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 ：墨子游说各国政要的八大绝技

点击：  作者：赵丹阳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6-07-07 16:46:39

 

 

      墨子是先秦诸子中不可多得的农民思想家，其理论之深湛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更扩及逻辑哲学。其言语常由小及大，连类比譬，逐层推理，蕴含着卓然不群的辩论艺术。具体地说，他将探理析疑的手段列为八种，分别叫作：或、假、效、辟、侔、援、推、几。     

 

      一，“或、假、效”常被用来防备守卫，故又称“戍言三范”。

 

      《墨经》中这样解释“或、假、效”三种逻辑哲学：“或”也者不尽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

 

      即：“或”是表示一类事物中仅有一部分是如此，并非全部都是如此。“假”是表示思想上的假定，并非表示现实就是这样。“效”是为辩论提供标准的规范和底线，以免漫无目的、失去道义。

 

      白马是马，乘白马是乘马。获是人，爱获是爱人。臧是人，爱臧是爱人。这是属于“是而然”（前提肯定，结论也肯定）的情况。

 

      获的父母是人，获事奉她的父母不能简单说成“事奉人”（指作别人的奴仆）。她的妹妹是美人，她爱妹妹更不能说是“爱美人”。车是木头做的，乘车不能说是“乘木头”。船是木头做的，入船不能说是“入木”。强盗虽然是人，但某地强盗多，不能简单地说“某地人多”；某地没有强盗，也不能简单地说“某地没有人”。怎么知道这一点呢？讨厌某地强盗多，并不是讨厌某地人多；想让某地没有强盗，并不是想让某地没有人。世上的人大家都赞成这一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说“强盗虽然是人，爱强盗却不能说是‘爱人’，不爱强盗不能说是‘不爱人’，杀强盗也不能简单地说是‘杀人’”，就也应该是没有困难的。这是属于“是而不然”（前提肯定，而结论否定）的情况。

 

      “读书”不等于“书”，“好读书”却等于“好书”。“斗鸡”不等于“鸡”，“好斗鸡”却等于“好鸡”。“将要入井”不等于“入井”，阻止“将要入井”却等于阻止“入井”。“将要出门”不等于“出门”，阻止“将要出门”却等于阻止“出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说“‘将要夭折’不等于‘夭折’，阻止‘将要夭折’却等于阻止‘夭折’。儒家主张‘有命’论，不等于真的有‘命’这东西存在；墨家‘非执有命’，却等于‘非命’”就也应该是没有困难的。这是属于“不是而然”（前提否定，而结论肯定）的情况。

 

      在以上三个一线贯穿的案例中，墨子举重若轻的从形式上驳倒了“杀强盗等于杀人”与及儒家的‘有命’论。这是对“或”的运用。

 

      假使天下都能相亲相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还能有不孝的吗？看待父亲兄长及君上像自己一样，怎么会做出不孝的事情呢？还有不慈爱的吗？看待儿子、弟弟及臣子象看待自己一样，怎么会做出不慈爱的事情呢？这样不慈爱就没有了。还有强盗和贼寇吗？看待别人的家象自己的家一样，谁还盗窃？看待别人就像自己一样，谁还害人？所以强盗和贼寇就没有了。

 

      此处，墨子连用排比，且兼反问，句式明快，论证有力。但是类似“爱人若爱其身”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十分鲜见，故而只能以联想虚构匡其不足。这是对“假”的运用。

 

      但是，仅仅将“或”和“假”务于精熟，只能让自己的立论不易被破而已。想要让人真正的从情理上加以信服，还要在话外之音中渗入“为天下兴利除害”的道德理想。

 

      墨子认为，如果对方对于“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这些最基本的社会规范都不认同，那么大可不必再做毫无意义的口舌之争。这就是“效”。

 

      二，“辟、侔、援、推”多用作攻辩争论，也叫“出故四法”。

 

      《墨子·小取》篇这样概括辟、侔、援、推四种手段：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

 

      简而言之，“辟”就是举例说明，“侔”为类比推进，“援”即为攀援引证，“推”则大都同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

 

      《墨子?非攻下》开篇就说：“对于当今天下所赞美的人，该有怎样的说法呢？是他在上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大家才赞誉他呢？还是他在上不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不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不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大家才赞誉他呢？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必定会说：‘是他在上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人们才赞誉他。’现在天下所共同认为是义的，是圣王的法则。但现在天下许多诸侯大概还在尽力于攻战兼并，那就只是仅有誉义的虚名，而不考察其实际。这就象瞎子与常人一同能叫出白黑的名称，却不能辨别那个物体一样，这难道能说会辨别吗？”

 

      这里墨子用不辨墨白的盲者比喻不辨是非的天下人，以证明大道难识，这就叫作“辟”。

 

      何者为“侔”？

 

      《墨子?兼爱上》说：“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

 

这里“君自爱”、“父自爱”、“兄自爱”的说法就是类比推进，即“侔”。

 

      《墨子?非攻上》有一段指责百姓只知“窃钩者诛”的论述，上面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看见少许黑色就说是黑的，看见很多黑色却说是白的，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白和黑的区别。现在小范围内做不对的事，人们都知道指责其错误；大范围内做进攻别国的坏事，却不知道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称赞他为义举。这可以算是懂得义与不义的区别吗？”

 

      这里便是运用“援”的手法，反问对方既然“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这是不懂得“黑白之辨”的行为，那么“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就一定也是不懂得“义与不义”的区别了。

 

      关于“推”式手法，在墨子反驳公孟子的论述中，可以循迹一二：公孟子说‘没有鬼神。’又说‘君子一定要学习祭礼。’墨子说‘主张没有鬼神却劝人学习祭礼，这就像没有宾客却学习接待宾客的礼节，没有鱼却结鱼网一样。’公孟子对墨子说‘您认为守三年丧期是错的，那么您主张的守三日丧期也不对。’墨子说‘你用三年的丧期攻击三日的丧期，就好像裸体的人说掀衣露体的人不恭敬一样。’

 

      以上便是墨子辩论艺术中的七大语言哲学，也是现今花辩和素辩中最常用的方法。但是，墨子却认为言辞“多方、殊类、异故”，所以“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亦即提醒修习辩术之人，一定要始终以“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为要旨，切不可混淆是非，争论不休，以后停者为胜。

 

      三，“几”多用作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故又称“断事一器”

 

      什么是几呢？帛书《五行》经文说：“几而知之，天也。《诗》曰：‘上帝临汝，毋贰尔心’”帛书《五行》篇“说”云：“‘几而知之，天也。’几也者，赉数也。唯有天德者，然后几而知之。‘上帝临汝，毋贰尔心’。上帝临汝，言几之也。毋贰尔心，俱几之也。”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在事物有预兆的阶段就能够知道它的，就是天德”，所谓“有预兆”就是有数（道理）。只有合天德（道）的圣人，才能“在事物有预兆的阶段就能够知道它”。《诗经》中有“上帝御临于你，你不要有贰心”，所谓“上帝御临于你”，就是有征兆显示的意思。所谓“你不要有贰心”，就是要与“天合其精微之几”。

 

      《周易正义》注云：“几者去无入有，理而无形，不可以名寻，不可以形睹者也。唯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朗然玄昭，鉴于未形也。合抱之木，起于毫末。吉凶之彰，始于微兆，故为吉之先见也。”

 

      古代圣贤，知几知微，几近于神，甚至超越数百年预知未来，真所谓“唯有天德者，然后几而知之”。一则历史上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见，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矣。’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观之，圣人能知微矣。”（《韩诗外传·卷十》）

 

      由于以上所述太过书面化，我再用白话文帮大家引申一二，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几”的内涵。

 

      为什么，周公说“尊尊亲亲”，姜子牙能提前知道“鲁国从此要衰落呢？”因为，“尊尊亲亲”这套理念，与后世儒家的核心要义相合。我们知道，儒家有利有弊。所谓的“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他们以义辅时，和顺阴阳，昌明教化。其信徒在修养个人的道德品质之际，主张“肉食者”为政以德，师法尧舜，效仿成康，广施恩泽，这是儒家的高明之处。

 

      故而南朝大家范晔赞美儒家说：“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

 

      但是，他们所倡导的《六经》内容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因为这套宏论除经文本身外，加上以后的传注和说解文字不下千万，就是祖孙三代世守一经，也无法精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制。所以，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也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

 

      正因为这套理念如果作为方针政策实行起来，一定会“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所以，姜子牙料定鲁国要从此弱败。

 

      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矣。’

 

      为什么周公可以推断出“后世一定会有劫杀之君的人？”这不是虚妄的猜测。实是因为‘举贤尚功’这套方法，与后世的“法家”同出一脉。

 

      法家，大多出身于管理刑法的官员。他们提出“权借在下、利异外借、托於似类、利害有反、参疑内争、敌国废置”这六种国之大患，实在可以说是明察秋毫。而后主张厚赏重罚、荣誉同轨 、赏罚敬信、奖惩公允，用此辅助礼制来治理天下。这是法家的长处。

 

      但是，在消除“六患”的同时，却引来“疑诏诡使、倒言反事”等帝王之术为祸朝堂，导致后世为君者放弃人伦劝导，单一信奉权谋算计，这是法家的弊端。

 

      所以后世一定会有劫杀其君的臣子。

 

      “几”可谓是“冥于道，绝于器”的纯粹逻辑，如果不是善于清心净己、经验丰富、六根澄澈且兼善于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人，难以将其灵活运用。《韩非子》中记录了这样一个例子，堪称“几”这一法门运用的典范，叫做“象箸之忧”。

 

      话说纣王刚刚即位，有一次在宴请群臣时，使用象牙制作的筷子吃饭。箕子深以为忧，认为大难将至，于是遁世避祸。他人不解，问其何以至此？箕子解释说：“使用象牙筷子一定不会在陶制器皿里使用，一定会配合使用犀牛角杯或玉杯才相称；象筷玉杯一定不会用于吃豆类食品熬的浓汤，一定要去吃牦牛、大象、豹子的胎儿；吃牦牛、大象、豹子的胎儿就一定不会穿粗布短衣，不会在茅屋下面食用，就一定要穿多层的织锦衣服，住上宽敞房屋和高台……照这样下去，恐怕將天下榨干，也无法满足其欲望！”过了五年，商约摆设肉林，建炮烙之刑，登上酒糟山，俯临酒池，他果然因而丧身。所以《老子》说：“能够看到事物的萌芽状态，就叫做‘明’。”诚是此理。

 

      其实古代的先贤圣哲在思谋虑事时，没有一刻不在使用“几”的法门，不过是程度或轻或重罢了。想当年，诸葛瑾看到自己那个爱耍小聪明的儿子，就悲叹“恪大不兴我家，将大赤我族也”，就预感到这小子要给自己的门庭招灾，后来果不出其然，诸葛恪在主政后因为独断滥权、文过饰非，被孙峻联合孙亮设计杀害，夷灭三族；披香博士淖方成一看到赵飞燕、赵合德的美色，就断言：“此祸水也，必灭火矣！”后来也得到应验。汉成帝因为她们，几近废辍国事。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墨子实是我国逻辑学领域内的一代天骄，其所发明的类推及辩理模式，特别是“侔”、“几”式类推法的发现，对于现代人的“格物致知”具有革命性意义——因为“几而知之，天也”，对天道的认知践履，是长期浸淫于简单“形式逻辑”的当世学者极度陌生和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