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西式民主的四大先天性基因缺陷及世界走向

点击：  作者：赵丹阳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7-06-09 14:11:02

 

 

       从苏维埃政权诞生伊始，世界上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龙争虎斗就没有一刻仆旗息鼓，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进行了几十年。直至1990年10月15日，统一社会民主党领袖戈尔巴乔夫恬不知耻的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从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被有的学者称为“历史的终结”。然而，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以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西方民主制度呈现出不可遏制的衰败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政治制度呈现出来的生机和活力，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同，不少人都在探讨此现象背后的原因。俗谚曰：“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今年是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此消彼长，很好地诠释了这个道理。

 

西式民主从甚嚣尘上到日渐式微，看似“佹得佹失”，但从深层次上看，与其先天的“基因缺陷”不无关联。

 

一，西式民主具有四大先天性基因缺陷

 

第一，西式民主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经济基础缺陷。西式民主的根基或说其“基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就是“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追逐利润是资本的本性，而且是无止境的。资本靠什么力量来满足这种贪婪的欲望?靠赖以它形成强固起来又绝对忠于它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或国家制度。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这种事实，连资产阶级政治家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讲得非常明确：社会本身分成多个部分、利益集团和公民阶级，为“使少数阶级在政治上享受特殊的永久的地位”，才设计美国宪法和民主制度。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成为资本主义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互渗透、彼此融合，形成了金融资本。金融资本范畴的人格化代表，是控制工业企业和银行的金融寡头。金融寡头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面、绝对统治，是金融资本的本质和垄断的实质所在。它既包括对生产的统治和流通的控制，也包括对全部社会的操控。其根本目的在于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所以列宁说：“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这方面的矛盾也极端尖锐化。”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方面矛盾极端尖锐化的产物。

 

现在，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虚拟化进一步推动着金融寡头统治，其在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比列宁生活的年代更加深刻和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老牌资本主义帝国只有两条路：一是寇掠他国，间接发动颜色革命或直接发动军事战争，以求突破瓶颈，二是回归“凯恩斯主义”，重启“罗斯福新政”。而无论哪一样，其决策高层都会承受着无与伦比的压力，前者会让自己的国家陷入“粮草不济”、“进退维谷”的境地，后者则会令施政者直接与资本大鳄展开肉搏。

 

总之，帕累托改进已不可能在老牌资本主义帝国（尤其是美国）实现。

 

第二，西式民主的理论构架过度依赖假设，已经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实践是由一定的政治理论指导，并反过来检验这种理论的有效性和正确性。不同的政治逻辑所构建的理论与实践，呈现出来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中国的古代有句名言：“有其名必有其实，名为实之宾也”。中国传统的名学讲求“控名责实”，（即主张一切从现实出发，推导结论）是中国文化由形而上学至形而下学的关键所在，是通天人之际的根本，可以直接应用于社会治理，这使名学成为儒家名教之学和法家名法之学的基础，而西方逻辑学显然没有这样实用性的社会治理功能。站在中国名学的角度反观西方逻辑学，我们能清楚看到后者的局限性。西方逻辑学建立在对现实的抽象定义和系列假设的基础之上，一旦沿着逻辑链条推演下去，常常发生“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的现象，就是道理上行得通，却与现实不着边际。

 

首先，在国家理论方面，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的基础是社会契约论。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在国家起源和职能演变方面，一般是主张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每个人通过契约自愿让渡他们自己的权利而形成的；国家是不会消亡的，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人。这种社会契约论建立在假想或者空想的基础上，并成为后来西方形形色色的民主理论分析现实社会的基本方法和逻辑前提。

 

其次，西方民主政治追求的价值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以个体本位为认识社会的基石，认为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都是人们的所谓自然权利，把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作为政治发展的出发点，将国家视为维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工具，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个人主义成为西方民主政治批判、衡量其他政权是否民主的主要依据。

 

最后，西方民主政治把理性人假设作为政治行为尤其是政治选举行为的逻辑前提。理性人假设在经济领域，是个人在市场行为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政治领域，是认为每个人都会理性投票，做出个人的理性选择。总之是用个人效用最大化来理解各种有关公共治理的普遍性规律，并讨论相应的公共政策问题。

 

可以说，西式民主理论不是从现实出发去推导结论，而是先主观臆断的造出一个结论，再拿这个结论去框定“现实”，所以导致了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是社会契约论的内在逻辑导致西方民主从号召人们与封建专制斗争的理念，发展到精致烦琐的政治机制和政治游戏，使西方政治理论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不能自拔，难以实现自我革命和自我超越。根据社会契约论，国家是不会消亡的，只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是永世长存的。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巩固，西方民主政治逐渐回避国家的起源、性质和政治制度存在的实际问题，更多地把民主看作一种管理方式，一种精巧的机制和程序，讳言国家和民主的阶级性，民主最终堕落为政治家竞取领导权、玩弄权术的技巧。

 

二是自由主义追求人的空想的、先验的价值，使西方民主政治往往忽视人的现实经济社会基础和根本的矛盾冲突，把社会价值建立在脱离一定经济基础的抽象的概念之上，成为祸乱之源。从这些概念和原则出发去探讨现实经济社会问题，把这些抽象的价值当作意识形态工具向外输出，作为干涉其他国家的借口和依据，但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却是社会动荡、政治混乱等灾难，越来越不得人心。

 

三是西方民主的理性人只是理论的假设和想象。这种理论把人看作单个的抽象物，而不是把人放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实践中来考察，从这种空想的假定出发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可靠的。

 

西方民主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分权制、多党制为主要特征的纷繁制度体系和丰富理论成果。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当初在反对封建主义、建立统一市场、消除等级差异中显示出来的先进性明显在消退，其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内在矛盾逐渐凸显并开始侵蚀西方制度和西方社会本身。从抽象的原则或概念出发去认识和解释社会，使西方政治理论很难科学认识其社会及政治制度自身存在的根本性弊端。在教条的“自由”“市场”等名义下发展出各种烦琐体制机制，并演变为各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已经严重窒息了其社会的活力。

 

第三，西式民主在体制机制运行上面临多重矛盾，伴有无法摆脱的痼疾。

 

其一，选举变“钱举”。整个体制机制只能在垄断资本控制和操纵下运行。按美国知名民主党人士马文·昂鲁的说法“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即一切靠金钱来运转。这样，只有财力雄厚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代表才有可能胜选执政。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而金钱本身是个刚性的东西，只能上不能下，耗费的财富会越来越巨大。

 

其二，奉行利润抉择原则。马克思曾引证19世纪英国工会活动家托·约·邓宁的话描述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西式民主一整套国家理念、政治模式和制度设计，整个运行按资产阶级是否能获得利润为原则，它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日益加深的贫富两极分化。

 

其三，寡头割裂社会。仅就国内方面说，西式民主面临三大矛盾：一是垄断集团绝对自由的要求与国家控制的对立。金融寡头为获得利润，不希望任何妨碍它的国家管理和控制；但是为了防止和镇压威胁它的利益，又不得不把国家暴力强化到极端。二是金融寡头要实现对经济社会生活全面、绝对的统治，希望把一切与之对抗的力量都消灭掉，特别是不希望无产阶级的存在。但是为了确保垄断利润的获得，它又需要为它创造剩余价值的无产阶级，而且还要创造条件，促使无产阶级适应现代化的生产。三是资产阶级整体利益与各部分利益之间、金融寡头代表的各垄断集团之间、垄断集团同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些矛盾相互交织，错综纠结。西方宪政民主运行于这些深刻的矛盾之中，所以对立、对抗、较量、斗争，乱象丛生。

 

如多党竞争、轮流执政，这本是资产阶级政党内部不同派别的一种权力分配、交换和平衡机制，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根本不能容许什么分权。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笔收入丰厚的的生意。

 

如“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实际上，20世纪以来，大量事实表明，西方国家行政权不断扩张，大有超过立法权的趋势。“三权”制衡实际成为资产阶级内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争权夺利的游戏。

 

如“司法独立”。马克思早有揭露：法官的推选、任命、立场是由资本特权决定的。如此一来，“法官的虚假的独立性被取消，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奴颜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

 

第四，西式民主中的“代议制原则”完全可能出现少数派当权的现象，造成赤裸裸的践踏民意。代议制起源于13世纪的英国，其标志是英国议会（parliament）的形成。英国代议制是英国社会发展与新兴社会力量作用下应运而生的产物。最初，议会只讨论国王征收赋税问题，后范围扩大至立法问题。在近代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过程，代议制度逐渐形成且发展和完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代议制逐渐被西方社会广泛采纳。

 

但在“代议制”原则运行的过程中，仍然无法避免出现这种现象：代表中多数的意见，不一定是全民中多数的意见；甚至可能是全民中少数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代表进行表决的结果，可能与全民表决的结果相反。

 

换句话说，就是民主本身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但是代议制民主之下，完全可能出现少数派反而控股的局面。有可能明明是全体公民中大多数人不支持的事情，反而被议会通过了，造成赤裸裸的践踏民意。

 

微信公号“唐律疏议”为了证明和探究这一现象，为我们摆出了模型并加以解说：

 

 

    假设上图是一个国家。全国各地人口密度都一样。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议会由9名议员组成。全国分为9个选区，每个选区出1个议员。全国有两个政党，红党和白党。红色区域里的人全都支持红党；白色区域里的人全都支持白党。从图中可以看到，全国约九分之五的人支持红党，九分之四的人支持白党——即大多数人支持红党。

 

    若按左图黑线的方式划分选区，则全国划分为9个同等大小的选区，每个选区里的选民人数也一样。那么进行议员选举时，红党就会占据5个席位；白党就会占据4个席位——红党是议会里的多数党——符合民意。

 

    若将左边的3个方块，按右图的蓝线的方式划为3个一样大小的，竖着的，长条状的选区。那么全国还是9个选区，每个选区的面积、人口还是相同。但因为左边三个长条选区中，支持白党的人都是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所以左边三个长条选区只能各产生1名白党议员。右边6个选区情况不变。这样一来，议员选举结束后的结果，就成了：白党占据5个席位；红党占据4个席位——白党是议会里的多数党——与民意相反！

 

可见，民意支持情况并没有变化。但是采用不同的选区划分方式后，明明是多数人支持的红党，愣是成了议会里的少数派！议会的组成本就与民意相反，此后议会通过的一切决议，自然也就和民意风马牛不相及了。

 

可能会有人说，一个是5比4，一个是4比5，相差无几。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与民意出现的这一点偏差，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但是，如果只有36%的人支持的A党，击败64%的人支持的B党，反而占据议会多数席位，这恐怕就叫人难以接受了！

 

假设共有10个选区。每个选区有10%的选民。每个选区出1名议员。

 

这36%的A党选民，平均分散在其中6个选区里。

 

则这6个选区里，每个选区里有6%的A党选民，对阵4%的B党选民——A党都构成3:2的多数。所以这6个选区会产生6名A党议员。

 

剩下的4个选区里一个A党选民也没有，全是10%满满当当的B党选民——这4个选区产生4个B党议员。

 

结果就是10个议员中，有6个A党，4个B党。

 

这样一来，民意支持率只有36%的A党，却在议会里占了6成席位，成了不折不扣的绝对多数党。

 

这是否还在“在可接受范围内”?如果觉得36%还可以接受，那么25%呢?

 

从上可以看出，A党想要在议会中成为多数，那就只需在一半以上的选区中，各形成一半以上的多数。若每个选区只产生1名议员。则理论上全民支持率最低可以略高于25%就能成为议会中的多数——选区的数量越多，则理论上需要的民意支持率越低。

 

设A党的支持率为x，选区数量为n。

 

A党想要在议会中成为多数，那就必须在一半以上的选区中，各形成一半以上的多数。这样理论上最经济高效的方式自然是将选票均摊到那些想要选举胜出的选区。

 

这里n是大于1的正整数。

 

当n是奇数时，A党需要在n/2+0.5个选区中成为多数。即x/(n/2+0.5)>1/2n

 

算得x>0.25+1/4n

 

当n是偶数时，A党需要在n/2+1个选区中成为多数。即x/(n/2+1)>1/2n

 

算的x>0.25+1/2n

 

所以可以看出，选区数量越多，则要成为议会多数派理论上所需的最低民意支持率越小。无论选区数量是奇数还是偶数，当n趋向无穷大时，x的最低极限都是25%。

 

美国的学者桑德福·列文森在《美国不民主的宪法——宪法哪儿出毛病了》一书中，就曾披露过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现象。譬如，美国1962年的Baker v. Carr一案，起因就是当地几十年没有重新统计选民分布以更合理地划分选区，原告忍无可忍，声称这严重侵犯了他的投票权。事实上，世界上自我标榜“民主国家”最为卖力的美国，就存在这样一个挥之不去的现实：

 

【“加利福尼亚州尽管拥有全国人口总数的12.2%，但仅仅控制了10.2%的选举人团选票。我所在的德克萨斯州，其人口为全国人口总数的7.6%，拥有的选举人团选票只有6.3%。只有五个州——亚利桑那、马里兰、马萨诸塞、密苏里以及威斯康星——它们在所拥有的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比以及所获得的选举人团选票刚好持平。我们将很容易就会发现，每一个其所拥有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8%(北卡罗来纳)或2.8%以上的州，它们在选举人团中的支配力，没有纯粹的人口比例所要求的那样大。

 

想想这个事实：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艾尔·戈尔赢下了新墨西哥州(有5张选举人选票)，但却在怀俄明、阿拉斯加以及北达科他(有9张选举人选票)败北。根据2000年的人口调查数字，新墨西哥州人口总数为1823821人，而另外的那三个州的人口总数合计1768933人。因此，布什因为赢下了人口总数合计不敌新墨西哥州的三个州的缘故而赢得了差不多两倍的选举人选票。”】

 

    二，西式民主不行了，不等于“民主”不行了

 

在观察西方民主困境时，许多人在话语和思维上陷入一个误区，就是将西方民主等同于全部人类社会的民主。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逻辑：西方民主不行了就等于民主不行了，民主不再是好东西了。

 

在人类政治文明史的长河中，民主只是近二百年来才成为占主流地位的话语，而且这种状况也未必会永久保持下去。然而，民主是与现代化相伴随的政治进程，是现代化在政治层面的体现。同专制相比，走向民主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就是那些因为盲目引进西方民主而水土不服，正在忍受民主之痛的国家，也不愿意回归专制，至少是人民不愿意。与欧美国家在现代化上开了先河一样，在民主政治发展上，也是欧美领先。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民主就是西方的专利。

 

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主张民主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民主首先是肯定的，肯定其进步性，承认它是比封建专制进步的东西。马克思还高度赞扬了林肯所领导的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称“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批判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的缺陷，并在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设想。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使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争得民主，进而实现“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不过，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而后者只是资产阶级少数人享有的民主。

 

从巴黎公社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民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革命是无产阶级民主的第一次尝试。公社的成员是由普选产生的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他们对选民负责并随时可以撤换。行政机关的官员以及司法机关的法官也由公社随时选举、任命或撤换，并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列宁将他所创立的苏维埃制度与民主紧密联系起来：“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已在俄国产生。与巴黎公社比起来，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二步。”他认为：“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第一次把民主给了群众，给了劳动者，给了工人和小农。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像苏维埃政权那样的属于大多数人的国家政权，实际上属于大多数人的政权。”

 

由于苏联等国家在民主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的政治制度被西方看成是与民主相对立的理论体系和制度。这是片面的、不客观的。不过，也有不少西方学者肯定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性和苏联模式政治制度的民主性。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同“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并列，作为19世纪欧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他还将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三大文件并列，作为当代世界政治革命的思想基础。而这些政治革命的本质就是争取民主，即使民众觉醒起来参与政治，而且还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英国学者赫尔德在《民主与全球秩序》一书中将民主分成三种基本变化形态或模式：“首先是直接民主制或参与民主制，即公民直接介入公共事务的决策制度。这是民主制的‘原型’，发源于古代雅典等地。第二种是自由主义民主制或代议民主制，这种统治制度是经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在严格界定的地域内行使权力以‘代表’公民的利益或主张坚持‘法治’。第三种是以一党模式为基础的民主制的变化形态。”

 

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也会越来越成熟、发达，并在人类政治文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成为民主的主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