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讲究传承,尤其是师承(即口传心授)。而传承的一个重要特点,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而是对上代理论体系的集成,并结合世情民意对先贤的微言大义有新的阐发。比如,孔子对于上古圣贤之学,孟子对于孔门之学,朱熹对于理学,王阳明对于心学,都是以知识集成为终身追求的学问目标。
其中,知识集成的最高境界就是集大成。当然,中国古代惟独孔子才能有资格称之为集大成。《孟子 ·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也”。这就是说,孟子称赞孔子是一位集大成者,以孔子德才兼备的先天条件,以及学识渊博的坚实基础,才能把古代圣贤们所领悟的道理普及到当时的社会。孟子把古代圣贤的理论体系比喻成一组钟和磬所组成的乐器编组,而孔子就是让这些钟和磬发出美妙声音的人。从音乐的角度来讲,乐曲的编排是一个技术活。乐曲的基本元素,如宫、商、角、徵、羽,这是不变的。但是宫、商、角、徵、羽的不同层次的组合和节奏编排就是表述音乐的基本语言。同理,古代圣贤们的言论和他们所倡导的理念,就是一些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更是后世行为规范的出发点。而孔子亲力亲为编纂的一些文集就是理解古代圣贤思想的“乐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论是孔子,或者在他以后以他为宗的所有儒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解释古代圣贤所指出的关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伦理观的终极问题。这就是“仁”,也就是历代儒家共同聚焦的“道”。
脱离了“道”,则不能称之为儒家。“道也者,不可须臾离者也,可离非道也”。(《礼记·中庸》)。王阳明先生对此有进一步解释。《传习录》载,马子莘问:“修道之教,旧说谓圣人品节吾性之固有,以为法于天下,若礼乐刑政之属,此意如何”?阳明子答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减不得,不假修饰的,何须要圣人品节?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礼乐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谓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说,下面由教入道的,缘何舍了圣人礼乐刑政之教,别说出一段戒慎恐惧工夫?却是圣人之教为虚设矣”。
其中,“性”即客观存在的一般属性,“命”即客观存在的特殊属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礼记 · 中庸》)。也就说,“道”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是指客观存在的固有属性或固有规律。既包含客观存在的一般属性和一般规律,也包含客观存在的特殊属性 和特殊规律。既然是客观存在的固有属性或固有规律,就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因而人也不要妄图去改变它。
而圣人之所以称之为圣人,是因为他们的身心与道融为一体,所谓的“品节”无非是圣人的外在表现,其内核恰恰是“道”。因此,虽然从古到今推行礼、乐、刑、政这一套治国手段,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教化民众的途径。但这已不是儒家真正的寻道本意了。假如,这一套东西足够有用,圣人又何必多此一举地另外再设立戒慎恐惧的修道途径呢。所以,很多时候,圣人所倡导的东西与当今社会所推行的东西,相互之间形式上逼真和相似,实际上已面目全非了。现实社会往往注重于形式,因而舍本逐末,必定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
所以,就连孔子也坚持“述而不作”的原则。这也是古代做学问时,在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集成并形成自己风格方面的一个原则。即古为今用,将古代圣贤所领悟的道理推及到当今的社会,而不是毫无根据、毫无继承地标新立异。这就是说,人类的任何知识都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的推陈出新。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但是,关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伦理观的终极问题,从古到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表现在具体事物中的形态或形式发生了变化而已。
《论语 · 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 · 第七章 · 述而篇》),朱熹集注说,“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
也就是说,知识集成不是机械地守旧,也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守住理论的原点(即理论存在的前提),再根据当今的世情和人们的读解能力作相应的发散性的解释,正所谓“温故而知新”。用现今的习惯用语就是,把“道”的基本原理与当下的世情民情紧密地联系起来,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途径和解决办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而集成的另一层意义在于扬弃。如孔子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虽然这些都不是孔子原创性的东西,而是根据先贤的真实思想,对传世的文字作出筛选和扬弃,删除一些容易引起误解误读的东西,使之呈现出精华的内容,犹如完成集腋成裘的工作。但是,在选择的主导性方面恰恰体现了孔子基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伦理观方面的理解和评判。而朱熹编定《四书集注》(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也是同理。
古之学者之所以要劳心劳力地做集成功夫,这是因为作为一个人(社会个体)在认识社会和参与社会实践方面,在时间上存在阶段性,在知识结构上存在局限性。因此,将前代智者们认识世界的见识之精华集中起来,便于帮助后来的人们从整体上认识世界,以期达到“一叶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而且,所有的学问和功夫都是寻道路上的铺路石,最终的成果在于对“道”的领悟和理解。正是由于寻道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因些对于寻道路径的选择也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做学问虽然只是寻道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但也不可偏废,犹如集百源之水才知江之所流,集千狐之腋才知裘之所成。所以《墨子 · 亲士》说,“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
《中庸 · 第十九章》中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为学的几个层次或几个递进阶段,这几个层次或阶段的终点站就是集成,而集成的目标在于闻道(让仁义之道遍布世间)。因此,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十三经注疏》注为:“此章疾世无道也。设若早朝闻世有道,暮夕而死可无恨矣。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也。”)。北宋儒者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质上也讲知识集成的宗旨和作用。
知识集成作为学习的重要方式,不仅对于古代,即使是现代仍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事实上,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再吸收创新这三大创新模式中,最具有生命力的创新就是集成创新。如发明的本质就是集成创新,资源整合的本质就是集成创新,而所谓的跨界整合(融合)就是资本和人才方面的综合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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