而先进国家的器物固化后，无法打掉重来，反而成为更新的障碍。

“中国制造”也是同理。像王传福、李书福们造车，最早都是买来国外的车，拆解，然后看怎样用更低成本去造。当然，越是深度的、复杂集成的、看不见的知识，比如操作系统和芯片，模仿越难。这是中国企业的下一步——创造和智造。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物质面貌和世界先进水平差很多，但知识对接了，重视教育了，大力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了，就突飞猛进了。中国用几十年时间浓缩别人一两百年的路，关键在于汲取了新知识，并在庞大的人口和市场基础上将知识普及应用。

可是，我们也会发现，正如过去常说的，“制度的现代化比器物的现代化难”、“文化的现代化比制度的现代化难”，从知识传播到物质环境建设，再到制度变革、社会发展，每跨一级，过去那种汲取新知所形成的赶超效应就越不明显。

比如说证券市场。中国证券市场建立的并不算晚，互联网传到中国是1994年前后，而1990年上海和深圳已经有了证券交易所，并且采取了比纽交所更先进的无纸化交易系统。1992年中国成立了证监会，而美国证监会是在华尔街运行了一个多世纪后的1934年才成立。但20多年过去了，中国证券市场还有一些ABC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连证监会主席今年2月在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都说“兴风作浪，随心所欲，赌场也没这么干的”，还要努力从最根本的监管方面补课。

为什么我们的交易所大楼建得世界一流，但证券市场地基仍不牢固？是没知识吗？不是，最早酝酿筹备中国资本市场的一批“海归”都是华尔街精英，中国证监会也曾在2001年引进了香港的史美伦这样的专才任副主席。但有了知识和专才，股市就是知识和规则驱动的市场了吗？

很多用知识和规则建构起来的经济与社会架构，为什么在实际运行中会有种种“测不准”？因为人的存在，社会不可能把人抽离出来而建设。特别是那些负责让架构健康运行的规则守护人，他们的职责本是捍卫天平的公正与精确，但他们心中的暗物质却让天平失衡了。而这，表面都看不到。

请记住科学家们的判断，宇宙中只有4.9%的物质，剩余95%的是暗物质、暗能量在发挥作用。经济、社会，何尝不是如此？

现在来做一个社会领域的案例分析。

前几个月和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交流，我问，你们很少做城中村改造项目，为什么？他说主要是旧改拆迁太难。那些擅长做“旧改”的公司，长年累月派人住在村子里，和方方面面都很熟，一年三个节庆（春节、端午、中秋）给村民派“利是”，跟“话事”的人送米。扛着米袋，表面是米，里面是钱。有些钱装在纸箱里，深夜时分放到指定地点就不用管了，有人自会收好。“即使这些都做了，也还有不确定性，时间上没有完全把握，里面的利益安排盘根错节太复杂。”

有个在城乡结合部出租屋住过一段时间的朋友讲了类似的情况。出租屋盖在集体土地上，所以市里的住建部门不怎么管，他们主要管国有土地。集体土地怎么用，说是集体决定，其实是村干部定，他们之所以对“违建”睁眼闭眼，因为在里面有好处。市里每年都下文要清理，但他们立身不正，不敢去管。一旦“违建”发生了重大事故，惊动高层，必须动了，这又不讲章法，强拆乱拆。

我找了一些公共管理方面的学者，针对上面的例子发表意见。

   

观点1：“官被吏反制”是社会治理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历史上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形态是郡县制，县以下主要靠乡绅和自治。中央政府不可能将整个官吏体系延伸到最基层，因为成本太高。所以基层治理就是宗族、宗法、乡绅起作用，乡绅代表着儒家文化，代表正义。村里解决不了的问题才到县里打官司，所以中国人特别推崇“包青天”，“青天”才能给他们做主。今天的社会治理中，这些特点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大政方针是官定的，但大量和老百姓接触的界面其实是“吏治”。“为官一任”，官的流动性很大，要升迁，基层小吏才是毛细血管的末梢。一方面，国家治理离不了他们，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他们压力不小，正式待遇也不高；另一面，这个群体规模太大，无法有效监督，大多数人也不可能升迁，就去找别的“激励”，存在很多问题。

 

观点2：非竞争的内部市场容易滋生问题

 

在市场化、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加速的背景下，基层治理存在很大压力。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人的欲望被充分激发，基层干部要政绩，要富裕一方，就成了招商引资搞建设的主力，基层政府人员福利待遇的相当部分要“自力更生”。他们对于微观经济的介入大致可以分两类情况。

• 第一类是竞争性市场，比如这个村镇要和别的村镇争取某个项目的落地，也就是俗称的“GDP锦标赛”，如果你的投资环境不好，别人就不来，所以这方面基层官员总体是认真积极的，虽然过度的优惠政策透支了资源，但历史地去评估，对发展经济和造福地方利大于弊；
• 第二类情况是非竞争性市场，比如这个村镇要盖出租房，地是自己的，开发经营者是自己的，施工队是自己找的，外部人很难切入。这方面是“内部人说了算”，基层干部和当地有势力的人“合谋”，而“条”上的监督（如施工要求、安全验收）又很难完全落地。这种市场隐患就很大。基层干部在这两种市场里介入都很深，都有利益，如果说前一种利益是做大蛋糕后占便宜，坏处不大，后一种“合谋”则往往是定时炸弹，是地雷阵。

 

观点3：“信息肠梗阻”比违建的危害更大

 

如果简单把基层问题都归咎于干部素质低、品德差、念错了经，也不公平。当然应该讲使命，讲为人民服务，但也要正视利益分化、利益多元化之后，他们要心如止水不容易。他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是信息传输的重要节点，但这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成了“肠梗阻”。比如煤改气，中国是天然气的贫国，北方大部分气源是西气东输、陕气和进口液化气，而且大量用于基础化工原料和生产厂。民用气源很少。所以我们的能源结构，在北方，采暖煤是最有性价比的原料，问题在于要花力气去研究煤炭的高效燃烧。现在好多地方的气又贵又缺，供暖成了新问题。这就是因为信息不通又急于求成。

 

观点4：苍蝇大于虎

 

反贪反腐既要打老虎也要打苍蝇。老虎任性的威力很大，但目标也很大，周围的牵制力量也很强，老虎也有忌惮。而苍蝇因为目标小，往往被忽视，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长期就盯在一个地方，控制力很强，打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应该肯定很多基层干部的成绩和辛苦，但也不能动不动就说，他们的压力已经大的不得了，再也挑不动胆子了。事实上，基层存在大量人浮于事的涣散状况，开支入不敷出了还吃喝，打白条欠钱。具体到对一个地方的腐蚀程度来说，有时苍蝇大于虎，对苍蝇不能客气，否则基层干群矛盾会继续加剧。

……

社会治理离不开基层干部，一部分基层干部的真实驱动力来自于“暗物质”——不在明处但在起作用——那该怎么办呢？

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方案，比如要加强约束和监督，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把权力的运行放在阳光下，让暗物质透明起来；比如也要正视暗物质的存在，暗物质不等于黑恶，人心中的暗物质本质是自利，是个人利益，因此要考虑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但必须设置底线，底线就是不能“害他”，损害公共利益底线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我对人心中暗物质的看法，有两个关键词，原则和方法。

先说原则。

人心中的暗物质，一言以蔽之，就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利字。欲望是动力，但不加节制也是罪恶的渊薮。无论老虎还是苍蝇抑或各种寻租者、投机者、内幕交易者、操纵市场者，他们的问题不是无知，不是不懂规则，而是逐利时贪得无厌，取之无道。

从无节制的利益驱动，到有规则的利益驱动，这是中国迈向更好的市场经济和公正社会的必由之路。新型政商关系，当官和发财两条路，这些要求都是在校正航向，订立原则。

最近先睹了中信出版集团即将推出的《原则》一书，是史上最杰出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的心血之作，很受触动。达利欧说，“我一生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种以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是它帮助我发现事实是什么，并且告诉我发现事实后如何行动。”

达利欧指出：“尽管赚钱很好，但拥有有意义的工作和人际关系要比赚钱好得多。有意义的工作是指一项我能全身心投入的使命，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是指我既深深地关心对方，对方也深深地关心我。”

在达利欧看来，把赚钱作为你的目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金钱并没有固有的价值，金钱的价值来自它能买来的东西，但金钱并不能买到一切，更聪明的做法是，先确定你真正想要什么，你真正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想想你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做什么。金钱将是你需要的东西之一，但当你已经拥有了实现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所需的金钱时，金钱就不再是你唯一需要的东西，也肯定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今天我们社会中的很多问题，不是金钱不够的问题，而是找不到有意义的工作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后者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原则。当人生不是由原则驱动，而是由利益至上的暗物质驱动时，一定是一条饮鸩止渴的不归路。老虎苍蝇富的几十辈子都花不完，“穷”的也只剩下一堆存折和银行卡。

拿学者讨论的案例来说，基层干部的原则是什么？任命你当干部的原则是什么？可能不少人都忘了，或者当“两面人”，对原则敷衍对付，真正追逐的还是利益。但过着违背原则的生活，能睡得好觉吗？有什么意义和快乐呢？

我们方方面面都需要倡导和坚持以原则为基础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大道为公，大道是可以昭然于天下的，是要在阳光下践行的，知行合一，思行合一，言行一致，如此才有太太平平、安安全全的人生。

再说方法。这是我读《原则》一书的最大收获。社会治理不能只是空发议论，而要找到将人心中的暗物质管住的方法。

达利欧认为，一个机构就像一部机器，主要由两组部件构成：文化和员工；优秀的文化不掩盖问题和分歧，而是公开妥善解决。他们由此出发，在决策中创建了一种“具有可信度的创意择优模式”。

这个模式是什么意思呢？一般的公司里，决策要么以独断专行方式由高层领导自上而下做出，要么以民主协商方式由每个人分享各自观点，得到最多支持的观点获胜。但这两个决策系统都有缺陷，最佳决策应该是按照观点的可信度得出的，最具可信度的观点来自——反复多次成功地解决了相关问题的人，能够有逻辑地解释结论背后因果关系的人。当基于可信度的观点评估能够正确实施并保持最佳效果，那就形成了最公平、最有效的决策系统。

达利欧指出，真正意义上的创意择优，不是来自“理论上的最好创意”，不是来自“只会逢迎的马屁精”，不是来自“怀揣异议和不满的捣乱分子”。他给出了一个公式：无所不在的创意择优=极度求真+极度透明+兼顾考虑可信度进行决策。所有决策原则都以书面形式记录，之后再编码输入电脑，并以此做出决定。

这些用于决策的工具和程序包括：

【教练】这个app平台上汇聚了各种情况，形成了一个案例库，并与可适用的相关原则一一挂钩。人在使用教练时，也会针对教练提出的建议做出反馈，这有助于教练工具更完善，在未来提出更好的建议。教练的工作机理与苹果手机上的语音控制功能siri类似，经过时间检验，其有效性会不断提升。

【集点器】这个app应用于会议，便于人们实时表达自己和了解别人的观点。与会者可以通过赋予点数来记录对彼此发言的评价，针对几十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可以给出好评，也可以给出差评，这些点数体现在一张表格中，并动态更新。随着会议进行，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别人的观点。这也可以帮助人们转换思维，遍览大家的意见，防止囿于自己的观点而不能自拔。

集点器可以像GPS一样提供建议，它搜集所有与会者观点的信息数据，能够对每个人给出个性化的指导意见。还能重点标示“节点问题”，例如，如果你针对某个问题的观点和可信度高的大多数人不一致，集点器将对你提出报警提示，告诉你应该采取哪些步骤，以基于证据的方式来解决分歧。

集点器可以促进基于可信度的投票表决，既提供了让人们投票表达是与否（或数字打分）的界面，也提供了一个进行可信度加权评价的后端系统，有助于从相等权重或加权的角度观察投票结果，也就是不仅仅看简单多数，也看哪些观点最能站得住脚。

【棒球卡】除了搜集员工在会议上发言的点数外，公司还搜集员工其他各个方面的数据（检查、测试、做出的选择等），这些数据都通过计算机算法，基于压力测试的逻辑形成关于员工特征的画像。数据处理的逻辑一般都向公司员工公开，并得到认可，以增加客观性。然后把这些特征登记在棒球卡中，以这种简便的方法勾勒出一个人的强项、弱点和其他相关证据。有了这张卡，与会者就可以用它评价发言人的权威性。

【问题日志】这是一个记录错误、吸取教训的主要工具。但凡出现任何错误，都必须载入问题日志，说明严重性和谁应当负责，这有助于指明诊断问题的途径以及相关信息，还能形成有效的绩效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发生问题的类型进行估量。

【痛苦按钮】“痛苦+反省=进步”，当某个人在经历痛苦时，说明有教训可以吸收。这个app让员工把他们的感受（气愤、失望、沮丧）等记录下来，以后再利用问题反省指南进行回顾反思。app有一个部分反映的是发生痛苦的频率、原因，以及是否遵循既定的行动方案，效果是否显著。

通过痛苦按钮，你可以知道各种已发生痛苦之间的生物反馈联系，了解诊断、改进以减轻或消除问题的方案、后续行动以及响应的结果。这个工具能生成一个表格供每个人参考，体现的是反馈环向上改进的过程，像是自己口袋里的“心理医生”。

此外的工具和方法还有：争端解析器、每日更新工具、契约工具（记录员工之间的承诺并监督承诺的履行）、流程图、政策和程序手册、量化指标等等。

达利欧讲的是公司决策模式，但这种思维和方法在社会治理、政府治理中同样可以借鉴。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千万别忽视了治理。”这是《原则》最后部分的一句话。

治理的学问真的很大。既要明确并且遵循治理原则，万万不能让暗物质主导了实际的治理过程，南辕北辙还觉得走在正确道路上。重要的是，治理需要方法，是一个系统。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时代，社会治理是不是也应该数据化、云化和智能化？如果像桥水公司那样，把决策模式落实为一套工作方法，用数字化工具来赋能和保证，那种“内部人说了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决策模式是不是就行不通了？社会治理中的教练、集点器、棒球卡、问题日志、痛苦按钮，能不能开发和应用？中国有电商、社交平台，能不能努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平台？我们交过那么多学费，有那么多数据积累，也有过大量正面或者反面的算法的验证，完全有条件考虑建立基于原则的社会决策平台，让每个地方和部门都参与，也让中南海和四面八方每个角落更好连接。

正因为社会公共治理难度很大，参数很多，暗物质参数更是叵测，现在更需要把分散在各地“孤岛”上的公共治理信息数据打通，用数据去促进深度学习，让决策能力进化。我们不能老是在同样的地方摔跤，小地方摔跤，大城市也摔跤！

互联网上的情绪能暴露出社会的问题，但情绪本身不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还要耐心扎实的工作，特别是通过创新，用新技术、新工具探索更具创造性的好办法，从而让人心中晦暗的东西被抑制，不至于演变为损人利己的伤害和危害，并让人心中美好的、智慧的、有意义的东西被激发，被选择。

从关住灰犀牛到抑制暗物质，坐而言，何如起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