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的要害不在于舆论所探讨的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骗了，而是暗藏于自利利他及公私概念背后的人性认知。从起点讲，“左”对人性首先是自利的确犹抱琵琶，不如“右”来得旗帜鲜明；但从终点看，“左”反而对了，“右”反而谬矣，因为“右”并没有真正把人性自利讲透，不曾发现人更大的本质正在于利他、在于仁、在于公，人本大公“仁”人！人类的理想与美德不仅像人性首先是自利一样真实，而且远比人性首先是自利稀缺得多——因而也珍贵得多。在对人性的参悟上，如果说“左”是马失前蹄，“右”也充其量算“半桶水”！

——题记

　　“竖子成名”任志强

　　近一段时间以来，任志强先生很火。先是9月21日在微博上称自己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欺骗了十几年”，后是10月2日在博客上发表题为“新国家还是新政权”的文章，引无数网民竞注目，煞是热闹。不得不说，在舆论场上，任志强十分擅长引人注目，不仅深谙话题玄机，而且深谙投人所好，每每成为舆论焦点。但注目度不一定是美誉度，一个人如果经不起注目，引人注目就会沦为丢人现眼，甚至引火烧身。任志强气壮如牛，自以为真理在握，经得起注目，但事实一再表明，他不过是个博取眼球的舆论泡沫，说白了，世无英雄，竖子成名！

　　这一点既表现在过去的房地产市场大论战中（详情可百度《任志强豪言懂房市，老君山一笑掉大牙》），也表现在任志强一手掀起的最新舆论热潮中。拿“新国家还是新政权”来说，尽管神州大地如今都在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中共并没有把自己等同于历史，而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在历史长河中建立了新政权。有外国人曾问毛泽东：你们是中国第一，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你首先是一位中国人，还首先是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答曰：你的问题好比是在问先有父母还是先有儿子，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原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乃中共针对蒋中正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提出的“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而来，一“新”字是毛泽东后来特别嘱咐加的，这本身就代表了中共的历史感。任志强提出“新国家还是新政权”的问题虽然也有一定的科普意义，但对问题的实质不作剖析，对问题的背景不作交待，是哗众取宠，还是有意误导公众，抑或别有用心？

　　人骗了共产主义

　　至于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欺骗了十几年”，可能更经不起注目。毫无疑问，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导致了严重的错误，既有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大饥荒，也有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大饥荒。不承认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如果说欺骗，共产主义不只是欺骗了中国，而是欺骗了大半个地球；不只是欺骗了十几年，而是欺骗了整整一个时代。但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错误一味归咎于共产主义理想，甚至“讨厌和尚恨袈裟”，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乃至全盘否定《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奋斗，无疑也是不负责任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什么理想呢？马克思恩格斯说得十分明白，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显而易见，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理想，不如说是一种运动，理论上讲，共产主义不会欺骗任何人。硬要说欺骗，反倒不是共产主义骗人了，而是人骗了共产主义，诚如诗人海涅所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任志强虽然强调自己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欺骗了，但似乎并不否定共产主义，尤其不否定共产主义作为信仰。早在2013年10月，任志强曾对《南方周末》谈到：“我信仰共产主义，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社会，至少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任意取用，你还能造一个比这个更好的社会吗？”这应该不是反话正说或明褒实贬，因为任志强还明确对记者表示：“我和我身边的人，相信共产主义的仍然占绝大多数，只是大家心目中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一样。”“秦晓（原招商局集团主席）跟孔丹（原中信集团董事长），他们的分歧，是用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共产主义。”症结原来是在于如何实现共产主义。从这一意义上讲，当前的共产主义论战有点“关公战秦琼”的问题，双方探讨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无论《环球时报》发表的反驳性社评《共产主义理想没有欺骗中国》，还是团中央宣传部长景临先生发表的反驳性文章《与任志强先生商榷》，都在宣示共产主义理想没有骗人，但任志强强调的是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骗了，尽管两者紧密相连，但实际上存在微妙的差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骗了人也不一定是共产主义骗了人。

　　任志强的要害

　　正因为双方探讨的并非同一个问题，无论《环球时报》社评，还是景临《与任志强先生商榷》，抑或群起而攻之的其他文章，似乎都没有击中任志强的要害，这可能正是任某人斗志愈发昂扬的重要原因。那要害何在？任志强标榜“我信仰共产主义”，但强调的是共产主义如何实现，这里面或有要害的蛛丝马迹。不能说任志强避重就轻甚至暗渡陈仓，把对共产主义的是非问题置换为共产主义的实现问题，因为共产主义的实现的确构成一个问题。不管任志强是否真正信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都是一个严重问题，都足以成为他暗渡陈仓的渡口。极其可能，任志强内心里根本不信仰共产主义，但碍于现实因素，他不得不标榜“我信仰共产主义”，但肚子里想的就是借共产主义的实现路径暗渡陈仓。

　　那任志强认为要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呢？在与《南方周末》记者的谈话中，任志强曾表示：“毫无疑问，这代人的共性，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得更多一些，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事儿忙活，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区别可能是，孔丹更多的是‘有国才有家’，秦晓还有我，更多的是‘有家才有国’。”结合前后文看，这能够代表任志强所强调的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分歧，即“有家才有国”还是“有国才有家”的问题。这可能有些简单化，但把问题归结为“有家才有国”与“有国才有家”的对垒，确实快刀斩乱麻，称得上简明扼要，不仅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澄清了通常所讲的“左”“右”之别，左是强调“有国才有家”的左，右是强调“有家才有国”的右。

　　但马克思说得好，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真正要底定共产主义的问题，家国关系的抽象度可能还不够，应该提升至通常所讲的“私”与“公”的层面，甚至进一步抽象到人性高度，也就是通常所讲的自利利他的关系层面。事实上，共产主义及相关问题，正是发源于人性自利利他的辨析。唯有真正厘清人性自利利他的问题，才能够真正澄清共产主义及相关问题——或许，任志强的要害就暗藏于此！应该是顾虑相关说法的道德化甚至政治化，任志强避讳了人性自利利他及私与公的概念，所谓“家”其实代表私、“国”其实代表公，“有家才有国”还是“有国才有家”的对垒实可化解为“先私后公”抑或“先公后私”的歧异。

　　利己为什么转向利他

　　人是自利的，这一点毫无疑义，正如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坦言：“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说句实在话，人不自利，“我”不关心“我”，还关心谁？！谁还关心？！任志强毫无疑问认同人性首先是自利，不只是任志强，被称为“右”的整个阵营都认同人性首先是自利，他们之所以反感甚至反对中共的道德与政治说教，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共过去动辄“大公无私”。被称为“左”的学人可能否定私有制，甚至反对市场经济，但未必就否认甚至反对人性首先是自利。但总体上可以断定，在人性首先是自利上，“左”不如“右”来得直接而鲜明。事实上，即便某些认同人性首先是自利的“左”，多半也犹抱琵琶，认为人性自利“能做不能说”，他们似乎认为人性自利不那么光明正大，甚至对人性自利有一种担惊受怕。

　　但实际上，人性自利不只是天经地义，而且一点儿也不可怕，因为自利一出门就拐了弯，而且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向，直接从利己转到了利他。人的确自利，但自利指向什么呢？“左”没有深思，“右”也没有深思。但一定意义上，自利的指向是比人性自利本身更重要的问题，就像共产主义的实现是比共产主义本身更重要的问题。自利指向的答案不是由经验给出的——即便见过9999只天鹅是白色的，也不能断言第10000只天鹅是白色的，经验的归纳得不到一个全称的结论——而是由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常识推导而来，这就是不能够循环“自”证——“注目礼”！由于不能够循环自证，“我”不得不走出自我，及于人，乃至成为社会人，服务于别人，从而取得别人对“我”的认同，实现“他”证，即是说，人性首先是自利，但自利必须先利他，要不然，岂有他证？用注目礼来表达或许更方便，注不注目是由别人决定，致不致礼更是由别人决定，注目礼的一切都是别人所决定，因为注目礼整个是别人所供应，他证完全属于别人的动作，“我”不利他，别人怎么注目致礼？这就是人性自利一出门就走向了利他！还有什么好担惊受怕的？毛主席说得好：“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一个人担惊受怕，根子在理论不彻底！

　　西方主流经济学虽基于人性，而且直接基于人性自利，但并没有真正分明自利的指向，不曾看清自利指向的正是利他，从而一失足成千古恨，不仅遗留了所谓“斯密问题”——即“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重要著作《国富论》强调人性利己而另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强调人性“同情”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主流经济学一开始就误入歧途。可喜的是，斯密已接近于为人性自利的指向破题，《道德情操论》写道：“遍及所有地位不同的人的那个竞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按照我们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都是我们根据这个目的所能谋求的利益。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这不正是注目礼吗？可叹的是，斯密最终还是与注目礼失之交臂，不曾明确肯定人性自利指向的就是利他。

　　大公无私=大公大私

　　正因为自利的指向是利他——准确说是不得不利他，因为注目礼是别人垄断供应的，一个人要实现自利，必须利他，如不能够利他，自利无疑只能是水月镜花。众所周知，老子惜言如金，但《道德经》两次惊天动地点拨赢的无上秘诀，第7章云：“以其无私，故而成其私。”第66章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是不错的，一个人要成就自己的私，必须先人后己，以无我成就大我，以不争成就大争，以无私成就有私。

　　利他方能利已、无私方能有私、不争方能大争，这得到了经验的印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打败“蒋家王朝”？新华门照壁上刻着毛主席手书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这绝非简单的政治口号，而的确是他老人家思考一辈子、革命一辈子、饱经沧桑的宝贵心得，所以他发自衷心地呐喊：“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有考证甚至显示，毛主席一生的题词中，“为人民服务”出现最多。“为人民服务”就是中共的利他无私，正因为把人民服务放在先，人民选择了中共，中共得民心者得天下。实际上，为人民服务也是营商制胜之道。作为商界成功人士，李嘉诚先生有一句人生箴言，叫“建立自我，追求无我”，明显也是以无私利他实现利己成已的意思。通常所讲的大公无私，实质上是大无大有的大公大私、大私大公、公私圆融。

　　如今市场经济风行全球，从历史长河看，市场经济也是主流，计划经济在20世纪运作了大规模的挑战，但终归于败。市场经济为什么被不同的国家、社会、文明所共同选择呢？除了通常讲的效率因素之外，症结或许也在于道德，市场经济有可能更适合于催生美德，因为市场经济内蕴着先人后己的机制。堪称西方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的张维迎先生写道：“市场竞争，本质上是为他人创造价值的竞争。”这应该毋庸置疑，不为别人创造价值，自由交换就不可能发生，何有市场？何来市场？张维迎对市场机制的另一个概括似乎更加传神，所谓“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自己说了算的制度”。的确，如果好坏都由自己说了算，不仅市场乱套，社会运转都乱套。作为最基本的逻辑常识，不能够循环“自”证堪称秩序之元甚至万物之元，任何事物都不能够循环自证，脱离与他物的相互作用——注目礼。

　　大公“仁”人

　　正因为不能够循环“自”证，人性自利不得不指向利他，人必须通过别人才能够感受自己的存在和价值的，完成存在感的证明。这一点注定了人必须服务于人、奉献于人乃至归于大公，脚踏实地做君子，甚至可进一步讲，人本质上不是私的个体，而就是大公“仁”人。极其可能，这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的人，有话为证：“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应该能够肯定，所谓“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就是说人不能够循环自证，不是私的个体；所谓“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说人必须与人连接在一起，是社会关系的“仁”人。

　　启蒙思想家卢梭洞察到了人的“仁”心，并认为这构成所谓“野蛮人”与文明人的分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写道：“实际上，野蛮人和社会的人所以有这一切差别，其真正的原因就是：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而社会的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生存的意义的看法都是从别人的判断中得来的。”卢梭似乎语带讥讽，可问题是，像“野蛮人”那样完全不在乎别人的观感，活着的意义甚至意思又在哪呢？还是应该更多从正面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的话并不像某些人所批评的那样“假大空”，相当程度上是实话实说：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右”算“半桶水”

　　“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不正是共产主义吗？作为“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并不是“假大空”，而就是直接源于人性、基于人性、发于人性，人原本大公“仁”人。从起点讲，“左”对人性首先是自利的确犹抱琵琶，不如“右”来得旗帜鲜明；但从终点看，“左”反而对了，“右”反而谬矣，因为“右”并没有真正把人性自利讲透，不曾发现人更大的本质正在于利他、在于仁、在于公。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共宣教的“大公无私”并没有错，尤其中共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公务员，更应该讲究先人后己，乃至追求大公无私。在对人性的参悟上，如果说“左”是马失前蹄，“右”也充其量算“半桶水”！走笔至此，想起唐朝青原惟信禅师所讲的求真三境界论：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任志强气冲斗牛，自以为真理在握，殊不知，他只是处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中途岛，他认识到了人性首先是自利，但对自利的指向与内涵缺乏认识，更不曾认识到人本大公“仁”人，而是停留在了极其浅薄的自利层面——这才是任志强认为自己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骗了的真实原因！尽管走过“耳顺”之年，但由于心智还没有真正绽放，任志强内在的正能量仍然不足，未谙以崇高的精神鼓舞人，不太相信人世的美好，从而铸定“小人眼里无君子”之错。不仅任志强如此，整个“右”的阵营基本如此，甚至整个主流社会也基本如此，强调人性首先是自利，天经地义；但以人性首先是自利而否定大公无私乃至人类的理想甚至美德，大错特错，人类的理想与美德不仅像人性首先是自利一样真实，而且远比人性首先是自利稀缺得多——因而也珍贵得多。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右”的当务之急是抓紧自救，放下“致命的自负”，对人性再参再悟，全面准确透彻把握人性自利，为人生美好与社会和谐奠定正确的人性观！

　　（作者是注目礼书院院长；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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