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改革的话题，又出现在最近的全国两会上。代表们有各种论述，但并不到位，没有涉及教育改革的本质。说明代表们对于教育的理解较肤浅。

　　教育改革并不是一切推倒重来，而是立足于改善和改进。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在现有基础上的拔乱反正，正本清源，回归教育的本份，恢复教育的良知。而教育的本份，就是要凸现教育的自我属性，体现教育的自我价值，要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让他们能够运用正确的方法论去判断和处理各种现实问题，使他们能顺利地走向社会，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社会人。

　　这就是说，任何学校中的任何阶段的知识学习和积累只是走向心智成熟的阶梯，掌握知识并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健全人格的社会一员。

　　而要实现教育的根本目的，最直接的实施者就是教师。由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掌握着主动权，因而中国的历朝历代的传统教育伦理中对于教师有着严格的职业资格界定。古人说，“师者，教人以道者之称也”，“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也就是说，“传道”才是教师最重要的职责，一个教师是否称职，要看他能否将每个学生培养成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以及健全的人格的人。

　　但是，目前的教育乱象恰恰违背了这一最基本的要求。当今社会最为欠缺的就是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以至于失去了公平、公正的衡量标准。而在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这个“以人为本”分为二个层次，一是对教师而言，二是对体制而言。

　　对教师而言，这个原则要求教师具备教书育人的职业道德，真正理解所传授的知识，并将所掌握的知识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准确无误地传授给学生。因而要在教学实践中根据不同学生的素质和天资，分类制订教学措施，达到“有教无类”的要求，消弥学生中存在的不良习气和知识缺陷。让学生将所学的知识真正地学以致用，而不是成为收藏知识的活书橱。“学以致用”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对于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各个不同的层级，学以致用并不是单纯地应对考试，一切以社会实践的应用作为标杆。也就是说，在社会实践中的知识应用能力恰恰是检验教育质量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也就是说，在学校的教育管理过程中，不仅要健全 学生的人格，也要健全教师的人格。健全人格一个基本途径就是“学以致用”，包括道徳的知识，学科的知识，社会知识，技能的知识等。

　　为此，作为教师应该端正心态，尤其对于中小学教师尤其重要。中国在中学以下推行义务教育，并不是教师在尽义务，而是国家在尽义务，全体人民在尽义务。假如认识不到这一点，仅仅将所从事教育工作作为谋生的手段，并认为自己施恩于人，得过且过而不惜误人子弟则罪孽深重。

　　中国的教育体制一言难尽。中国教育体制以考试为指挥棒，小升初，初升高，高升大，无数中华优秀子孙都困扰在分数竞争的漩涡之中，浪费了大量青春。但是，分数竞争的真正用途只是在万千学子中筛选考试分数获胜者，把整个教书育人这样一件关乎国家根基的事情视同儿戏。要知道能在分数竞争中胜出的学生毕竟只是少数，这些人在成人后参与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小。而大多数人倒在分数线上的人，还将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因此，整个教育资源分配的指导思想，只是为照顾少数人而放弃大多数人，真是不可理喻。

　　因此，教育改革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要保留小升初、初升高、高升大的入学考试，而是考什么和怎么考的问题。按照“知行合一”的要求，不考现成知识的复述(标准答案)，只考知识的应用，对于教育改革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能灵活应用才是真正掌握知识，不能灵活应用就代表并没有掌握知识。这一点国外做得较好，他们评估学生不仅看道德表现(如有没有抄袭作业，是否遵守法律及学校的规章制度等)，并将平时的作业(写作小论文、社会调查、论辩、社会公益活动等)与考试成绩相结合。最关键的是作业和考试都不是现成知识的背诵和摘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挖掘出学生的潜力，培养他们的能力。

　　放弃了大多数学子的能力培养，仅专注于精英的选拔，这就是中国教育的真相。令人悲哀的是，按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高分者未必高能。放眼文革结束后中国高考制度恢复以来，有多少所谓的高考状元能在社会实践的大浪淘沙中硕果仅存?事实上，大部分高考状元最终沦为平庸之徒，又何况还不是高考状元的其它高分者。据说一些文学博士居然不能流利地使用中文写作，这可能是对中国高考制度的最大讽刺。而无论是政界、科技界、教育界、商界等各行各业的精英，很少是在学校中分数最高者。所以，不能针对是否废除各类考试，包括高考而讨论问题，而是应该针对考什么和怎么考才能有助于个体能力的提升和培养。

　　中国教育要实行普惠制，必须废除所谓的名校制度。把一些好的学生集中起来，集聚大多数的教学资源，打造所谓的名校，无非是为了多收费。但是，注重于每个学生个体能力的培养才是教育的重要责任之一。中国古代教育秉承“有教无类”的训诫，本意就是让个体能力有所提高，以适合社会生存，不让一个学生因无知而不能适应社会生活。

　　当今中国的教育不仅背弃了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也不利于学生个体的成长。中国教育的另一个怪状，就是教师已成为特殊的食利阶层和利益群体，学生的考试分数已成为评判大部分教师升迁的“政绩”和唯一的评价标准。甚至一些地方的高考状元的辅导教师，还可以跑去当官。而教师参与行政管理的最大弊病是将以单纯的指标评价的教育界陋习传播到社会管理之中，违背了“术有专攻”的基本常识。从公开的媒体信息中可以了解到，不少贪官就是出身于教师，如最近下马的王珉等，这说明教师也并不是一个高觉悟、高素质的天然免疫群体，任何人一旦缺少了自律、自省的自觉意识都将马失前蹄。

　　纵观历史，当今教育界的功利性恐怕已超过历朝历代，连教育界本应该静下心来的地方，也变得浮躁不安。由于教育资源的垄断和教育领域的开放不充分，全中国的家长不得不屈从于教育界的种种陋习。而一些不甘心屈辱的学生和家长，纷纷奔向国外教育体系的怀抱，不惜为之支付惊人的费用。事实上，考察国外的教育体系，并没有特别高明之处，只是一年一年坚守着教书育人的本份而已。正如中国古老的《易经》所提示的那样，世界上的事物变与不变都是相对的，并不绝对。太折腾的事物并不一定带来好结果。

　　中国家长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个特殊群体，不仅花了冤枉钱，而且子女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性价比最差的消费类服务可能就是中国的教育。中国家长也是最屈辱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最低要求，无非是让自己的子女能够自谋生路，自己能养活自己。但是，中国的教育连这样最基本的要求也无法满足。看到不少大学生毕业后不会找工作，害怕接触社会，整天躲在家中啃老的现象，不禁让人悲愤。甚至有博士生由于心理脆弱，适应不了社会而选择自杀，不禁让人唏嘘，种种事迹并不能作为教育成功的案例。

　　理论上，国外教育能做到的，中国的教育也能做到。但是，中国的教育就是不想做到。假如要做到，必然要考验中国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心和能力，但中国教育者的责任心和能力却经不起考验。中国的大部分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中小学的教师是最差的大学培养出来的，而且又是高考分数最低的人才去从事教育工作。这又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之处，还是中国教育中的一个悖论。

　　还师道以尊严，首先要还教育体制以尊严。国家政策应该鼓励最优秀的群体去从事教育事业，这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古语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子 · 权修》)，这表明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之重大，并非是一般的谋生职业可比。只有让最优秀的人去从事教育事业，才能体现教育事业之崇高，才能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能证明为什么分数并不是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在就职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有伯乐一样的教师才能培养千里马的学生，而让庸才培养千里马一定是天方夜谭。因此，教育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大前提。中国要进步，社会素质要提高，必定要从建立科学的教育评价标准开始，因为学生是未来的建设主体。评价教育成败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学生能否学以致用。诚然，学生的智力水平有差异，而“有教无类”的本意是让每个人都有所心得，小智有小得，大智有大得。

　　总之，考察教育质量的标准，并不是学生积累了多少知识，而是能否活用这些知识。无法应用的知识，还不如不学。只会纸上谈兵，将在临机处事时败北。明代绍兴籍学者张岱在讥讽某个“文献名邦”的学风时有一段著名的评论，“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夜航船 · 序》)。也就是说，当所学的知识不能应用，这与目不识丁没有什么区别。现代教育若只满足于让学生做“两脚书厨”，泥古不化，即使学得再多，于人生又有何益处?至多就是培养一批又一批有知识的傻子。

　　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荀子 · 儒效篇》)。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也说“知行合一”，又说“君子之学，唯求其是”，这一些应该可以作为教育界共同的训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