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日报：怪教授冯象、圣经、共产主义和他的本行法学，到底怎么回事？

点击：作者：曾梦龙来源：好奇心日报发布时间:2017-10-23 09:29:14

冯象现在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他的著作内容多与其研究的法律、宗教、伦理和文学相关。今年，冯象一口气出了两本有关《圣经》的新书——《以赛亚之歌》和《圣诗撷英》。这也是他最为擅长的领域之一——法律与宗教。这些宗教作品所昭示的古典伦理同自由人格的理想，又与冯象所批判的大学教育、学术腐败、行业道德崩溃等中国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本文原为好奇心日报对冯象的采访，作者曾梦龙。

以下是采访内容：

——冯老师，我是《好奇心日报》记者，想跟您做个采访，关于圣经、法学和您个人。可能有点长，您不介意吧？

哎呀你们来联系，我一瞧这名号“好奇心日报”，心说：得，年轻人新事物，我落伍了！行，你说。

——谢谢。能否先谈谈您的两本新书，《以赛亚之歌》和《圣诗撷英》。前者扉页的献词是“献给玉芬，我的彝家大嫂，人民医生”。我很好奇，她是谁呢？能分享她的故事吗？

好朋友，几十年了。故事也许以后有空了会写；但回忆是老人的特权，应慎用。那是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如今习惯了“小”的人们，难以想象了。

——那一定很精彩了。《圣诗撷英》是圣诗的选本，我正在读，仿佛跟我们熟悉的诗歌不太一样。对普通读者而言，圣诗有哪些重要价值？如何阅读？

信仰、知识、文学艺术各个方面，从古到今，影响太大了。你说“不太一样”，是指诗文的思想风格吧，那本身就是一门学问。但经书不易读，得一遍遍琢磨，毕竟是古以色列的宗教经典同历史文献。故而每次修订，我都会根据学生反馈和读者来信增添注释，希望对读者（包括信友）的学习领悟有所助益。

——关于《圣经》，您的著译已经出了将近十种。网上看到彭伦先生的访谈（见《摩西五经》附录），信息量巨大。其中说，您在耶鲁法学院读书的时候，发现国语和合本错译、漏译和语言风格上的问题不少，遂决定译经。但《以赛亚之歌》的前言提出“新天新地和新人伦理是否可能”，这样“一道难题”，您的目标就不止是翻译了，对吗？

译经解经，开始是专业兴趣。但除了释读圣言，建树文学，还尝试回应一些理论问题，比如怎样看待二十世纪革命的遗产。近年授课讲过几轮，攒了些心得，这两本书里有所阐发；参阅《说罪》以下几篇解经文章，及圣诗的导读与注释。

不过现在又觉得，译经是给未来的人们留个纪念。机器翻译的发展日新月异，加之用户碎片化的终端阅读跟网文的智能拼贴已成潮流，以后肯定没人做这事了：无此能力，也无必要了。

——十年前，是香港记者吧，有一篇采访披露，您不是基督徒。现在呢？为什么？您怎么看信教和译经？

在西方，问人宗教归属跟问女士年龄一样，是社会禁忌。可是这儿常有人问，只好“挤到”他一下：是派出所查户口的？从前任继愈先生说，研究宗教得从教义信条里走出来。这在欧美，包括主流神学院，是基本的学术立场。大学课堂，则应遵循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公立教育坚持世俗化（laicite）。最近，国务院修订颁发的《宗教事务条例》重申了这一点，拨乱反正，是非常及时的。

汉语基督教，信徒私自译经的案例不多。因为各教派都有“官方”版本，有些还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修订。身为信徒，理应守持本宗的教义立场，而非赞同、传播对立宗（“异端”）或学界的观点，给教会添乱。你看，宣教和学术是两码事，不能混淆。

——您是法学教授，却研究宗教。有个话题，可能普通读者不太了解，就是法律与宗教的关系，能不能具体讲讲？

Tissot, Moses Forbids People to Follow Him, The Jewish Museum, New York

现代西方式法治，许多法律规定和原则，可以追溯到《圣经》跟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但这是历史背景，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法律与宗教”是我在清华开的一门课，九年了。《圣经》之外，还要求读马列，读现代论著同案例。课程大纲是这么介绍的：主要任务，是从圣书所启示、开创或象征的不同法律传统、宗教伦理和政治神学出发，考察形式法治在中国的衰落及其症候：信仰危机，宗教自由/冲突，边疆/民族问题，历史的遗忘与改写，牺牲之意志同再造乌托邦，以及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低法治竞争时代，人类理想和价值重构的前景。

好像选课的学生都蛮喜欢，说是常有“开脑洞”的感觉。

——原来如此，内容好丰富。作业重不重呢？

课完，交一篇论文，学生自己选题，与老师讨论。

——听说您也教“法律与伦理”，尤其强调重建职业伦理。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重建意味着什么？其紧迫性因何而起？

确实紧迫。中国的制度（真实宪制）跟西方迥异，职业伦理植根于政治伦理，即党的先锋队伦理。前者是因后者的涣散而垮掉，难以重建的。因此第一步，反腐败，由中纪委调查整治，成立国监委，打破本本上的宪制畛域，统一领导，正是十八大以来各项工作的一个节点。当然，也因为事关党的建设，就必须拿出“永远在路上”的决心，并向全国人民宣示这一承诺。

——说到“在路上”，您觉得中国的法律教育如何改进？前些年，您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做讲座，说过：“今天的法律教育，整体上是失败的……它接续的是解放前的旧法统、旧思想、旧生活、旧人物”。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呵呵，我管它叫旧法学，“外面贴几张万国牌的新标签，花花绿绿的……揭开看，一大股霉味儿”。问题多了，教条主义泛滥，贬低公共道德，消解职业伦理，还反民主。那篇《邓析堂对话》讲得很清楚，这儿不赘言了。然而现实地看，法律教育不改也无妨。因为学生毕业，出了校门，一接触实际，就把那堆教条还给老师了。只是这一事实，应该让全社会知道。

——对，就是这篇对话。作为法学的门外汉，我感觉背后其实有学界两种流派的分歧，一边是法教义学，另一边是您似乎比较认同的社科法学。这两派的分歧在哪儿？会给现实带来什么影响？您又为何认同社科法学？

法学界，有人形容它是个江湖，门派众多。教义学属于主流，是教科书的标配。不过我得澄清一下，我并不认同流行的（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前提，及其伪装的“客观中立”。做学问，应当批判地思考；批判比老老实实当学徒好玩，是不是？我们在武汉那一场批判，我在《对话》中说了，就是找个头大的、套取国家课题费多的玩玩，而非因为它特别没用，或者比旁的门派更脱离实际、误人子弟。

——九十年代末、两千年初，您写《政法笔记》，有些说法令人难忘，甚至好奇，像“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法律……还在努力学习争取成为资本的语言和权势的工具，还暴露着它的红嫩的爪牙”，“现代法治在本质上是一种用权利话语重写历史、以程序技术掩饰实质矛盾的社会控制策略”。您评论两句？

可能有点“超前”了？这几年，常有学生和老师跟我说，上学那阵子爱看《政法笔记》，但现在重读一遍，才发现当初没弄懂。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政法”这词儿，从前被人鄙弃，如今已是大家接受的本土学术概念了。

——在您看来，未来中国的法治之路最大的问题有哪些？如何解决？您的文章似乎很强调基层民主的重要性。

新法治（形式法治）建成有年了。其日常运作和意识形态功能，应该说，非常成功——成功营造了中产阶级对它的期许，从而可以吸纳、排解信从者的无尽的怨怼。而只要人们继续懵懵懂懂，排队询问“最大的问题”“如何解决”之类，法治就发挥了屏蔽和安抚的效用。

民主不一样，它是共产党的传统口号。无论党内民主、基层民主、群众民主，抑或西方的竞选民主，都包含了对形式法治的约束、克服和超越；因而“争议”不断，亟待发展。今天，面对行将到来的智能经济/数据寡头的全方位挑战，人类的命运，能否摆脱资本的奴役，便取决于我们的实质民主的进步，即人民群众的教育、动员和组织起来。

——冯老师，去年您在上海有一场讲座，展望人工智能的未来。网上有报道称，您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工智能的研发极易失控，给人类带来巨大的风险。但是为什么，这会使得“共产主义重新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现实选项”呢？您甚至大胆设想，先进国家像《共产党宣言》所论述的，联合行动，同时爆发革命，“第二次废除私有制”。您现在还持这一看法吗？

为什么不呢？由人工智能走向共产主义，看似缥缈的愿景，实际是大势所趋——连智能产业的头面人物，圈钱烧钱的“钢铁侠”们，都在谈论计划经济呢。

共产主义，自古就是人类家庭生活和亲密友谊的一般理想；一如合作劳动、共享收成，是人的“本性”，或物种繁衍优势。进入网络时代，这“人性的光辉”就更灿烂了：有网上生机勃勃的公地文化，有年轻人字幕组的义务劳动，还有英勇的Aaron Swartz发表《游击队开放存取宣言》，不惧资本的疯狂打压。与之对应，便是智能经济不可避免的一系列后果：整个社会对智能终端的依赖，日益扩大的阶级鸿沟，财富、市场和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大规模失业迫使发达国家实行全民福利，等等。待到那一天，如果人类不甘堕落，就只有起来革命，将物联网底层数据、智能技术和资本收归公有；否则，无以建设新的可持续的人机伦理。

如此再造乌托邦，走“通向生命的逼仄小径”（太7:14），道理很简单：想想吧，另一条路，平坦是平坦，可资本主义私有制奔到黑，会撞上什么？机器人全面取代人类，还是数据寡头的独裁？抑或两家联手，一起“饲养”机器人的“宠物”（Steve Wozniak语），那百无聊赖吃着福利的芸芸公民？

——将来如果真是这番景象，那人们只好选择共产主义了。

说得好，这“只好”二字。人类将通过“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接受共产主义”，列宁的这一教导，预言了私有制的未来。

——人工智能的崛起，对法律职业也是严峻的挑战吧？

首先是，大失业；波及各行各业，律所法院、政府部门概莫能外。有美国学者同智库预测，一大半法律规则会被大数据算法和区块链所取代。人工智能将是传统法律实践的终结者。

——您说“终结”，让我想到法律方面您的专长，知识产权。您在二零一一年一次讲座中说，因为互联网和业务外包这两股全球化潮流，知识产权将会终结。这么大的变化，怎样理解呢？

哦，那不是讲座，是国际会议做的主题发言，原文是英文。知识产权的终结，你们年轻人最有体会，不用盗版和仿冒产品，不侵权不翻墙，日子怎么过？但这终结，或法律对多数人的失效、无执行力，不等于说抽象物上的财产权与人格的商品化不顶事，消失了。事实恰好相反，大公司之间，例如苹果、微软、三星、华为，好莱坞跟电商大鳄，还有数不清的“蟑螂专利”公司，知识产权官司天天打。资本要垄断市场，搞诉讼讹诈，全靠知识产权。

——冯老师，有学者把您称为哈佛批判法学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您认可吗？

这个我不敢当。但我赞赏肯尼迪、昂格尔他们的批判立场（参《那生还的和牺牲了的》）。

有批判，才有学术进步。在我，大概是性格吧，从小喜欢反潮流，亵渎“神圣”，哈哈。也可说是知识分子的良知——有些事情，比如“青椒”（青年教师）“压力山大”，不好出声，我们年纪大的就有责任站出来说两句，戳一戳“皇帝的新衣”。

——回到《圣诗撷英》，您在序言里说：“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主要得自于早年在边疆兄弟民族中间的生活磨练”。能否聊聊这一段经历，想必有很多故事？

写过好几个呢，《玻璃岛》《创世记》里都有，《以赛亚之歌》开篇的《罗嘎》也是。这些故事，我的读者很熟悉了。所以我一看采访提纲就知道，记者是个新手——当然，这也无伤大雅。

——不好意思。但我还想知道，您先后在北大、哈佛和耶鲁求学，这些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

思想上影响不大。我这一代，叫老三届，就是卷入文革的中学生；我是其中最年幼的，刚念初一。我们是先下乡，到云南边疆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文革结束才考的大学——只有幸运一点的，极少数人，犹如先知所谓“余数”（赛1:9,10:22），得了上大学的机会。那时，我的“三观”已经毁过又重建了。

所以，我很鼓励我们的学生下基层，到边疆和艰苦的地方去干几年，向老百姓学习，转变立场，追求进步。之后再考研、出国深造或者进国企、投行、国际组织什么的。生活是最好的老师。

——您出国早，长期在美国生活。但二零一零年回国，加盟清华大学，这个决定又是如何做出的呢？

其实，零九年已经开课了，同法学院的交流合作从建院起就没断过。一般说，教书育人作为事业，还是在中国或者东亚好，这是儒家传统的一大优点。但是我回国服务，除了学术目标，心里还记着鲁迅先生的狂人那句话，“救救孩子”。大学沉沦了，腐败了，我们能做点什么？我父母都是（抗战前）老清华的，或许，这也是报效的缘分吧。

——还有几个小问题，冯老师：您平时看新闻多吗？回首过去一年，有什么新闻事件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只是快快浏览下标题。新闻，我一直关注机器生成（智能新闻）的进展，在美国，体育财经等栏目的即时报道已经相当成熟了。

——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我不太受别人影响。

——您最近在忙什么？

写作。

——您最近思考得较多的问题是什么？

人机伦理。

——这几年，您觉得身上发生的较大的变化是什么？

耳顺了，诚如孔夫子所言。

——您近来有什么特别值得分享的东西？

今天咱们谈的两本书，《以赛亚之歌》和《圣诗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