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精神与精英是精兵的强大内力

点击：  作者：戴旭    来源：神探007博客  发布时间:2017-11-01 10:01:13

 

      精兵“精”在何处？

兵贵精不贵多，其质量胜于重量和数量的原理，和一块石头的冲击力胜于一盘散沙一样简单易懂。世界军事史上留下赫赫战绩的军队，无一不是以“精”取胜，远如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军团、蒙古帝国军队，近如拿破仑法军和腓特烈普军，现时代的美军和以色列军队等。

古今中外对强大军队的锻造目标，无不定位一个“精”字。“精”为强军之要。但精兵“精”在何处方为精？精良的兵器，精干的编成，是一支精兵强悍的外观；与此相辅相成的是精神信仰的坚定和精英群体的辈出。前者是精兵的强悍外体，后者是精兵的内力“精髓”。

构成一支军队强大的基本要素，从来是、永远是由精神意志和物质体量构成的战斗力。这种构成以“乘积”形式，表现在古往今来每一场战争结果中。而精神“战力”往往还是“乘积”中最大的数字，物质“战力”只有通过精神“战力”的驱动才能发挥作用。由“精神”滋养出生生不息的精英群雄，造就精兵劲旅，建国立业，保家卫国。

物质力量的活性靠技术推动，故，战争从冷兵器进化到今天的信息化、网络化，生生不息；精神力量的活性靠什么激励和保持？精英靠什么培养？换言之，如何延长信仰的“保质期”？这是一支军队从弱到强发展的根本，也是其如何在胜利和成功的新起点上持续保持强盛不衰的关键。

古往今来的军事变革史警示我们，信仰层面的精神装备虽然特别重要，但她与物质层面的武器装备发展并不必然地会保持同步，历史上很多大国军队在物质力量大大增强的时候，由于信仰丧失、精神堕落，其总体战斗力反而降落到最低点，虚胖实弱，不堪一击。故，强军要在强“人”，强身更须强心，与战争相关的一切“物力”关系的调整，应该以“心力”的最大发挥为依归。

精神是军队强大的力量之源

世界上一切战争胜利都可以归结为信仰的胜利，反之亦然。信仰产生内在的力量，而精神便是这种内在力量的外溢体现。

黑格尔说：国家建立在思想之上。他所说的“思想”，是信仰或称意识形态。这种信仰或意识形态，可以是是宗教的，也可以是世俗政治理想的。由这种信 仰或意识形态凝聚部众，以成国体。

通过信仰或意识形态的熏染和传导，部众或国民涵养出相应的政治道德，以自律的言行体认共同国家的公共使命。在此基础上，能生发远大志向和开拓进取精神的族群风云际会发展成强国；反之，则错失时运如了无生气的植株一样僵枯萎灭，沉落于历史的荒丘。

坚定的信仰或意识形态如饱满的种牙，催生旺盛生命力——即“精神”，在一定天时、地利的环境下，必然造就物质形态强壮的枝干。强国如是，强军亦然——如青松刺天：上有凌云直冲的志向，下有俯瞰、压倒一切的气概。

美国作家协会主席索尔兹伯里在了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后慨叹到“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不从“精神”一词上破题，便无从解释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军队开创的以劣势装备、少数军队战胜优势装备、多数军队的一系列人类战争史奇迹。

古秦之所以以一国灭六国，就是因为它有着征服各方、统一“天下”的国家意志（大众信仰）。以此为激励，秦国政治昌明四方归心，国士文韬武略，民众尚武善战。

养得国风如此，已是无敌的气象。更集国力锻造优良兵器，适兵器而编练雄兵劲旅，百战不懈终成“虎狼之师”。但秦一统天下之后，志满意惰，垒墙（长城）盖房（阿房宫），贪图享乐，荼毒善类。

国家失去继续进取意志，民心乱无所属，军心随之松懈，短时间内就精疲力尽，气散神消，最后竟然被几个新兵造反（陈胜、吴广起义）撼动根基，貌似强大的正规军被民间起义武装彻底击溃。几代人谋略经营几十年血杀征战打下的帝业，“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神”主心，心生意，意生气、气生力，由力而起，大业可成。国如人，人无信念，行尸走肉；国无信仰，一如枯树“生意尽矣”。意识形态是国家部众的集体信仰。意识形态混乱、低俗，必致民众失魂落魄。验之于军，萎靡不振，能不败死？

龚自珍形容当时晚清“官无廉官，吏无能吏，兵无勇士，军无良将，民无良民”，亡国之相的背后，就是信仰消失——政治黑暗——道德沦丧——国腐军败的负能量传导。大势已成土崩瓦解，还论什么陆海大军、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战略战术呢？

故，晚清军事改革费尽心力，学西洋，改兵制，买武器、练新军，由于没从本源处着力，最后只落了一个衣着光鲜，器械精良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海军先败于外侵，陆军后乱于内战，三十年军改终成一出巨大的历史笑话。“魂者，器物之统摄也。”

习主席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破了，其他防线就难守住。”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现实的严肃提醒。

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是国民的坚定信仰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说：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罗马以一蕞尔小邦的“共和国”发展成人类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庞大帝国，最关键的因素是罗马人有着一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国家至上是罗马人的政治理念和最高信仰，整个社会倡导大公无私、服从权威，忠诚、勇敢的政治道德，人人以服务、献身国家为最大价值和荣耀。

时人评述“真正的罗马人应该具备这样的抱负：使自己成为一名第一阵列的战士、最好的雄辩家、最勇敢的将军”。阿庇安在《罗马史》中说：“罗马人的帝国达到伟大而持久的地位……在勇敢、忍耐和艰苦奋斗方面，他们超过了所有其他民族。”

读中外历史不难发现一个普遍规律：心中有“神”的“人”、眼中有国的“民”，无不是阵前无敌的“兵”。好国民孕育好战士，好军人造就好军队。领导者的高尚行动是国民的正面榜样。罗马共和国早期的最高领导人和普通民众一样耕作，劳动，作战。

公元前458年，罗马遭外敌入侵，执政官昆提乌斯•肯奇那图斯被选为独裁官领兵出征。正在耕地的昆提乌斯•肯奇那图斯被脱掉农衣披甲上马。十几天后破敌归来，立即交还军事独裁权力，重回田园。

恩格斯称他是“真正的公民美德和异常质朴而高尚的忘我精神的榜样”。曾经两度担任执政官的盖约•法布里奇乌斯，在完成战胜敌人的使命之后，也回乡和其他公民一道，耕种自己的土地。这种政治和经济平等关系，对民心士气的凝聚提振和国家信仰的巩固，具有无法形容的神奇力量。

公元前500年外敌入侵罗马，青年霍拉希斯•柯克莱斯冒死陷阵，一力独挡，为罗马军队赢得时间。公元前477年罗马进攻维爱，非比阿氏族男丁306人除一婴儿留家，全部出征，全部战死。

由崇高信仰催生的纯洁的政治道德，就如没有杂质的纯钢锻造的刀锋坚锐无比，在国家崛起和军队战斗力发扬方面的根本支撑作用可见一斑。读罗马崛起史，总让人忍不住联想新中国。为什么清国军队、民国军队在外敌面前不堪一击，而新中国军队却能一概横扫？从装备、编制层面是找不到正解的。

新中国之新在于心。心有所归，力大无穷。信仰与政治，政治与军事，道德与人心，个人与集体的因果链条，无形而实在。由精神力量到物质力量的转换如核裂变，平时练就高纯度的浓缩铀，关键时刻被激发就能石破天惊。

罗马的教训：信仰熄灭于胜利和成功的高处

遗憾的是，历史还有另一个规律性场景：那就是当一个民族从低处奋起时，信仰往往如心中之灯，于危境中倍加明亮，凝神聚力一往无前；而当一个民族到达胜利和成功的高处，初心的信仰又往往会成为风中之灯，随时可能被熄灭。

公元前2世纪，罗马已崛起为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曾经支撑它几乎无敌于天下的“爱国、无私”的信仰支柱，却随着帝国地位的奠定，巨额财富的涌入及外部观念的融入而逐渐被侵蚀。亚细亚战争“第一次把青铜卧床、贵重床罩、地毯以及其他亚麻织物输入罗马。于是，在宴会上出现了演竖琴的歌女，也出现了帮助主人消闲的其他娱乐形式，而宴会本身也开始用极其精密的计划和很大的费用来布置”。在“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时候，罗马民族内部却竟无一条小路通内心。曾经质朴、高尚的时代精神沉沦了。

领导者的腐败行也会成为民众效仿的负面榜样。成功之后的罗马失去了更大追求的目标，轰鸣的战车渐渐停滞，迷失在物欲之中，对“革命”不辞而别。曾经高度政治化的公民们不再关心政治，作为社会良心的作家也沉浸在醉生梦死的迷幻里。曾经写出“为祖国而死便是死得其所”的诗人贺拉斯，此时公开鼓吹“及时行乐”。

哲学家卢西安说“他们由于生活奢侈，有如发了霉的口袋已经腐朽了，装不进智慧、坦率和忠诚。”著名的暴君皇帝尼禄的王宫“金屋”，位于罗马中心，建筑总面积达80万平方米，当年的豪华奢侈令人叹为观止，今天则成为世界最大的宫殿建筑遗迹。

尼禄之后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埃拉伽巴努斯。马赛的主教撒勒维安描述“他们一个劲地宴饮，把他们的荣誉、公正、信仰的名字都置诸脑后。一些政府首脑纵欲淫荡……完全丧失了神志”。贪图享受之风弥漫朝野，与此相伴的是普遍性贪污贿赂和全民腐败，原有的政治道德体系轰然崩塌。罗马原有民主传统，然而此时“追求官职的人坐在广场上，跟前的桌子上放着钱，用它无耻地收买民众。”任何一个读史者到此都能意识到“内部腐败已腐蚀着一个长期优越的民族的生命力”。

社会中坚的自由民，游手好闲，鄙视劳动，“都不沾镰刀和犁，而是躲在城里，宁愿活动于剧场和跑马场之中，却不愿去照管谷物和葡萄园”。而罗马军团就是由这些人构成的。凭借巨大的物质财富，罗马军团本该设计更好的装备，漫长的和平时期也足够他们设计编制体制和进行更好的战术训练。但是，在精神变质之后，这些工作都在日复一日的嬉戏中荒废了。一边是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开支浩大，一边是大面积的生产凋敝，接踵而来的是外部入侵。庞大的帝国居然遇到了征兵困难，一些皈依了基督教的公民拒绝服从皇帝号令服兵役。

正是罗马帝国的精神颓废腐化堕落导致另一种意识形态潮水般的倒灌。原有的信仰被彻底淹没。信仰异化必致精神分裂和国家分裂。至此，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无可挽回。帝国不得不以引狼拒虎的危险方式，大量招募蛮族入伍——后来正是因为蛮族入侵和内部起义的夹击而致帝国覆亡。

国家的“腐”气蔓延到军队，便呈现出“败”象。早期罗马军团以战力强悍、纪律严明著称，而后期的军团士兵散漫、劫掠和贪婪比比皆是。对手朱古达用收买罗马将领的手段连连获胜，感慨说如果能替它找到一个买主的话，“整个罗马城也可以买得到。”塔西佗借一个不列颠酋长之口，说罗马军队的勇敢，已比他们平时的淫荡大为逊色，“他们在作战时没有妻子在鼓励他们前进，没有双亲在斥责他们败退”。

《罗马帝国史》记述，早期的罗马军团能够全副武装在非洲的烈日下连续行军，而后期的罗马军团即使在日耳曼凉爽的气候下仍不断抱怨头盔和盾牌太重。“娇气”如此，已不堪言战。

军队盛衰强弱与民族精神状态相同步

一支军队的盛衰强弱，是和民族的精神状态和国家的政治状态相同步的。一个正面的例子是以色列。因为信仰坚定，历经多次大屠杀和上千年流浪，犹太人依然散而复聚，重新建国，并于近现代取代一系列科技和军事成就。世人但只感慨国小兵少的以军为何能创造出世界大国也望尘莫及的奇迹，岂不知奇迹的背后挺立着的乃是信仰。习主席有句名言：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的民族，一支斗志昂扬愿意赴死的军队，在其他战争条件基本相当的情况下，一定会战胜意志涣散的政治群体，及其精神萎靡的军队。而当一支曾经的胜利之师，开始出现斗志松懈，精神不振，即使有再好的装备、后勤保障和编制体制也无法赢得胜利。一支军队强大战斗力的保持期，本质上是与其信仰的“保质期”相同步的。故，对于一支军队而言，精神装备在任何时候都是比物质装备更重要的力量构成。

古往今来的军事变革，凡忽略无形的精神层面，而只在有形的器物层面用功的，最后没有不以失败告终的。历史反复证明，不管一支军队的物质技术形态如何革新变化，构成其精神战力之源的信仰都是永远不能丢失的。战争思维需要创新，战略战术需要灵活，但“信仰工程”如江河之堤一样，需要以万年永固的心态去构筑和维护。

秦国是怎么战胜六国的？

一个有坚定信仰的民族和充满生机的国家，一定会产生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战略精英，两者互为标志。从本质上说，打仗就是打将。古人论兵认为将为“三军之司命”，“三军易得一将难求”。这个将，主要是指战略性人才，而非一般统兵的军队官员。

战国七雄争霸，各国军力都很强盛。史书记载，齐有“技击”，秦有“锐士”，魏有“武卒”，赵有“铁骑”，楚有“申息之师”，连小小的燕国和弱小的韩国，也对选拔精锐战士不遗余力。

其中，魏之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披上三层重甲，半天能走一百多里，其战斗力和急行军能力不言而喻。但是，最终秦灭六国，摧枯拉朽。其原因并非秦国的军队直接战胜了六国的军队，而是秦国的精英战胜了六国的精英。

六国只注重普通军事力量及特种部队建设，而忽视战略精英培育。秦国自商鞅变法后，高端精英层出不穷，无论是白起、司马错，还是王翦、尉缭，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均走在六国之前。而赵武灵王之后，列国并无一家有军事创举者。秦国不仅注重培养自己的精英，还有计划地消灭敌国精英。

司马错

《史记》谓：“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良将随其后。”先干掉对方的精英，再让自己的精英驾驭精兵，自然能够在战场内外游刃有余、以少击众，横扫千军、一统天下。

世界各国的军事历史都证明，一支强大的军队，必是一支精英荟萃、人才辈出的军队。卫青、霍去病的故事，是精英强军兴国的经典证明。农耕民族开创骑兵远程战略奔袭先例，脍炙人口。卫、霍之后，良将凋零，汉武帝之武功黯然失色。

德国军事变革成功背后的精英们

德意志统一战争胜利和德国崛起的背后，是一批新型军事精英。世界近代军事变革发端在德国，而德国的军事改革始自普鲁士时期的思想革命及其催生的精英群体，其核心人物是沙恩霍斯特、格纳泽瑙、克劳塞维茨三位年轻军官。他们在军事思想创新远远领先同时代各大国，而德国皇帝对优秀军官的信任和重用，催生了现代化德军。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及其它新思想，如燎原烈火般激励着普鲁士军人乃至全社会的心灵，点燃了他们投身变革赢得胜利振兴国家的激情，此情此景一如大革命后的法国和拿破仑新法军的建立。到德意志统一战争爆发前夕，普鲁士已经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军官群体（以老毛奇为核心的职业军官团）、最优秀的军工产业（以克虏伯为代表的军民融合式军工企业集团）、最优秀的战争史研究团队（以德尔布吕克为代表的民间战争智库）、最高效的公务员群体和最先进的高等学校（以洪堡为代表的教育改革家群体）。此后，统一战争如以汤沃雪三战三胜。

1870年在色当战役中，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法军全军覆没。之后一战、二战，法军连续成为德军的手下败将。为什么拿破仑时期法军对普鲁士军队任意蹂躏，到此时却大局反转？“革命意志”衰退，思想停滞、精英匮乏是根本原因。拿破仑之后再无拿破仑，伟大的拿破仑竟然成了法兰西民族和军队的休止符。国家政治的轻忽和教育体制的不完善，使法国精英的批量生产远远低于德国。这是近代法国从拿破仑时代跌落后再没有复兴，法军基本上退出世界战争舞台主角位置的根本原因。而德军则延续了自己重视军队思想精英培育的优良传统，以古德里安、隆美尔等年轻校级军官为代表的改革派精英，再次走在时代前列，吹响了装甲战争的号角。

“一战”结束的那一年，曼施坦因31岁，古德里安30岁，隆美尔27岁，曼陀菲尔21岁。正是这些少壮派精英让克劳塞维茨时代的改革火种延烧不绝。而法国却白白浪费了两次世界大战间宝贵的、生死攸关的20年。

近代日军变革成功和晚清军改失败的精英因素

普鲁士军事改革成功和统一战争的胜利震撼世界，日本陆军立即弃法学德。日军首先建立了东亚最现代化的军事院校，如陆军大学校、海军大学校、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等等，并如法炮制地培育出秋山真之、石原莞尔、山本五十六等连贯近、现代的军队思想精英；同时还培养出下濑雅允、伊集院五郎、村田经芳、有坂成章为代表的优秀军工设计师和强大的军工集团经营家如岩崎弥太郎、川崎正蔵、涩泽荣一。日本还效仿德国，培养出优秀的军人外交官和谍报专家。

正是这些精英，引领日军走在东亚各国的前列，在地缘政治、大海军建设、航母集群作战等诸多领域形成突破，甚至在部分领域一度领先于欧美列强，以一个小国，竟然建立起一支争衡世界的大军。而同时代的清王朝，虽然也将大量财政收入用于八旗和绿营军费，但先进军事教育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只埋头买武器，建设施，立衙门，而在人才使用方面却任人唯亲，至于精英培育更无人在意。长顺在《清史稿》中被描述为“耸干赪面，须眉洒然。富胆略，恒持短矛单骑穿贼阵，为士卒先。往往以少制众，以奇制胜，兼谋勇，一时称良将云。”

在蒸汽机机械化战争时代，仍然用冷兵器时代的标准，评定“良将”，何谈“思想”？于是老行伍叶志超一溃千里，留洋生方伯谦临阵脱逃就不奇怪了。唯一建功于疆场的，是一个六十七岁的退休老将冯子材。

晚清后期整个官僚系统僵化老朽，万马齐喑，无形中形成一种精英淘汰制，曾国藩描述为“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守者”多而“有为者”少，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晚清七十年，大小数百战，几乎战无不败，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信仰的王朝已经无法产生和容纳富有锐气和思想的精英。

具有远见卓识的外交官何如璋，具有宏大志向和缜密计划能力的海军小官姚文栋——若赋之以平台，那何尝不是大清国的秋山真之？拥有经天纬地之才的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具有现代视野和新思维的孙文等等真正的精英人物，空有满腹经纶和一身才华，但由于体制的铜墙铁壁的阻挡而无用武之地。

一支没有精英的军队怎么可能打胜仗？庸才奴辈尸位素餐，真正的精英无法在现行体制内安邦济世，有的在无聊中消磨，有的遂走向革命。曾国藩虽然看到“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但他连自己的同僚也没有推举上去。晚清官场逆向淘汰已到精英寸草不生的程度，土崩瓦解自是必然。

美军为什么会成为创新型军队？——军队任何时候都必须有出众的雄鹰和骏马

同时代的美国，也格外注重军事“精英”的使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经有了强大的制造业，庞大的陆军，庞大的内河炮舰队和沿岸防御舰队。但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的远洋海军，原因在于缺少思想理论的引领——世界海军怎么建？志在千里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发现了马汉，并如获至宝。

马汉并未指挥过主力舰队，也没打过大规模海战。但是，马汉以穿越时空的深邃思考，它的《海权论》阐述了拥有海洋对文明兴衰的巨大影响，以及海军如何控制海洋。按照马汉学说的指导，美国海军开始了思路清晰的大发展和全球大进军。一个马汉给美国指明了一条称霸世界的道路，他的作用，在任何时候都超过美国海军的一支舰队。而一个罗斯福总统，给后来的美国留下了重视思想人才特别是军中精英的伟大传统。马汉之后，美军中又产生了米切尔、博伊德等一代又一代的军中精英。米切尔在航空技术的萌芽期就看到了航空母舰主宰海洋的未来。博伊德则提出了影响现代空战至今的重要战术原则。沃登上校，提出“五环打击”。

今天的美军是一支最喜欢创新、最敢于创新的军队，一次又一次引领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世人谈军事变革言必称美国，其实，美军的强大，遵循的不过是一个被千百年来战争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一个真理而已，那就是：军队是国家的鹰群和马队，这个鹰群和马队任何时候都必须有出众的雄鹰和骏马。任何一支伟大的军队，都是以其创造伟烈丰功的名将名垂青史的。能否建立起英才成长和管理的完善机制，是一支军队能否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因此也是历史上那些成功军改中的重中之重。

以色列军队崇尚个性和血性，鄙视圆滑与平稳

精英的产生和层出不穷，有赖于公正的文化、开明的政治，宽容的环境和公平的机制。今天的以色列举国重视人才、敬重人才，使人口小国成为人才大国。以军更被视为国家精英的孵化器，新思想的发源地和高技术的集散地。唯才是举造就良将无数人才辈出，从沙龙、拉宾、达扬到今天的内塔尼亚胡，领率全军、全国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当今世界最小的超级大国。以军不允许战争失败，因此对军官的选拔，能力始终是第一位的硬指标。

当年以国防部长拉宾视察部队，对时任特种部队司令巴拉克的精明干练留下深刻印象，他悄悄对身边人说，此人日后如不走上我今天的位置，那以军人事制度就该检讨。战略性人才的能力是思想创新，和这种能力紧密相关的品质是有血性、敢担当、有本事。对这样的人，即使他有其他的缺点，以军也能用其所长，容其所短。沙龙个性张扬脾气暴躁，在军内外和国内外都饱受争议，阿拉伯人甚至指责其嗜血成性，但沙龙骁勇善战。

以色列人按照其一贯唯才是举的信条，不仅始终予以信任，还选举他做了总理。是人才就会有棱角，就有个性，勇敢创新的个性在军人身上就是血性。在以军眼里，个性和血性，正是高级人才的主要指标。圆滑和平稳，则被视为平庸无能的代名词，在以军中属于被鄙视被淘汰的品质。

精兵建设是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盛衰荣辱的铁血事业

新中国的军队，也是一支重视精英、培育精英的军队。解放战争初中期，国民党主力部队的基层官兵的技战术水平普遍高于我军，装备更远远胜于我军，占尽优势，但却被我军横扫。政治原因之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双方领军人物素质的差异。看看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家的事迹介绍就能明白其中并不深奥的道理：军无灵魂，将无能人，空有百万大军，庞然大物无所用之。

习主席强调，要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新军事变革将重塑、重构、重建新型军队，与新装备、新体制相得益彰的是，中国军队一定也会成长起来一批新时代的精英。

精兵建设是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盛衰荣辱的铁血事业。精兵是一个国家物质和技术实力的展现，必须以博采众长和军民融合的思路，将时代最新科技成果应用于装备领域；精兵是一个民族血性精神的化身，必须不断激活信仰、持续净化灵魂永葆初心恒念；精兵是一个民族科学思维的先进性证明，必须珍爱精英，成就伟才，才能引领、组合和支撑强军体系中的各种力量要素；精兵是民族和国家复兴、强大征途上横刀立马拦截威胁，横扫一切阻碍的血刃，建设一支长盛不衰的精兵，是21世纪赋予这一代中国人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