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随着胜利纪念日的到来，官方各种纪念活动接踵登场，民间舆论场也不断升温。对于这样的历史大事件，官方口径和民间评价并不完全一致。石头君认为，这是正常的，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若完全重合，这个国家要么集体失常陷入狂热，要么噤若寒蝉不敢发声。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完全对立，则政府公信力近乎为零，陷入“塔夫脱”效应，老百姓就变成了老不信。但可喜的是，这段时间，尽管“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但就整体而言，长征已经形成共识，这是民族的共同记忆，悲壮的英雄史诗。

       不为别的，只为看清长征的真面目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的必修课。这启迪我们，研究长征，要从党史、国史、军史乃至战史的角度去考虑。只有这样，才能从多维度把握长征的历史方位，认识其本来面目。

       从党史看，长征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的大转圜。中国的革命，既得益于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也吃过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大亏。长征的过程，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共产国际集中制领导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抗争的过程。井冈山根据地，以及后来的中央苏区，实际上是毛泽东、朱德等人一手建立起来的，但是领导权却被博古等人捧着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人轻易夺去。湘江战役的惨败，使红军认识到，外国的和尚念不好中国的经。正是失败，将共产国际拉下神坛，为山沟沟的马克思主义重新占据领导地位提供了契机。通道转兵、黎平会议，直至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从此时起，共产国际与中国脱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中国革命才转危为安。

       从国史看，长征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次大迁徙。长征既是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早雏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次大迁徙。这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观，一个没有固定疆域的的国家政权，随着军队而到处转移。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转移至陕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也由瑞金迁至陕西延安。尽管1937年9月22日正式宣布取消，但这个历史却不容忘记。否则，人们会问，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哪去了，是被国民党打败了吗？

       从军史看，长征是四路主力红军的大汇流。在长征之前，中国革命根据地是相互分散割裂的，虽然遥相呼应，但几个主要根据地实际上是各自为战，相互不隶属，也没有形成战略配合。先后参加长征的红军有四路：中央红军（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后编为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党和红军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实现了党中央对整个红军的集中统一指挥，长征由红军的西进突围开始，逐步发展为南方各地苏区红军部队向西北地区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三大主力的会合。

       从战史看，长征是我军战略战术的大转变。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在战略上主张速决战，在战役战斗上坚持打“堂堂之阵”的阵地战、堡垒战和消耗战，毛泽东曾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乞丐与龙王比宝”。遵义会议后，红军采取灵活多样的战略战术，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声东击西，穿插迂回，在战法上做到于劣势中造优势，在平势中创奇势，从而掌握了作战指挥的主动权，确保了长征最后取得胜利。

       不为别的，只为还长征一份清白

       尽管官方对长征的定性早就明确，但民间对长征的污名化却从没有停止，有些人打着“还原真相”的旗号，恶意剪裁历史或编造谎言，采用“戏说”“爆料”“揭秘”之类的手段，肆意歪曲长征历史，抹黑红军的英勇事迹，丑化和矮化领袖。概括起来，这些质疑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质疑之一：到底是溃败逃跑，还是战略转移？红军长征是主动撤离。但这种撤离是一种不情愿的选择。也就是说，如果成功粉碎敌人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红军不会有长征的举措。研究进一步表明，导致红军长征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失利。长征中，有三个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全局性问题：选择正确的战略方向，解决向哪里去的问题；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解决掌控行动主动权的问题；贯彻党中央的战略决策，解决全党意志和全军行动高度集中统一的问题。由于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导致一些人借机攻击，红军是盲盲目流动，是一种且行且走。

       质疑之二：到底是乌合之众，还是精英荟萃？关于红军的基本构成，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红军的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业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然而他又说：“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用军队来的”有人抓住此点不放，认为红军是乌合之众。但他没有认识到，这些农民在红军队伍里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在严格的纪律约束和教育引导下，成为新质的人。

       质疑之三：到底是杜撰夸大，还是真有其事？红军在长征中打了无胜仗，有些人质疑胜利的真实性，比如“飞夺泸定桥”已成为红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典型例证，但近年来却有人试图否定这一史实。从外界客观条件来看，不仅自然环境恶劣，还要面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为什么我们说长征是英雄史诗，是人间奇迹，就是因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十分不易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取得的一场了不起的胜利。

       质疑之四：到底是权力争夺，还是路线之争？在长征路途中，党内军内并不是风平浪静的，而是发生了多次激烈斗争。且不说遵义会议上发生的激烈的思想交锋，就是在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在军事行动失利之后，依然有一部分红军将领认为，是毛泽东将红军带入绝境，多次提出撤换毛泽东。特别是土城战役失利，引发一些官兵对毛泽东的议论和不满，怀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而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则让中央红军一度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有人据此说，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简直到了白热化阶段。殊不知，正是在激烈的斗争中，树立了正确的领导核心和革命路线，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不回避质疑，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有力应对质疑，因为真相不容混肴。

      不为别的，只为走好今天的新长征

       往者不可谏，来着犹可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当前的新长征。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形势非常严峻，一点也不亚于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中央苏区，如何化解矛盾、应对挑战、克服困难、规避风险，长征就像一座精神富矿，给我们以取之不竭的启迪。

       以矢志不渝的信仰追求拨开迷雾。狄德罗说，除去真理和美德，我们还能为什么事物感动呢？对真理的矢志不渝就是信仰，而信仰是给这样两种人准备的，一种是理论自觉的人，比如瞿秋白、夏明翰、李达之伦，就算敌人的屠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他们依然慷慨赴死、毫无惧色，只不过把赴难当做回家。一种是理论不自觉的人，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是被前者所坚持并宣传的真理所引领，认准了跟共产党走这个死理，这就是广大的工农群众。是信仰，把这些自在的阶级洗礼为自为的阶级，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滚滚洪流。

       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斗志克难攻坚。长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红军战士在“爬过雪山就是胜利”、“走出草地就有希望”口号的鼓舞下，以惊人毅力战胜艰难险阻，用顽强作风征服人类生存极限，表现出了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凭着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红军将士面对失利不悲观，愈挫愈奋；面对强敌不气馁，愈战愈勇；面对艰险不畏惧，愈斗愈坚，把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的坦途。

       以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调整利益。红军长征不是简单地转战、打仗，而是面临严峻的三大考验，即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较量，党内团结与分裂的尖锐斗争，官兵与极端恶劣自然环境的激烈对抗。踏上长征路，就意味着死亡时时相伴。他们激情万丈、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决心为救国救民牺牲一切。长征先烈用生命告诉人们，没有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的气概，红军就难以走出绝境。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同样需要红军长征那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岁月轮回，长征已远。今天还纪念长征，为的是不忘初心，为的是继续前进。以我们每个人的长征，汇就成滚滚铁流，成为势不可挡的中国力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