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贵精不贵多，其质量胜于重量和数量的原理，和一块石头的冲击力胜于一盘散沙一样简单易懂。世界军事史上留下赫赫战绩的军队，无一不是以“精”取胜。

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然而随着苏东剧变，有人就怀疑十月革命道路了。他们说，十月革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这就需要从理论上讨论一下了。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制度分析虽然已被逐于主流经济学的庙堂之外，而且主流经济学中的公共产品概念也确实屏蔽了它的阶级和制度色彩。

邓小平将“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纳入“社会主义本质”的范畴，既标志着共同富裕思想的正式形成，又预示着新一轮探索的开始。

全球化出现了一些结构性问题，目前处于调整期。对于中国而言，应用改革来努力突破“小富不安”的困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实现有效投资以及存量财富结构的调整。

正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有相同之处，所以我们可以学习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没有共同性，就不可能学习。

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出发来论证社会主义问题的，不能说他们谈论社会主义问题时只注意生产关系，公有制，而忽视生产力。

西方国家的大数据战略背后藏匿的是操纵性极强的意识形态渗透，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众多事件的来龙去脉，掌控了话语权也就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

7、8月的毕业季曾曝出，华为应届生的年薪从14万到17万起薪，最高到35万人民币每年，碾压百度腾讯。孟晚舟也在演讲中提到，华为不按学历，按价值和潜在贡献定薪。

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本土化指导思想相结合的政党成就最大。中共19大上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堪称这一趋势的最新体现。

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主要把握好两个问题：一是风险在哪里，二是增长动力在哪里？风险在哪里？主要是防范金融风险。增长动力在哪里？就是推动供给侧结构型改革。

本质地看，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始终具有一种基于劳动者立场的精神情怀，始终怀揣一颗为劳动者谋取福利的初心。

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虽然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政策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延续了资本主义生命，但生产力发展到资本过剩阶段，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还是无可阻挡地暴露出来了。

因为伽利略开创的实验方法高度成功和过程的精致，并且与古希腊文明的思想冲突最小，使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建立在实验基础上才是判断科学与否的标准。

本文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陈春花教授在2017年10月11日举行的“知识革命将淘汰什么样的企业和企业家”暨北大国发院2018级EMBA报考压轴宣讲会上的主旨发言。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推动土地流转市场化，而且初步形成了农村土地承包权、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的机制，甚至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也出现了“隐性市场”。

如果说在欧洲人听说极性之前中国人就在研究磁偏角问题，那也许是因为中国人从未被以下观念所困扰，即物与物必须相碰撞才能发生作用。

我国改革的性质和方向，邓小平阐述得很清楚、明确：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一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邓小平的如下五个论断中。

总体而言，这轮经济增速的趋稳，前期是在基建投资与房地产投资的双重刺激下得以实现，后期则通过供给侧的收缩来抑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上行。

一百年前，列宁得出结论：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并且是最高阶段——垄断资本主义。

理论创新指引实践，实践创新丰富理论。十八大以来的创新理论在改革开放方面的重要贡献，系统丰富，亮点纷呈，构成了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继承传统文化“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以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正宗，虽然道路有所曲折，中国的工业革命，无疑赶上甚至超过了大多数西方工业社会国家。

中国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晚近的概念，理论上的历史未超过100年，实践上的历史未超过70年，放在5000多年中华历史的长度上，是百分之一到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