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国企“私有化”改革的反思与教训—

赵丹阳：国企“私有化”改革的反思与教训——兼论当今国有企业的出路

点击：作者：赵丹阳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7-03-11 09:51:16

1.webp (4).jpg

　　私有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理论话题和经济实事。私有化运动发源于英国，并迅速波及到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它对进行私有化的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没有实行私有化的国家，私有化也对人们的观念产生了冲击。

　　在我国，私有化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它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将国有资产出售给私人部门，包括原国有企业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出售政府的不动产，这是狭义上的私有化；二是“Deregulation”（放松管制），即对一些原来由国家垄断的基础设施产业，放松政府的管制，引入竞争机制，有人将它称之为“自由化”；三是“Contract out”（签约让出），即通过特许投标，签订合同等形式吸引私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等，有的学者将这一政策称之为“管理私有化”[1]。

　　一，晚明、英、俄私有化改革所导致的负面效应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的部分学者都把私有化说成是灵丹妙药、救世良方，鼓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阻碍商业发展动力，必须加以革除。然而无论他们如何大造舆论、文过遂非，都改变不了一个无庸置辩的事实：古往今来的“私有化改革”，总是承其弊者多，受其惠者寡。明朝后期，浙党与东林党力促“矿业私有化”而致国祚日衰，是为一例。

　　众所周知，矿税是明朝旧有的一个税种，自万历二十四年乙酉后，逐渐成为政府自我存续和外御强敌的重要财源。

　　为了应付日益庞大的各项开支，朱翊钧一开始还只是下令在直隶开矿、榷税，但很快就遍及河南、山东、山西、浙江、陕西等处。《明史·神宗本纪一》载曰：“万历二十四年乙酉，始遣中官开矿于畿内。未几，河南、山东、山西、浙江、陕西，悉令开釆，以中官领之。”

　　这就触动了豫、晋、浙、秦等地商业大亨（尤其是部分矿主）的利益，其在朝廷中的代理人愤愤不平，皆欲伺机而起，但遭到反对派的申斥。

　　万历三十年春二月己卯，浙党党魁沈一贯巧借之前“武昌民变，杀税临界陈奉参随六人，焚巡抚公署”一事为情由，打着“不能与民争利”、“不能官逼民反”的幌子，向皇帝发力，逼迫其“命罢矿税，停织造，释逮系，复建言诸臣职”。

　　由于各方压力，再加上疾病在身，意识昏乱，朱翊钧允其所请。沈一贯见此，立马抓住时机，越俎代庖，连夜拟旨。第二天，万历帝身体有所恢复，对昨日的决定深感后悔。便令太监急至内阁中，要追回谕旨，前后共计20余人次。并口谕：人事方面的安排可以如卿所奏，但是矿税却不可以罢免。沈一贯并不想交出圣旨。为了不辱圣命，来使只好纡尊降贵，甚至把头都磕出了血，迫切要沈一贯交出圣旨。沈一贯无奈，只好交还。

　　浙党未完成的使命，东林党上台之后“克绍箕裘”！右佥都御史李三才上任伊始，便纠结士子，发动清议，指责明神宗朱翊钧“溺志货财”，不顾人民死活，并要求“罢除天下矿税”。不仅如此，他还买通死囚，令其诬告征税的矿监，并以此为证，昭示内外。

　　太子太保邵辅忠参奏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认为李三才尤善卖直取忠、沽名钓誉，而且为人冷酷、贪婪，家中财货逾亿，希望朝廷彻查。就连老实厚道，仗义疏财的老好人徐兆魁也看不惯李三才的所作所为，出面弹劾。

　　按照常例，一旦受到弹劾，官员就得辞职回避，等待皇帝的最终裁决。但李三才仗着自己家是通州首富，又与东林党魁顾宪成交情匪浅，居然“盛气陈辩，不自引去”。皇帝也没有办法。[2]

　　其后，在东林八君子的轮番舆论进攻下，政府终于下令罢免矿税，撤回矿监。

　　李三才之门生故旧、亲戚好友（胡忻、曹于汴、段然、史学迁、史记事、马孟祯、王基洪等）趁机全面“接盘”。

　　万历故去后，东林党人又以同样的手法将“渔业”、“茶业”、“盐业”、“漕运”等领域的买卖相继套入彀中。这就等于挖掉了明朝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三！使得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更造成崇祯皇帝与李自成两强相抗，满清趁虚而入，江山易主！

　　国破家亡！苦的依旧是老百姓，“李三才”们则没有丝毫损失（据统计，李三才其家产多达470万两白银，相当于天启年间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甚至皇太极入主中原之时，东林党人竟大部分都能幸免于难，仍能以“变节投降”和“隐遁世外”的方式得保周全！

　　观之至此，我们不难看出，“私有化改革”的几个特点：

　　其一，私有化改革的推行者都打着“公平竞争”或者“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的正义旗帜，借此蒙骗大众。

　　其二，私有化改革的推行者都有着“李三才”一样半官半商、权势熏天的身份。（一般的小鱼小虾不可能过份热衷私有化改革，因为以其实力根本难以“接盘”）

　　其三，私有化改革的结果都是国家蒙难，百姓受害，奸商与赃官坐享其成。

　　如果有人觉得以上所言太过久远，于今不合，笔者不妨再举一下英、俄两国的例子，以陈说私有化之弊端。

　　从20世纪80代中期开始，私有化已经在欧美，日本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实行，但是私有化政策实施的力度和广泛性都无法与英国相提并论。

　　以下是截止1997年主要私有化企业及其所处行业的图表：

1.webp (5).jpg

　　资料来源：霍恩比、甘比和沃尔（2003）。

　　以英国自来水公司为例。其自1997年私有化后，经营成本变动其实不大，但价格却在私有化后的17年间上涨了245%!根据调查，私有化后经营绩效并没有明显提升，但公司透过作帐来扩大账面支出金额，成功得到政府许可逐年调涨水价。讽刺的是，在消费者负担飙涨两倍之多的水价的同时，公司的边际利润增加了六倍!更令民众气愤的是，负担不起高涨的水费而被断水的居民人数在1991年私有化后的一年内增加了三倍!Parker(2004)因而批判私有化带给消费大众的利益并未公平分配到社会各角落，造成有钱的民众可以有更多购水选择与更好的服务质量，但贫穷民众却更加被排挤在自来水市场之外，而面对激增的用水贫户，最后势必要动用国家社会福利成本来予以协助，添增国家政策与社会成本的负担。

　　英国电力公司的状况更是惨不忍睹，该公司是世界第一个被私有化的电力事业单位，尽管表面上私有化后电力价格因燃料价格下滑而调降，但实际上，原料成本下滑所带来的经营利润，在私人公司以合并策略巧妙制造出私人寡占市场的情况下，全进了少数公司口袋。因为私人寡占市场的产生，实际销售价格(retail price)完全操之在少数私人公司手中，因此原料成本降低所带来的利润根本没有扩及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用电价格竟不降反升，2008年英国电价更高出法国与德国三成之多!另方面英国电力生产供应的成长率却在私有化后逐步下滑，从原本每年2%以上成长率的傲人成绩，滑落到至今生产成长率远落后美国与法国将近20%。此外，英国2002年由私人电力市场发动的预付仪表(prepayment meter)装设计划，更冲击到广大家户，在用电需预付的购买规则下，2007年有一成三英国家户约280万人成为燃料贫户(fuel poverty)。Parker(2004)另举例，英国伦敦一家电力公司因私有化摆脱政府对于技术投资规范，降低其技术维持与改善之支出成本以增加利润，因而造成了伦敦大跳电的扰民事件。

　　观察英国自来水与电力公司私有化所产生的后果，吊诡之处皆在于利益分配极为不均，私人资本家、企业主因私有化得以运用各种经营管理手段与市场策略将其利润极大化，但私有化后的公司企业事实上存有生产效率未能有效提升、市场价格设定也失去社会公义并造成外溢的国家社会安全支出。说穿了，这样的私有化就是以剥削国家社会资本来累积经济市场资本的不道德作法。

　　私有化冲击就业安全，有劳动法学者形容劳动者在从契约自由关系中衍生的雇用关系中，表面上看似拥有就业自由，但就像天空中飞翔的鸟一样，尽管能自由的飞，生死却仍取决于资本家猎人的手中，因此戏称这种劳动自由为“鸟自由”。不可否认，经营管理权移转下所形塑的利润导向管理方式对前国有事业受雇者的冲击在所难免，轻则遭遇受雇身分与工作内容、条件变更等工作不安全变量，重则面临失业解雇与待业、转业等困境的就业不安全变量。不管是哪一条路，受雇员工都将面临既有劳动身份与条件的终结，员工的去留与未来完全取于私人资本家那扣板机的指尖上。

　　英国私有化对劳工工作与就业安全造成的影响十分巨大。Martin与Parker(1997)在私有化冲击(The Impact of Privatisation)一书中提供大量统计资料指出，自1980年代私有化政策开始推动到1997年为止，公部门受雇者锐减超过150万，其中最惊人的缩编发生在英国钢铁公司(British Steel)，该公司于私有化准备阶段即阶段性缩编，受雇者人数从1979年的19万多降至1988年的5万多，缩编幅度超过七成，而于1989年正式私有化后，受雇人数持续下滑至4万人不到，对照私有化前的19万雇员规模，缩编幅度非常惊人的趋近八成!另英国石油公司(Britoil)受雇人数于私有化后的五年内从2,534人缩减至1,689人(1982-1987)；英国瓦斯(British Gas)的雇用规模在私有化后从八万八千多缩减至近七万；英国联合港埠公司(AssociatedBritishPorts)1981年私有化后受雇者人数也从上万人下滑至1994年的两千多人；英国电信公司(British Telecom)也同，1985年被私有化后，两万多名员工于十年间被裁的剩不到一万五千名。从上面数据来看，不难想见这样规模性的组织人事缩编对受雇者的就业冲击有多大，更深远来看，这对国家就业安全体系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除了以提升经营效率为名的组织缩编外，留任员工薪资下滑的情况也成了必然的趋势。凡被私有化的航空、机场管理、飞航管理、石油、瓦斯、钢铁、电信等前国有事业单位皆有薪资缩减的情况发生，其中英国钢铁公司私有化后减薪幅度高达29%，其他公司也都有一成至两成的减薪幅度。

　　尽管私有化冲击下也有公司如JAGUAR汽车在就业规模与薪资水平上有逆势提升的表现，但也只算是少数个案，一般实务显示多数事业单位被私有化后员工的就业与工作条件依旧是受到负面影响的[3]。

　　俄罗斯私有化所造就的寡头窃国弄权，危害更甚。以1996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当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为标志，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正式诞生。在当年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12个与会的俄罗斯巨商（主要是银行家）决定集中所有人力、财力、物力去帮助叶利钦竞选连任成功。叶利钦如愿以偿成功连任，寡头们也如愿以偿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不仅向政府重要位置安插了自己人，有时还亲自披挂上阵，在国家机构中占据了几个高级职位，最典型的莫过于控制奥内克苏姆银行的寡头波塔宁出任联邦政府第一副总理。别列佐夫斯基的做法更迹近操纵政权。当初极力推行私有化、希望借此造就一个大资产阶级作为政权支持基础的丘拜斯刚刚提出“企业家的活动对国家的影响过大”，就立马遭到别列佐夫斯基的迎头反击，后来又预言丘拜斯在政府的日子屈指可数。1998年3月22日，他在独立电视台的“总结”节目上断言切尔诺梅尔金总理不可能成为叶利钦政策的继承者，次日切尔诺梅尔金就被解职。

　　别列佐夫斯基这样概述自己的主张：“资本应该拥有高水准的独立性，并不受来自国家的干扰。企业家的活动应该加强其在国家中的作用。今天，俄罗斯国家政权最强大的支柱是大资本”；“作为国家，有责任听取企业家们的意见，而无权给他们穿小鞋。”“寡头资本主义”一词就是俄罗斯媒体概括他的主张而提炼出来的。

　　实际上，这些寡头所要求的“企业独立性”不过是主张资本可以收买政权，但政权不能调控、节制资本。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在任何国家都是牵涉国内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的大事，但2003年4月尤科斯、西伯利亚两大石油公司合并后，霍多尔科夫斯基受到普京接见，他要求政府允许铺设私有输油管道，还在事后用挑衅的口吻评论这个问题：“当我制定好自己的计划后，不需要有人再对我们说该往哪一条输油管投资。”而在霍多尔科夫斯基控制的梅纳捷普银行和尤科斯石油公司中，多年来要谋求高级职位的必要条件就是在政府里有个人联系，能够接近政府高官或者本人就是政府高官；公司高管中也有人后来出任政府职务。在梅纳捷普银行和尤科斯石油公司担任过高管的前高官有：

　　卡加洛夫斯基，梅纳捷普银行第一副行长，1992~1994年俄罗斯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盖达尔班底”一个积极有影响的成员。

　　伊瓦年科，尤科斯石油控股公司副总裁，原西拉耶夫政府的安全部长。

　　萨姆谢夫，尤科斯石油控股公司副总裁，曾在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两届政府担任燃料动力部副部长，后任财政部长。

　　格鲁舍温科，尤科斯石油控股公司副总裁，曾于1992年担任燃料动力部第一副部长。

　　涅乌兹林，尤科斯集团第二把手，1997年9月担任俄通社-塔斯社副社长，同时保留在梅纳捷普集团的职位。

　　沙赫诺夫斯基，在涅乌兹林出任俄通社-塔斯社副社长后，接任俄罗斯工业-尤科斯联合董事会负责对外联系（面向国家机构、社会团体、大众媒体）的副董事长，原在莫斯科市委主管内务，1996年是叶利钦竞选总部成员。

　　……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先生指出，假如能够形成稳定的政权，进而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必要的稳定环境，那么无论俄罗斯私有化及其造就的寡头群体有多少原罪，倒也不失为“逆取顺守”之举。但事实证明，私有化造就的俄罗斯寡头们注定不能形成稳定的政权，遑论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稳定环境了。

　　确实如此！俄罗斯大商人缺乏良好的组织性。最典型的表现是，一直到2000年夏，大部分俄罗斯大资本家才决定加入阿尔卡季·沃尔斯基领导的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而此时普京已经竞选获胜，并且从代总统转为正式总统，开始整治寡头了；领导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的阿尔卡季·沃尔斯基最初步入政坛是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助手。俄罗斯新生资产阶级队伍内部无法自行产生一个领袖人物，而需要借助这样一个与苏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才能多少凝聚起来，充分显示了这个群体何其缺乏凝聚力，而一个自身就缺乏凝聚力的集团是无法担任整个社会凝聚核心的。

　　同时，按照一个社会领导集团所必备的标准衡量，俄罗斯大商人的致命缺陷是没有任何传统，也缺乏社会责任感。2000年6月，俄罗斯著名寡头、梅地亚-桥集团公司总裁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受控非法侵吞价值1000万美元的第11电视频道国有资产而被捕后，别列佐夫斯基给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写了一封公开信，即使在这封主题是为古辛斯基辩解的公开信中，别列佐夫斯基也不得不写道：“我们之间的内讧突出地反映了自己的傲慢、没有相互听取建议的愿望、没有经验，而最主要的是——这是一个缺乏远见的新阶层，没有能力抓住主要问题，尽管它拥有了巨大的财富，但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缺乏一种责任感，这让俄罗斯付出了高昂代价。”

　　也正是由于缺乏社会责任感，以及依靠攫取而不是创造的发财历史，俄罗斯新贵们常常傲慢地无视大众，把自己放到大众对立面。2003年4月，与普京会面之后，霍多尔科夫斯基公开呼吁普京“应该依靠国家少数具有创造力的群体，依靠高智商的精英。我们的成功是我们的大脑积极运作的结果。”这样的一个群体，注定无法充当凝聚一个大国社会的核心力量。

　　充满腐败和掠夺的俄罗斯私有化把亿万俄罗斯平民推向贫困深渊，俄罗斯经济蒙受毁灭性打击，经济下降幅度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令丘拜斯在俄罗斯民间饱受唾骂。老百姓憎恨丘拜斯，称他为“大骗子”；反对派指责丘拜斯的私有化只是廉价拍卖国家财产，使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丘拜斯所擅长的就是将国家财产挪来挪去，并不能给俄罗斯带来经济增长。多年的民意调查都显示，他是俄罗斯最不受欢迎的政治家，“这是丘拜斯惹的祸”在俄罗斯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谚语。有一次，丘拜斯的哥哥伊戈尔到医院做腿部手术，医生检查时得知他姓丘拜斯后，竟马上厉声说：“如果你是‘那个人’的亲戚，我绝不为你做检查！”2005年3月17日丘拜斯遇刺，嫌疑人克瓦奇科夫在案发后第8天（3月25日）就被检察部门认定并提起诉讼，但受到了社会的强力支持。2010年8月20日莫斯科州法院再次宣告克瓦奇科夫无罪时，旁听席上一片欢腾，“乌拉”声响彻法庭。但西方在政治上对丘拜斯却大加褒扬。1997年，《欧洲货币》（Euromoney）杂志将其评为年度“年度优秀财政部长”，但他直到这一年的3月7日才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政府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11月份就被解除了俄罗斯联邦财政部部长职务，保留政府第一副总理虚职。

　　尽管西方政界和舆论界、某些俄罗斯知识分子可以出于政治目的而大肆吹捧这个毁灭了本国国民经济的人，反正他们无需自己去冒险；但对于需要用自己的钱去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而言，他们就不会乐意在市场上支持丘拜斯了。即使在通常被认为是丘拜斯私有化受益者的俄罗斯商界，对丘拜斯的支持也很少。丘拜斯在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总裁任上时，打算借鉴备受质疑的美国加州电力改革经验推行电力体制改革，希望在该领域吸引外资，提高其效率和竞争力。但丘拜斯刚一宣布进行改革，统一电力公司股价立刻暴跌2/3，公司资产大幅度缩水，迫使俄罗斯国家杜马实质性地改变了电力系统的改革方案和时间。

　　更令丘拜斯之辈丧气的是，随着时间流逝，连西方社会舆论对他的抨击也与日俱增。早在1993~1996年间，就开始有一些很有影响的美国报纸将阿纳托利·丘拜斯称作“卑鄙、伪善的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则称盖达尔和丘拜斯为“货币主义杂种”，意思是说这两人的经济和思想理论非常肤浅。[4]

　　若非普京力挽狂澜，掌权后多次出台“重新国有化”的战略，现在的俄罗斯恐怕还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对于他的这一贡献，连素来与其唱反调的意大利《共和国报》也由衷感佩：“许多观察家们认为，作为总统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战胜厚颜无耻、无法无天的阴谋家——即人们口中的‘寡头’，这些人一度牢牢地控制住了权力。与此同时，这些人还创建了一个并行的权力机构，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却能对俄罗斯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施加影响。普京非常善于管制这些凭借在苏联和俄罗斯国家财产私有化的过程中使用骗术不费吹灰之力、没冒任何风险就捞取了巨额财富的人。”

　　二，大力完善社会功勋与全民监督机制以提高国企效率

　　不可否认，中国的国有企业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效率低下、腐败频发等。但是，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企业的产出效率和所有制相关性并不大，而是与激励机制有关。在现代股份制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中，所有权和经营权也通常是分离的，所有者绝大部分不参与企业的经营。世界上，大型上市企业大部分都是靠职业经理人来经营。这些经理人凭借自身能力和多年建立的商业信誉而获得企业的高薪聘请。如果经营业绩很差，把一家企业搞砸了，他们就有可能失业，消失于江湖。

　　中国部分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不是“国有”本身造成的，而是激励机制出了问题，再加上经营者本身放弃了“群众路线”，这才重症缠身！为此，我们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要建立有效的激励制度；二是要大力强化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工作。

　　现阶段，多数的国有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仍停留在传统的人事管理层面，没有形成现代的、有机统一的管理思路和方法，忽视岗位评价、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工作、对培训的投入不够、绩效管理制度不健全等等问题，使企业的激励措施往往达不到应有的目的。比如，一些国有企业对员工的绩效管理不够重视，使得企业绩效管理流于形式，员工无法将企业的发展和个人的绩效联系在一起，在工作中容易滋生不满情绪，降低他们的工作期望值。一些国有企业的考核评价指标相对落后，考核评价指标的制定缺乏战略发展的眼光。一些指标仅仅看员工当期的业务水平、销售收入，并不关心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长远影响，忽视了数字背后潜藏的业绩。同时，绩效考核不公平，往往都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局面。没有合理的绩效管理制度，更不会有合理的激励机制。

　　我们应该根据企业实际，建立多层次、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综合激励机制，进行系统化激励。

　　（1）综合运用多种激励方法，完善薪酬激励制度。企业在完善合适的薪酬制度激励的同时，应实施目标激励、晋升激励、培训和发展机会激励等，通过物质与精神激励方法的综合运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增强激励效果。如建立有竞争力的薪酬，以吸引并留住人才；设计适合员工需要的福利项目，提高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重视运用非现金性薪酬的作用；选用按绩效计酬的具有激励性的计酬方式等。此外，要改进国有企业员工精神激励方法，就必须建立企业内部良好的竞争机制和公平的精神激励机制，综合运用多种精神激励，如荣誉激励、员工沟通激励、授权激励等，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

　　（2）注意实施差别化激励。企业应按员工的岗位性质分类，针对不同员工采取不同的激励方式。针对管理岗位员工的需求层次，可以重点实施薪酬激励、晋升激励和授权激励。针对专业技术岗位员工的需求特点，可以重点实施薪酬激励、事业激励、情感激励和培训激励。对于操作岗位员工，可以重点实施薪酬激励、目标激励、参与激励、荣誉激励和危机激励。

　　（3）奖惩并用，引入末位淘汰机制。《韩非子·解老》云：“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引入末位淘汰机制对员工进行有效激励。通过科学的评价手段，对员工进行合理排序，对排名在后的员工，按一定的比例或数量进行调岗、降职甚至辞退，以增强员工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提高员工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推动组织的整体进步。

　　此外，作为国家出资兴办的企业，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是全体人民，因而应当像上市公司定期向股民披露信息一样，国有企业应当全面、准确、清晰地定期披露企业经营管理等信息，自觉维护公众对国有企业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建议权。

　　其次，要建立合理规范的国有企业发展成果分享制度。一方面，国家应面向所有企业执行统一的税收制度，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利润原则上可以一分为三，即缴入国家财政（如用于补充社保基金）、缴入国有企业发展基金（这一待建立的基金，主要用于高新技术研发和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国有企业自身合理留存（用于企业发展）。一旦这种合理规范的成果分享制度建立起来，将大大增强国有企业的政治主动权，更能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落实国有企业监管部门的责任。要严格国有企业审计制度，相关审计结果应当公之于众。加强监督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履行信托责任情况，追究惩戒国有企业存在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断完善对国有企业经营情况的考核制度并认真组织实施，并将相关考核结果如实定期公布。此外，政府国资监管部门履行职责的情况，应当接受严格的舆论监督、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涉嫌犯罪的应依法惩处，从而督促国资监管部门更好地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5]

　　参考文献：

　　[1]石祥君；论撒切尔政府的国有企业改革及启示[D]；重庆师范大学；2014年

　　[2]《明史》卷二百三十二；列传第一百二十；魏允贞（弟允中·刘廷兰）·王国·余懋衡·李三才传

　　[3]郭砚莉，汤吉军；英国私有化的经验及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A]；《长白学刊》，2011年1月

　　[4]梅新育：俄罗斯国企私有化造就权贵资本主义的教训；《环球财经》；2011（3）：28-35

　　[5]易涤非：深化国企改革要避免误入歧途；《红旗文稿》；2012年第8期

　　（作者系九零后新锐时评人；【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1.webp (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