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世源：一个中国老工人讲述的故事（上）

点击：作者：卢世源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1-08-03 08:29:45

【编者按】本文为八十多岁的原国营武汉印染厂老职工卢世源先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述的回忆与思考。其主要内容和观点经作者记录成文后，由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今朝教授对全文进行了结构调整、观点校准和细节完善。文稿最后版本经卢世源先生审核。现授权昆仑策网和“昆仑策研究院”作原创发布，由于篇幅较长，分上下篇连载，此为上篇。

我，卢世源，生于1939年，于1956年被招进当时筹建中的公私合营武汉天一印染厂，成为后来的国营武汉印染厂的一个普通工人。当时所谓“合营”，其实已是国营。因为这个原来在上海的厂的老板唐永昌从未来过武汉，他任命的私方厂长也完全被排除在企业权力之外。武汉印染厂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厂长从武汉市其它厂调来。本厂从1958年正式开工，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长达20多年来，连续不断地大赚其钱，至少在湖北数以万计的国企中，资产利润率可谓鹤立鸡群。每年独家利税始终占武汉地方财政总收入的10%左右。在武汉印染厂工作了三十年后，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退民进的大潮中，在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和全国各地约几千万工人一样被下岗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武汉印染厂是武汉首屈一指、鹤立鸡群的企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它衰败了。它是如何兴盛的？是如何衰败的？衰败后就该破产吗？就该让工人下岗吗？中国国企到底该怎样搞？在被下岗后，我反反复复地思考了很多遍，觉得作为中国国企第一线的工人，通过解剖麻雀所思考出关于国营企业兴衰存亡规律的结论，对于中国学界、中国政界、中国国企管理界人士或许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有幸恰好几十年都工作在这家国企，眼见耳闻，乃至亲身参与，体会实践，并且长期琢磨，终于有了一得之见。按照普通的正规学校学习年限的标准，我的文化水平不高，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来说，就是人力资本不高，因此联系了武汉大学经济系王今朝教授与我合作，把我所知道的、我所经历的、我所思考的整理出来。叫它故事，并非虚假，而只是旧事。虽然我认为它们是真的，确实把它们作为真的来讲述的，但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只是事物的一面，因此称之为故事。王今朝教授对我的故事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有很大的认可。它使我确信，这些与改革开放中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讲的根本不同的故事基本上是真实的。之所以讲这个故事，因为我发现，在中国流行的由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打造的国企改革理论话语中，太多虚假的成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国企在各个时期，既有成功经验，也不乏失败教训，本厂同样如此。在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新时代，尤其需要总结中国国企改革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了。这决不是无事生非，而是要未雨绸缪，毕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此，即使我们的故事有不准确之处，也可以收闻者足戒之功。让我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述吧！

一、武汉印染厂前身上海私营天一印染厂的故事

这段故事是我的师傅告诉我的。我曾任武汉印染厂漂炼车间一机台的挡车工，生产组长是位上海师傅。“三班倒”上夜班时，只要两人不离机台看着，可以腾出嘴来交谈。他很健谈，我也爱问，可以彻夜长谈而不违犯劳动纪律。所以，才有这段故事。中国今天没有多少人能够讲出这个故事来了。现有的文献中似乎也绝没有关于天一厂的记载。

国营企业武汉印染厂的前身，原名“上海私营天一印染厂”，由浙江人唐永昌1933年创办。唐先生家乡宁波有座遐迩闻名的古藏书楼——“天一阁”。中国古代典籍《周易》中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唐先生取天一印染厂之名，是厂借楼名，以壮声威。取名“天一”，祈望“成之”。唐先生可不是仅仅把中国传统文化挂在口头上的人。本厂后来发生的许许多多人和事，都与“天下第一”、“天下唯一”和“天下一绝”等等之意相关联，可以说，创造了中国现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几个奇迹。

一是唐先生在天一厂建立了颇有现代性的管理制度，这可说是奇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在旧社会，特别是旧上海的企业，在招工上普遍实行工头制。如果有人领头招集熟识的同乡组成工人群体，集体受雇于厂家，那么，这个人就是工头。而这个群体素质如何，决定于其领头者，即工头的管理水平高低。夏衍先生在《包身工》一文中曾经描述过包身工。包身工就是被工头骗到城市的工厂里做工，饱受工头压榨的工人。然而，天一印染厂有一个大工头，管理着上百的工人，不是《包身工》里那样的工头，而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该工头十分注重打造自己领导下劳动力群体的质量品牌，特别是对有助于提高效率的创新，目的是向资本家卖个好价钱。所以，他经常督促手下工人工作精益求精，提高业务技术水平。天一厂只有唐先生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一群高素质的工人，也要有高素质的工头。工头是工人的实际领导者。当然，恐怕也正是唐先生的为人，吸引了这样的工头。这样，天一厂就慢慢发展起来了。

二是在二战结束前后，天一厂经营创造了中国奇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德国是中国染化料的主要供给国。在二战末期，德国战败之前，唐老板眼光独到，不惜借入高利贷，大量购进屯积了德产染化料。德国战败导致染化料完全断货。后来其它东南亚厂因缺乏化学原料而停工，只有天一厂由于囤积了原料照常生产。又逢日本投降，日货被逐出东南亚传统市场，当地印染布无货可供，价格飞涨。这就使得天一印染厂的产品可以出口到东南亚。因而，中国自近代以来，机器规模生产的工业产品第一次走出国门，开路先锋是机制印花布和染色布，唯一主力军是上海天一印染厂。这本身就是创造了历史。而且，这样一来，天一印染厂就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唐老板发了大财。更可贵的是，他也让职工们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入。原来，唐永昌深知中国古训“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利益均沾，才是企业振兴之道。客观效果是，天一厂职工产生了投桃报李的主观性，从而形成了劳资双方利益的良性循环。这就让天一印染厂产生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文化，在解放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在1951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之时，天一印染厂独家捐献一架飞机，一时轰动大上海。当时，天一厂约有三、四百名职工，在企业界，如此规模的厂家有能力捐献一架飞机，全国绝无仅有。更稀奇的是实现这一爱国义举的途径。唐先生作为民族资本家，对于新中国是真心欢迎的。这就使得上海私营天一印染厂很自然地加入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来。而新中国的建立为天一印染厂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契机。

现在，人们对“技术革新”一词已经耳熟能详了，但你知道新中国纺织业第一个吃螃蟹者是谁吗？建国初期的上海，中国工业技术水平极其低下，一个工人，如果能操作外国机器设备并达到设计产量，就很了不起了，从未听说，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将复杂的洋机器拆开重新装配，由单头进出改为双头进出，使之产量翻倍。这不是异想天开吗？而且，动脑动手的人大多是识字不多的半文盲，连读过小学的人也难有几个。局外人都觉得匪夷所思，但对天一厂革新者来说，却是他们多年的夙愿，早有准备。原来，天一厂印染布生产过程中，有许多道工序，其中丝光工序是个瓶颈，前后其它工序设备都因丝光机生产进度衔接不上而经常长时间停机。因受场地限制，购买新丝光机增加产能则无处安置。因此，解决这一肠梗阻问题只能是设法提高丝光机产量。工人们对本厂丝光工序短板早已重视，早就对它动起了脑筋。

美国入侵朝鲜后，国家号召支援前线，促使人们焕发出冲天干劲，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将丝光机从原来单头，改为双头进出布，产量倍增，一举解决了前后工序生产进度不平衡问题，利税相应增加。多赚的钱分期付款买了架战斗机，命名“天一号”飞往前线，支援抗美援朝。

有一次，谈到了丝光机技术单头变双头这个革新改造。据他说，天一厂能成功，缘于多种正能量因素，缺一不可。我问，哪一种因素最重要？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政治因素。“那个时候，人都‘疯’了”，他说。他的意思是，当时，人们有一种非常狂热的工作干劲。

原来，近代以来，上海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最集中的地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公然挂在只允许洋人游玩的沪市公园门口。“东亚病夫”的感觉可能上海人体验最深。另一方面，上海崇洋、惧洋和迷洋的社会风气也深入人心。所以，抗美援朝之初，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鸡蛋碰石头，上海人可能尤甚。谁也没想到，接着发生的战情是志愿军把以美国为首的占尽海空优势全副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联合国军”打得落花流水，消息传来，举国振奋，人都“疯”了！当时，党和政府号召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那是顺势而为，自然万众响应。上海天一印染厂工人也正是在这种心态影响下，大胆地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打响了中国现代工业史上在洋设备上搞技术革新的第一炮。

同行们闻讯，都派人前来参观学习，欲如法炮制。天一厂也敞开大门，并热情介绍经验。照道理说，后来的仿制比先前的创新技术难度要小得多。但是，当时上海其它多家印染厂全都知难而退，不敢在丝光机上搞能使产量倍增的单改双技术革新，害怕拆装失败后还不了原，机器反而报废了。虽然天一厂的这个经验没有得到推广，但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各地各企业之间，有一种独特而常见的技术交流现象。同一产业技术部门，如果其中一家有了先进技术成果，诸如革新设备，改进操作，提高产量，节省消耗等等，除非是保密单位，其它厂家闻讯，便会由单位开一张介绍信，派人前去学习取经。我就曾多次外出取经，也接待过好几批外厂同行。这种彼此交流相互学习的技术扩散机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让整个行业的技术不断地共同提高了。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仅仅经过20多年，便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秘诀之一就在于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企业之间有这种现象吗？几乎没有！

而且，据上海师傅说，抗美援朝捐献，只是天一厂工人们蓄势待发的一个爆发点。在此之前，党的政策赢得了工人们的心。例如，工作时间由12小时改为8小时，不得随意解雇工人，民主选举成立维护工人权益的厂工会等等。但工人们明白，缩短工时会减产，不利于资方，也减少税收，不符合“公私兼顾”和“劳资两利”原则，难以持续下去。怎么办呢？于是，以挖掘企业潜力、提高效益为目的的群众性增产节约运动应运而生。中国工人阶级有史以来开始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了由“苦干”向“巧干”的历史性转变。试问，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种转变可能发生吗？

有人可能以为，这次丝光机技术革新成功而多出的效益能够买来飞机就很了不起了。其实，用之于献机的钱只是小头。它不是一次性的，以后每年都有新增利益，几十年加起来就很可观了。可贵的是，这次丝光机革新成功之后，新增效益除一次性献机和每年多交国家税收外，后续年份因此而多赚的钱，唐先生并没有独吞，而是“二马分肥”。我不知道天一厂劳资双方具体的分配比例，但知道到了50年代中期，中国上海出现了独一无二的人数达四百人左右的“万元户”工人群体，就是每户银行存款或其它财富至少有一万元。这数目当时非常令人惊羡。天一厂工会则有40万元活动经费，用以解决职工们生老病死等意外事件的补助，这大概就是中国后来实施的劳保制度的雏形。

上世纪80年代，武汉印染厂三台双头丝光机中的一台，因年久磨损严重，不能再使用了，便另购新机替代之。我惊奇地发现，新机是单头的，比另外两台几十年前的双头旧机，产能低了一半。我问本厂一位工程师，为何不买产能较高的双头新机？据他说，全世界印染厂用的都是单头丝光机，本厂的双头也是从原来的单头改过来的。科学技术在进步，世界上数以万计的机器品种中，几十年前旧机效能远超新机的品种，大概只有敝厂的双头丝光机了。这应当是创下了天下一绝纪录了吧？

为什么在印染行业，丝光机技术革新，天一厂能创新成功，其它厂却连仿制都没把握？关键在于，与后者不同，前者早有准备，长时期地琢磨丝光工序短板问题，在技术设备上寻求解决方法。工人们这种精神来源何处？从根本上说，丝光机改造的成功，是因为听从毛主席的教导。大约50年代初开始，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指导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曾听知情人说，这一方针是主席所制定，应是中国经济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和组成部分。一家私人工厂企业里的职工，特别是生产一线工人群众，能否发挥积极主动的创新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发挥到什么程度，第一个关键就在于双方的利益关系处理得怎么样。如果两者成正比，利益关系就处理得好。利益关系处理得越好（也就是比例越恰当），主动创新精神发挥得越高。就劳资利益关系而言，因为在私营企业中，利益分配主要由占强势地位的资方说了算，处于弱势地位的劳方只能被动地服从。这种情况在解放初期也不可能一下子转变过来。所以，在旧中国，几乎在所有企业，使用的都是低层次的严格管理手段，在这种管理层次下，工人们不可能发挥出主动创新精神。上海天一印染厂的唐永昌老板可能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例外。他比较完美地做到了“劳资两利”。

第二个关键就是虚实结合，就像两个巴掌才能拍响，缺一不可。所谓“虚”，指的是积极主动创新的精神。如上所述，唐老板的重“予”之术，就把一种主动创新精神注入天一厂工人群众身心之中。在旧上海天一厂工人们对每天都接触的丝光机，很长一段时间，坚持不懈地琢磨研究，逐步地考虑成熟，终于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七次量衣、一次裁衣”成功。这也是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劳资两利”指导方针的一个典型范例。所谓“实”，则是一定的劳动组织体制及其运作机制。每个工人都有积极主动创新的精神，但要把它们协调起来发挥出最大功效，还需要组织。“工头”这一行名声不佳，天一厂的劳动组织也叫做“工头制”。1952年，在城市里，曾有过一次叫做“民主改革”的政治运动，主要打击对象就是在企业中作恶多端带有封建黑社会性质的工头。上海也不例外。不过当时在陈毅主政下十分讲究政策，打击的是欺压甚至迫害工人的工头，没有此类罪行的则未挨整，一般也不能再存在了，唯独天一印染厂工头制幸存于世。原来，这种工头制与其它企业所实行的工头制名同意不同，实际上走的是毛泽东主席的群众路线。天一印染厂的大工头叫陈沛霖，江苏泰兴人，他带领的工人被称为“泰兴帮”。51年捐献飞机，天一厂工人正是在他带领下，夜以继日地苦战革新成功双头丝光机，功劳卓著，怎能事隔一年就过河拆桥，兔死狗烹？而且，该工头甚至没有“剥削”行为，带领一百多人的工头，综合收入仅比其他工人多一半左右，最高时不超过一倍。与其工人群众关系融洽，可谓亲如一家，并享有很高威望。这不就是群众自发所走的群众路线吗？

真正的群众路线以工人们长年累月常备不懈地努力为特征。企业领导者都希望达到这一效果。然而，他们许多人的行为模式是平常不烧香，急时抱佛脚。问题是，即使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也无法取得大的效果。这也就使得丝光机改造的成功当时除天一厂外，天下没有笫二家。因为只有天一厂有现成的高素质的工人群体。

但天一厂的经验决不是不可复制的。紧随其后，越来越多的人和中国国营企业走上了这条路，而且越走越宽广。当时，比较著名的有东北重工业地区钻工倪志福，青岛纺织女工郝建秀，再后来则是鞍钢的王崇伦，……。从此，由点到面，逐渐扩展开来。工效成倍提高不再是稀罕的个例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工效成倍提高一旦在一个工厂里得到实现，加强党的领导就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力。例如，“郝建秀工作法”，立即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在全国纺织厂推广实行，使中国纺织业在操作技术方面一下子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这种扩展速度即使考察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史，也是少有的。为什么呢？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始终保持这样的速度呢？

二、武汉印染厂的故事：从建厂到文革结束

1957年，在“全国一盘棋”方针指引下，为了靠近纺织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天一厂迁往武汉，厂名更新为“公私合营武汉天一印染厂”。文革后又改为“国营武汉印染厂”，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倒闭消失。

（一）我在武汉天一印染厂做学徒的故事

武汉天一印染厂是一家一两千人规模的中型工厂企业。我于1956年进武汉天一印染厂筹建处，随即被派往汉口宗关水厂培训。这家水厂原是国民党“公营”企业，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现在，某些人谈起“国企病”大摇其头，可谓少见多怪。你知道旧中国的“国企病”多么严重吗？我们现在患的病比起他们来，小巫见大巫，简直不值一提。

该厂在旧中国时，厂长是个大流氓，后台很硬。此人整天不务正业，偏爱惹是生非。经常怂恿工人在外打架，打赢了，夸赞你；打输了，则被骂得狗血淋头，要你再去打。厂里管理混乱，人浮于事。多余的人每值夜班凑在一起打麻将，通宵鏖战于四方城下。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惹恼了国民党宪兵，一卡车丘八前来兴师问罪，机关枪架到了厂门口。全厂职工吓得魂飞魄散。他却颇有大将风度，临危镇定自若，安慰众人：“不必害怕，看我如何摆平”。他直通电话打给汉口市长徐会之，说明情况，要求限时撤走宪兵，否则，“全市停水！”徐市长闻之大惊失色，慌忙赶来调解，一场轰动全市的风波就此平息。

如此厂情，据师傅们说，解放后仅一两年就完全改观，企业经营管理焕然一新。例如，要制自来水，从江中抽上浑水后，第一道工序是粗加工澄清。第二道工序是细加工沙滤。原来两个工段，每班12小时工作，每段每班3人，另加轮休和清洁工，共计15人，后改为8小时工作，每段每班1人，加上其他人，共计10人，缩短工时后反而减少了5人。其它工段也类似。这种效率改进不可不谓惊人。

如果说澄清和沙滤两个工段的这项改革有可能是在厂领导指示下进行的，另一项这两个工段的技术革新却是工人们自制紧箍咒主动地往自己头上戴了！以前，工人使浑水澄清的凝结剂投放量原则是只多不少，不影响第二道工序细加工沙滤就行。这样，大部分工作时间就可以坐下来休息。但投放过量会给企业造成浪费。制水过程中，质量与节约是一对矛盾，过犹不及。如何解决？工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经验。他们认为，澄清池出水浑浊度控制在25-40度为宜。这样，既保证了沙滤池进水的质量要求，也最大限度节约了原料。后来，听厂部的人说，原料成本比前降低了三分之二左右。但这样做，就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劳动强度。因为它要求必须在工作时不间断地巡视，根据观察到的澄清池各个部位水文的变化而随时调节投矾量，以保证出水质量符合浑浊度标准。同时，原来因多用原料而从供货商处得到的回扣“奖赏”也没有了。这种主动牺性个人小利，顾全国家和企业大利，显然是政治挂帅发挥了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是具体的，感觉得到，能够影响人心。它反映在许多小事上，不一而足。我因为只在该厂培训一年，时间不长，见闻不多。这里只是仅举一例。

在旧社会，厂里职员和工人地位是不平等的，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解放后两者地位平等了，职员变成了干部，经常下车间询问工人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工作上有什么意见，以便解决和改进。工人们心想：“共产党宣传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看来是确实的。那我们就要做出企业主人翁的样子来”。有一位师傅的口头禅是：“这样子干，才对得起共产党！”

师傅们都很关心时事新闻，却苦于识字不多。有一次开小组会，由我这个学徒读报。有一段新闻，内容大意是说，帝国主义又来欺负咱们中国了。读后，我发现他们脸色凝重。组长是位党员，他愤然说，“大家要加劲干，回击这班龟孙子！”我当时大惑不解，一条新闻竟会引起如此反应。后来才知道，10多年前，即抗战时武汉沦陷时期，该厂被军管。有一个日本管工头十分凶狠，手拿皮鞭，看谁不顺眼，一鞭子就抽过来了。几乎每个人都挨过打。那种当亡国奴的痛苦，记忆犹新啊！盼望国家强盛的愿望十分强烈，这也应当是他们殚精竭虑，拼命工作的动力吧！这不就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切实的反映吗！

我在水厂还见识了另一种形式的群众路线，可用杜甫两句诗概括：“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我们学徒下班时间一到就走了。师傅们则不同，交班者自愿留下来与接班者交谈约10几分钟。谈什么呢？都是关于工作上的事情。遇到的问题，处理的经过，自己的想法，怎样干更好，等等。民主集中，日积月累，意见供厂领导参考。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方法，从群众中来，经过民主集中，到群众中去，一系列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就这样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起来。因为实用有效，该厂效益也随之逐年提高。

我当学徒，原定培训期为三年，但我和其他厂共近10名学徒，不到一年就基本掌握了制水各工序机器设备的操作技术。据该厂师傅们说，要是在旧社会，你们这些学徒恐怕三年都学不会，因为那时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一说，谁会像今天这样倾心传授？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原来所定的培训期为三年的原因吧！而我不到一年就基本掌握了制水各工序机器设备的操作技术，恐怕就是铁饭碗发挥了作用吧！我一年后学成回到本厂，自己学徒期还没有满，就当师傅带上了几个学徒。那几个学徒在我的教授下，也很快能独自操作机器设备了。因为我这个师傅铁饭碗在手，也无“饿死”之虞，所以教得也耐烦。

现代工业企业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短板，就要影响整个工程。我所在的制水小组，就是本厂一个关键环节。如果我的学与教都是算术级的常规发展，加起来就要好几年。但实际上，公私合营武汉印染厂从1957年上海拆卸设备，运到武汉，再安装好，1958年就投入正式生产，仅仅一年左右时间。可以想像得到，其中许多环节的建设速度，都是几何级。1950年代，中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技术人员严重缺乏。但在那时，卡车与轿车，喷气式飞机，各种大型机械和重型设备等等许多现代高科技产品，当时不是哪一家工厂仅凭自身力量而能生产出来的，必须得到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有计划的调度协作支援。其中，最关键的是培养新的技术人员，数以万计。他们是怎么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般只有两三年，做到满足生产所需？难道不正是依靠社会主义的这种制度优势吗？

这是在被反毛分子诬蔑为“经济外行”的毛主席领导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国营企业的独特优势。其特点是先进技术能以几何级的速度普及与提高，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只能是算术级速度，因为私人企业里拥有经验特别是拥有绝技的工人一般都把它们看作是自己吃饭的饭碗。多年前，我曾同一位工人朋友交谈。他原在国企工作，退休后又去私企干了几年。据这位技工说，该厂老板非常希望他一直干下去。因为，他是所操作的机器生产线上的技术能手，熟悉机器设备上的性能，出了故障能很快排除，恢复正常运转。廉价雇佣的农民工则不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到毛病修好。有一次他病休在家，机器甚至停摆了几天。所以，老板每次遇到他，都是笑脸打招呼，而对农民工，则是爱理不理，表现冷淡。“因为我的剩余价值比他们大，”他笑着说，“我现在才晓得自己肚子里的货值钱，能卖高价，凭这一点，我是不会把技术无偿教给别人的”。没有铁饭碗，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这样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砸碎了几千万工人的铁饭碗，又产生了怎样的后果呢？——中国经济增长率没有提高，中国技术水平也没有提高，反而是私有企业大行其道，许多工人失去生活来源，等等。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吧！据说，这种大规模的国退民进并没有中央文件做背书。那它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没有制止呢？

（二）“旧”工头与“满负荷工作法”的故事

武汉印染厂，在其存在的绝大多数时期，即20多年内，至少在湖北省数以万计的国企中，却异常地鹤立鸡群，而且是唯一的一只“鹤”（烟草垄断企业除外）。这是偶然碰巧吗？非也。它保留了上海天一厂的工头制，它的企业工资分配机制和劳动组织机制，客观上极其难得地比较符合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集体主义原则。本厂正是因为保留了这种特殊的工头制，继上海天一印染厂革新成功双头丝光机，创造了第一个“天下一绝”之后，内迁武汉转制为国营武汉印染厂，才能创造第二个“天下一绝”的奇迹，实现了中国第一例，迄今为止也可能是唯一的“满负荷工作法”（这是我起的名字）。本厂资产利润率之高，堪称是大摇钱树，靠的就是该法。

1961年至1965年，我被调到漂炼车间开轧烘小组任挡车工，在此4年多时间里，都是“三班倒”工作。我还记得，从周一第一个早班起，到周六最后一个夜班止，主要生产大车间几十台机器每周六天，每天24小时，几乎全都不停顿地轰鸣运转，蔚为壮观。从坯布缝头、烧毛、煮炼、开轧、丝光、水洗、再烘干，然后分别印花和染色，一系列工序衔接得十分紧密。只要有一台机器不论什么原因停顿，都将影响到前后其它工序。而这全是三、四十年代的老旧机器，没有一台新的。当然会发生一些故障，但尽量安排在厂休息日检修，使之不影响到工作日的正常生产。据我所知，不仅是我在漂炼车间工作时那几年，从武汉厂1958年正式开工生产，到80年代初，20多年来，本厂主要生产车间都是如此满负荷地工作，实现高产，因而资产利润率傲视天下。

那么，满负荷工作法是怎样创造出来并连续不断地长期实现的呢？我曾经琢磨过，但不得要领。不过，有两件事给我以启示。

一是，我所在的开轧烘小组，挡车工每天接班前，都要往烘房内上十个转动着的哄筒轴承盒内加油。烘房密闭，里面就像一个蒸笼。虽然进去时间不长，只有上十分钟，冬天也会蒸出一身汗。有一年热天，我实在怕进去，想省掉这一次。不料被生产组长——即“泰兴帮”中之一员发现了，他早已盯上我了。问我为什么不加，我支吾其词。他二话没说，拿起油壶钻进“蒸笼”替我去加了。我以后不敢，也不好意思再耍滑了。

二是，我有一天上夜班。子夜时分，外面狂风暴雨。车间主任，即以前的工头陈沛霖忽然匆匆跑来，找到组长，两人嘀咕了10多分钟，他又回去了。我好奇地问组长，主任这时跑来干什么。组长告诉我，主任在家已睡了，突然想起本组有一个隐患，怕组长不知情，特来嘱咐注意。组长说他已将隐患排除，主任多虑了。

这位陈主任很有意思。他可能创造与保持了中国国营企业中层管理干部的一项工作时间纪录。别人都是八小时工作，特殊情况下，也会义务加班，但他是10多个小时工作，几乎无一天例外。每天，他都是同日班职工一起进厂上班，下班后回到一墙之隔的宿舍区家中，吃了晚饭又来到车间到处巡视，现场解决问题。所以，只要我是上早班或中班，在这两班时间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别人每天都只上一班，唯独他两班连轴转。

人们会问，为什么这个“帮”里的人，从工头到“帮”员，责任心与众不同的高超？这就涉及到“经济力学”了。这个“经济力学”认为，企业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其职位高低，技术强弱，工龄长短，年纪大小，性别男女，不是在一种动力，便是在一种压力下工作，形成合力，以便全力挖掘出国企内在潜力，激发活力，增强它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

你知道陈主任超高的工作动力是怎么产生的吗？这种动力来源于政治挂帅因素，党的化腐朽为神奇的正确政策，使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

陈沛霖当年在上海天一厂带领一帮工人改造丝光机成功，意义远远不止于捐献了一架飞机，还在于它实现了中国现代工业史上一个技术革新的创举。我认为，其蕴含的意义是划时代的，甚至可与几百年前发明了蒸汽机而引发工业革命的英国工人瓦特相媲美。可是，老陈多次申请入党却遭到冷遇。有人讥讽：“没有整你这个工头已经是法外开恩了，漏网之鱼还想入党？”

转折点发生在1957年春。当时，工人们因故土难舍，不愿随厂迁汉，上街游行，喊出反内迁口号。厂支书的话无人听，束手无策，便请陈去做工人们的思想工作。他做通以后，因这一立功表现，终于破例入党。迁汉后又成为武汉厂漂炼车间主任。工头变为党的企业中层干部，全国即使不是仅此一例，应该也是不多见的。

陈的心病解除了，因而发挥出冲天干劲和聪明才智，创造了可能是唯一的满负荷工作法。如果说陈主任的工作积极性是因政治动力而激发，那么，工人们则是经济压力了。工厂内迁后，便出现了一个矛盾，沪汉两地职工工资制度一厂两制，相同工龄的工人，上海工人工资是武汉工人的两倍半到三倍，干部间差距更大。

1961年，为了缩小差距，减轻矛盾，在武汉厂搞了一次工资改革，要求上海来的党员干部起带头作用。一般减少一半，最多的一位，厂总工程师原来“保留工资”560元，减为198元，几乎少了三分之二，非党员干部和工人则暂时不动。因此，上海工人普遍恐慌。他们又听说，同一时期，迁往湖南湘潭的另一家上海印染厂，因该新厂效益不佳，工人们也都减了薪。本厂一时人心不安，生产直线下降。厂领导赶忙表示“只要生产继续正常，会向上级要求不再改了。”

陈沛霖工资减后可能比他下面工人还要少。但他不仅不抱怨，还做他人思想工作。上海工人也有了共识：只要继续实现高产，工资大概不会减了。也就是说，拿“高薪”的工人们在这种压力下，满负荷工作法后来就保持下去了。

总而言之，上海天一厂——武汉印染厂之所以能干成别人干不成的成绩，关键在于它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工人群体。这大概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吧！就我这里所谈的历史而言，这个群体的形成与组合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其组织成员能获得较高的利益分配收入。这不是过分重视物质利益。实际上，在井冈山上，虽然条件艰苦，但就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而言，它还是为士兵提供了相对社会上比较充分的物质保障的。士兵们不用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许多人参军就是因为在部队里有饭吃。

我现在回忆后认为，这是中国国营企业人文管理的雏形。这种高效益的管理只可能产生于存在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即遵循毛泽东思想办事，实行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的中国国营企业。本厂在湖北省，也可能在全国同行业中，资产利润率鹤立鸡群，靠的就是一种富有成效的群众路线。换句话说，没有这种群众路线，就产生不了这只“鹤”。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是一对孪生兄弟，彼此亲密无间。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仅表现在实现社会的公正平等，而且表现在，前者可供挖掘的经济效率潜力，也远比后者的大。

但是，要挖掘出这种可能的潜力，我们必须依靠的法宝就是这俩兄弟。两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正能量因素的机制，发挥了促使武汉印染厂资产体制高效运营的积极作用。当然，国企中还有其它诸多机制，如领导选拔机制，经营管理机制等。有的在实际运行中成为负能量因素，不利于提高效率，甚至相反。但我厂前20多年存在时期，上述两种正能量因素机制实际上处于主导地位，其它负能量因素机制则危害性较小。后来，正负能量因素机制的主次位置发生了逆转，我厂就走下坡路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直至破产。就像本厂后来新厂长不知道自己怎样把厂搞垮，全厂职工也可能搞不明白这只“鹤”产生的原因。我是经过几十年持续地琢磨研究，才逐渐领悟。真是有点儿“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三）市纺管局一个局长的故事

领导选拔机制为什么也重要？这就要从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被畸化说起了。我无意中偶然开始接触到企业领导选拔机制问题，是在1967年春文革初所谓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当时，揪斗领导干部成风。我厂一些造反派也凑热闹，去本厂上级单位市纺管局揪来局长，主要罪名好像是说他“忘本”。我好奇地也跑去看了一下这位局长长得怎么样。因为，在此之前曾听人说，共产党选拔有一定地位的领导干部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听话，这个容易理解，当时“驯服工具论”大行其道，当然是首要条件；其二，颜值至少要过得去，最好是一表人才。我见面后，认为局长符合以貌取人第二条标准，长得魁梧高大，很像是电影中正面主角形象。后来，有一二十人聚在一起议论，我也在场。其中有知情者介绍，这位局长原是与我厂紧邻的一家大纺织厂的工人，特长是会打篮球，50年代初期，曾是我市纺织系统一支名叫“经纬”篮球队的队长。因此有人调侃，他的发迹是不是同《水浒》中的奸臣高俅类似？我发现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对这位局长不感冒，个别人甚至恶狠狠地表示，这次把他揪来批斗，终于替老子出了一口恶气！这就奇怪了，本厂绝大多数人同局长素不相识，大马路上相遇，并不知道对面走来的是本系统工业局的最高行政长官，为何对这位局长普遍反感？原来事出有因。他曾多次“严重”地损害过咱们的利益，说来话长。

这位普通工人出身的局长，可以想象得到，即使出于对党的报恩心理，他也欲在任上干出成绩，况且他没有革命资历，无老本可吃。遗憾的是，他可能求功心切，新官上任三把火，就烧得全市纺织系统各工厂数万人怨声载道。这三把火，今天包括年已古稀的人都会认为微不足道，因为每个工人不过每月少收入几元钱，在当时，这点钱在每个人心中的份量却很沉重。

1、新局长的第一把火

1956年，私营上海天一印染厂准备内迁武汉，成立公私合营（实为国营）武汉天一印染厂。上海几百名职工连同家属一并迁来，首先要建宿舍安置他们。市领导指示纺管局，从纺织系统上交利润中拿出钱来建房。这本是毫无悬念之事，局长却另有打算。他听说上海天一厂工会有一笔40万元公积金，用来发放该厂职工福利，便“大公无私”地要用来在武汉建造宿舍。共产党共工人群众的产，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中国历史学家们全都认为，当年给中国造成巨大祸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共产风”，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从农村刮起来的。错了！早在此前两年，武汉就有人牛刀小试，始作俑者，即本市这位纺管局局长也。

这40万元巨款，当年可买苏联产二又三分之二架战斗机。上文已述，1951年上海厂工人搞成功双头丝光机，因此利税倍增。按照当时主席的“劳资两利”原则，新增利润“二马分肥”，工人分得部分几年下来积累而成。此款后来全被转化为厂属公房。

1958年“大跃进”，开始势头还算正常，这得益于主席倡导的“公私兼顾”原则。怎样“跃进”？就是加班加点，提高产量。以本厂为例，增产的效益可观，所以加班频繁。国家和企业得大头，工人们按原规定，也能拿到双薪，可谓两全其美。不料纺管局一份公告贴在厂通告栏上，公文开头说了一大堆政治大道理，其实人们关心的只有一句话：“自即日起，加班双薪改为单薪”。可是过了一个月，连单薪也没有了，工人们以为财务科忘了记账，便跑去问。对方回答，纺管局电话通知，最近有一位中央首长在团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号召人们“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局领导闻风而动，要求各厂工人照办。后以一碗清汤面取单薪而代之。表面上看，此事发生后风平浪静，但从此次布率直线上升。后虽恢复了加班费，但恢复的是单薪而非双薪。

2、新局长的第二把火

第一把火可谓烧砸了，应该吸取教训吧？偏不，变本加厉又烧起第二把火。在加班费双薪改单薪的基础上，又做起了减法。日薪单价原是以月工资25.6天计算，纺管局又下通知，以后改为30.5天了。后一种算法，每个加班单日比之前又要少几角钱。以三级工为例，之前加一天班可拿约3元5角，后来只有1元4角了。人们对加班的情绪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之前，不少人还很高兴，以后就普遍发牢骚了。据我所知，在武汉市，此算法改革唯有纺管局各厂，可见这位局长的领导水平非常低下。——原因是什么呢？估计是这位局长从利润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是走了利润挂帅的道路。但次布率上升，利润能上升吗？即使一时上升，能维持多久呢？

我是1956年进厂工作的。当年，中央劳动部颁布了一份文件，要改革工资考核方法了。就是革除之前平均主义旧规，改为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新法。一时间，因此而掀起了空前的青年工人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潮。其集中表现就是科技书籍俏销。例如，华中工学院赵学田教授编撰的《机械工人制图》是当年最热门的书，一版再版，都是自费购买。

这个文件怎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原来，当年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工人升级依据工龄年限逐级递增，以后改为各行各业列出各个级别“应知应会”具体的技术标准，考上几级就是几级，不再受工龄限制。比如，同样工龄的青工，大多数人是二级工，你却考上了三级，意味着什么？当然，每月能多拿几块钱是一方面，但对许多人来说不是主要的。根据当时的社会风气，表明你的技术能力超群，让人高看一眼，入团入党可能优先，更是找女朋友对方很看重的一个优越条件。总之，好处很多，值得人们为之拚搏。

我也是悬梁刺股，苦学技术。一年期满，经培训厂技术员综合业务理论，实际操作和劳动态度口试与笔试，获得高分，评为三级工。另一个师兄弟因为贪玩，是个舞迷，名落孙山，评为一级工。回厂路上，我是春风得意，他则垂头丧气。谁知后来，厂领导说，考评不算数，仍依照旧规，都是二级工。我当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他则春风得意，“蓬查查、蓬查查”舞跳得更起劲了。原来是，评级新法遇到了麻烦。因为制定各工种技术标准就很繁琐，懒政者伤透脑筋。更严重的是，容易引起争论，致使群体闹事。我厂就有10多人因不满评级结果而去市纺管局交涉，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就在局办公桌上睡了一夜，不达目的，决不收兵！当时，右派正在“鸣放”，部分青年工人闹事，雪上加霜。因此，官僚们紧急停止实行按照技术高低拉开收入差距的考级新法，恢复简单易行的平均主义一刀切旧规，并以“为革命学习技术”的政治说教，取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

3、新局长的第三把火

第三把火烧得更糟糕，多年以后，还有人耿耿于怀，痛恨这位局长当年别出心裁设计的工资改革使自己蒙受了经济损失。

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最严重的一年，计划外物质，特别是食物，市上贵得惊人，一天工资只能买到几斤萝卜。这位局长的脑袋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居然在那时忽然想出了一个绝招，要求我厂上海“高薪”职工大幅度减薪。这可把上海职工惊出一身冷汗。因为他们深知，如果完全按照这位顶头上司的意见办，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并在不断完善中的主要生产大车间的满负荷工作法就会瓦解。也就是说，以后不再能向国家贡献巨额利税了。厂长慌忙表示使不得，万万使不得。但局长坚持己见。后来两人折衷妥协，几百名上海工人不减，逃过一劫，只减40多名党员干部，一般是减半。总工程师最惨，原薪560元，减为198，几乎少了三分之二。不过，他却因祸得福。原来，他是个一百多公斤的大胖子，正为瘦身发愁呢，这下好了，不用医治，几个月下来，就减几十斤，缓解了肥胖病困扰。

局长这么干的理由是缩小职工之间的待遇差距，减少矛盾。但他不做加法，而热衷于减法。例如，挪用天一厂工会公积金建了十几栋三层楼房，解决了上海迁汉职工的住房问题。但是更多新进厂的武汉职工无房可住，厂领导便向他提出，希望动用市里原计划的建房拨款再建一批楼房。申请多年，一直拒绝。后来问题闹大了，这位局长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压缩上海职工住房空间，让给部分武汉职工。但是杯水车薪。最后勉强同意建了若干套简陋的平房，敷衍了事。据我所知，当时本市其它工业局所属各厂职工宿舍，绝大多数建的是楼房，每家厨厕独用。唯独纺管局普遍是平房，“方便”不论大小，都得跑去户外公厕。而这位普通工人出身，谈不上革命资历的局长，则是一步登天，住的别墅洋房。原房主有多种说法，有说是外国洋人的，国民党大官僚的，大资本家的，总之，是旧社会汉口最有钱的人才住得上的豪宅。

1963年全国调整工资。当时，职工普遍增加一级工资。如同久旱逢雨，人们无不重视。不料这位局长可能为了防止行业效益下滑，无法增高效益，只有节约开支了。为此，他又想出了一个歪招，将八级工资制改为十五线工资制。两“线”相当于一级。纺织系统各工厂工人，规定少数先进分子可加两线，即一级，一般多数人加一线，即半级。增加工资对工人群众来说，本是一件大喜事，岂知闹得沸反盈天，生产秩序一度大受负面影响。那位痛骂局长者，就是当年只加了一线即半级的受害者之一。

1964年，武汉市“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运动，我厂被选作率先试点单位。局长要在阶级斗争前线抢占头功。可能同当时全国所有“四清”单位不同，别的单位都是先调查，后确定打击对象；本厂则反着来。至于被打击对象有没有罪行，不予考虑，没有也有。更奇特的是，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里，揪出了两个现任的，而不是隐藏的“封建把头”，其中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我所在的漂炼车间主任陈沛霖。局长当官之前的那家大纺织厂在解放初期，有一个作恶多端，欺压工人的工头遭到枪决。局长想当然地认为，凡是工头都该镇压。印染厂工头现在却成了企业党员干部，岂有此理？便要拿来开刀。

不料，驻厂“四清”工作组遇到了一个尴尬现象，批斗会上，积极发言的都是武汉工人控诉陈主任搞“管卡压”，而无上海工人揭露陈工头的罪行。工作组头头便找组长谈话，要求这个知情者上台发言批斗，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如若不愿，就退党吧。这位生产组长是我厂唯一的上海地下党员。老组长惊恐之下，便去纺管局找他的老上级、时任局党委书记求教。原来，这位书记1956年公私合营，曾作为公方代表担任上海厂支部书记，后随厂内迁武汉，不久又升任局党委书记。1957年上海厂工人“反内迁”风波平息后，“封建把头”陈沛霖又立新功，入党介绍人便是这位老书记。老书记当然激烈反对局长，奈何局长有一帮子地头蛇同伙，而且市里还有后台，斗不过他，保留意见而气得半死。

老书记没有明确教老组长如何应对这场运动，而是说，我们以前在上海搞地下斗争，敌情简单，现在变复杂了。好在毛主席教导过我们要实事求是。如果你明知不对，损害党的根本利益，但因屈从于反毛泽东思想的淫威，却还要说违心话，干违心事，那就是共产党叛徒！老组长听从此言，心里有数了，便无所顾忌。他重拾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的本事，暗地里向上海工人传达老书记的观点。最难能可贵的是被打成“封建把头”的陈沛霖的态度了。我原漂炼车间那位组长告诉我，“四清”后他们“泰兴帮”的人想不通，也为工头或主任抱不平，酝酿消极怠工。老陈闻讯，竭力劝止。说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要相信党。老陈80年代后才获得平反。

这种思想境界高尚，工作能力杰出的优秀共产党员遭遇厄运，令人痛惜。但他在包括我在内的群众心目中，始终是正面形象。而那个局长则相反，虽然官运亨通，因与我厂有那么多的“缘分”，此人的负面新闻在我厂相当热门。

文革开始，局长最先积极行动。他前来我厂亲自现场督阵指挥，主持制定了一个整人标准。挑选本厂医务室一位医生，“漏网右派”，树为“斗争典型”，另找二名工人，分别当作“批判典型”和“教育典型”标靶。计划准备要求全厂职工对照这三个“典型”，人人过关，经受这场革命运动的考验。后因形势骤变，未及和未敢实行。他在搞试点。如果这一整人计划成功实现了，显而易见，他还要在本市纺织系统各工厂数以万计职工中推而广之。

你知道当年反右是怎样扩大化了的吗？是因采纳了某位官僚的整人标准。各级领导部门及其负责人，乃是共产党的单个具体代表，对之不满批评，甚至只是表现不敬，本来并不一定就不正常。但按照这个标准，就是反党，就要扣上右派帽子，实行专政。不幸中之大幸，这种专政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和企事业单位干部，全国总计数十万。与这位官僚相比，这位局长的整人计划则扩至广大劳动者，若也被采纳，全国挨整的人至少要以百万，甚至千万计了。想来都令人不寒而栗。这也是本厂部分工人后来在得知局长曾制定这一整人计划后，群情激愤，把他从其豪宅揪来厂里批斗，要他认罪的缘由。

1969年的一个夏夜，离我厂数百米远的一家造纸厂失火。我当时正值夜班，只见火光冲天，想必损失惨重。有人怀疑人为纵火，后来未知如何。我有一个亲戚是该厂干部，曾谈及这家厂的厂长同工人关系敌对，势同水火。原来，该厂许多工人以前是集体合作社的手工艺者，50年代调进造纸厂。进厂之前，他们还很高兴，成为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劳动者，身份似乎提高了一个档次。在合作社，按劳计酬，每月收入约七八十元，甚至上百。在当时，养一家四五人没有问题，可能还有节余。谁知进厂后，厂长宣布，本厂只需要二级工，月薪35.8元。这一下子引起进厂工人的恐慌，全都要求回原单位。可是那个缺德的厂长却去手工艺社警告，不能接纳工人们回社，否则就是挖国企墙脚，要犯大错误。这种情况下，那一大批劳动者被迫改行留了下来，从此生活陷于困境。他们创作了一首打油诗：“三十五块八，要养婆娘伢，上餐吃白菜，晚饭啃豆芽。”因为入不敷出，许多家庭不和，甚至妻离子散。

也是1963年，国家调整工资，普加一级。这个厂长同那个局长一样，也玩起了新花样。工人们长期消极怠工，使他伤透脑筋。便趁这次加级机会，惩一儆百，对几个工人只加半级。有人跑去质问：“我为什么只加半级？”

“根据你的工作表现，”厂长慢条斯理回答：“加一级不够格，半级还勉强呢。”

工人们也在等待机会报复。文革爆发，机会来了。企业领导者都受到了冲击，这位厂长也不例外。“老子加一级够不够格？”在一次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会上，那个工人一拳打去，接着，离题万里，控诉起“三十五块八”给他造成的伤害，引起共鸣。许多人愤怒地冲上台去把被批斗对象厂长打得半死。始自于反右扩大化后遗症效应与影响，如此之类虐待劳动群众的行为和现象，当时屡见不鲜，甚至越演越烈。若是任其发展下去，民众不满情绪必然累积，难免被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后果不堪设想。

今天，许多人反对文革。但在我看来，毛主席洞悉基层社情，高瞻远瞩，及时遏制住了共产党治下这股不正常的逆流。否则，中国恐怕也会步苏联之后尘，很可能发生一场真正的浩劫。文革歪打正着。某些单位和部门的土皇帝们经此“浩劫”冲击，普遍心有余悸。此后，至少到现在为止的几十年间，再少有人敢于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了。动乱隐患因此消除。

至于那位局长后来怎样呢？我就听说过两则：一是在80年代初，在为纺织厂采购设备中，接受港商16万元贿赂，东窗事发。人们都等待着看怎么法办。改开之前，贪污上了万元是要掉脑袋的，他最少该判几年吧？后来听说批评了事，大失所望；二是过了一段时期，“好消息”来了，局长中风瘫在床上，不会再害人了。

这位局长是计划经济时代“真外行”领导“真内行”的一个典型人物。那时国企低效，这是一个关键因素。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机制，一分为二，既有优质部分，如前面说的技术创新机制、技术扩散机制，需要恢复与发展；也有劣质部分，如领导干部选拔机制，其作用就参差不齐了。如果一种劣质选拔机制起作用，很大概率会委任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做领导。这种领导胡作非为，轻则有悖于国企提高效益，重则危害共产党同劳动群众的关系，甚至是把整个国企系统搞垮。——苏联是怎样颠覆的？颠覆后的国企资产归谁所有了呢？

（四）一位老厂长的故事

当然，国企厂长在当时也有不少是称职的，本厂厂长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位。人们可以想像得到，本厂内部有两大地域派别，矛盾远比其它厂复杂，但自筹建投产之日起，至少前10年顺利高效生产，如果在此期间没有一位具有高超能力的厂长，那是不可能的。但我与这位厂长，十多年来，却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因为，我进厂不久，曾碰到过这么一件事：我所在小组一位同事，不知什么原因，同厂长发生意见分歧，发了几句牢骚而被厂长严厉地训斥了一顿。我见到后，从此对厂长敬而远之。

十年后，文革兴起，厂长遭难，一度靠边站。有一个星期天，我帮助一位同事搬家，靠边站的厂长却热情地参与了进来。我第一次感觉同他是平等的，不用怕挨训了。当时公交停运，同事家又很远，一路上便交谈起来。话题谈到几年前的我厂“四清”。我说，因为我的政治水平太低，不理解为什么要把陈沛霖打成阶级敌人。为了保险，替自己扣上一顶帽子：“可能是我的阶级斗争观念薄弱。”

不料，他却笑了：“这顶帽子，那时也有人扣到我的头上！”

我又告诉他，有人认为，我厂“四清”是以他为首的“武汉派”借运动之机整“上海派”。

“决无此事！”他严肃地说，“党安排我担任厂长和书记，我就要负起领导责任，把厂搞好。要搞好厂，团结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我厂。难道我连这道理都不懂？”

一路上，他谈了很多，可谓畅所欲言。但我只记住了印象较为深刻的一点，就是反思自己。他是北方人，解放战争时期南下武汉，随后转业工厂。他怀念南下之前，同当地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关系融洽。进城之后当官了，不由自主地官气附身，不能平等地待人了。这次文革才发现自己走向了群众的对立面，惊出一身冷汗。

“主席伟大啊！”我发现他的眼眶已经含着泪水。他感慨地表示，这么多年来，难有知心朋友。我好奇地问，他身边有许多要求进步，想往上爬围着转的人，会少朋友？他苦笑一下，没说什么。

同事的家到了，谈话终止。搬东西时，厂长非常卖力，谈笑风生，同我多次在不同场合看到他愁眉苦脸，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判若两人。

我现在十分敬仰我的这位老厂长（后是厂和局党委书记），主要因为有三件事。第一件事与我有关。文革“5.16”之前，我替他人出谋划策，炮制了一张叫做“请照镜子”的大字报，开了个带有恶作剧意味的玩笑，使得当时厂领导们在全厂职工面前陷于非常尴尬难堪的境地。据一位旁观者告诉我，厂长看了，气得脸色铁青。我摸了老虎屁股，闯下大祸了。这时已升任厂党委书记的老革命厂长，因遭到冒犯而怒不可遏。便利用一把手的威权，指示各科室和车间支部发动群众，炮打蚊子，全厂各角落一日之内便贴满上千张大字报，集中火力围剿我这个“隐藏在工人阶级内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并“应广大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对我实行专政，厂内劳动改造：开除基干民兵队伍，调离工作岗位，与我厂另一位专政对象为伍，干最累最脏的活。当时，我差点忍受不住欲自绝于人民。不过，后来形势发生了180度大转变，老厂长与我咱俩一笑泯恩仇。如今，他不但不计我犯上作乱的前嫌，反而向我倾诉他不可能说给他的同僚听的肺腑之言。经过文革，他的思想意识境界已恢复到他当年参加革命初期之时了，令我感动。

第二件事。他靠边时，厂里领导是一位当时解放军“支左”派来的军代表。此人有个贪小便宜的毛病。每天上下班拎着一个大公文包，包里顺便塞些印花布带回家去。有人反映到门卫那里，但门卫不敢对领导开包检查。那人于是告诉了老厂长。此时，厂长不在其位，应当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但他不计个人利害，利用昔日权威，要求门卫坚决履行职责，使贪者大丢其丑，在全厂职工面前陷于非常尴尬难堪的境地。

第三件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他已是局党委书记了。当时，本厂需要选一位新厂长。厂里传达上级指示，这次搞民主选举，不划框框，谁得的票多，谁就是厂长。我以为，国营企业领导干部选拔机制改革开始了，全厂绝大多数职工空前兴奋。有好事者在生产大车间作民意调查，一一询问，你将选谁？几乎百分之百的工人都准备选原是本厂工人，后参军在部队多年，已是营级干部的一位又回到本厂的中年复员军人。这个准备实行的重大改革举措，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过去和现在，还没有听说有第二起。我猜测并敢断定，提出这一改革主张者，非老厂长，即现局党委书记莫属。因为，我认为只有经过文革洗礼后认真吸取了以往教训，除去私心杂念，一心以党的事业为重，并熟悉厂情的人，才会做出此决策。他已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我厂工人因何都要选那个复员工人当厂长？这得从当时国营企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说起。文革结束，企业中某些干部开始以权谋私，不正之风越刮越猛。人们少见多怪，非常不满。本厂人事科有一位干部，因为许多人有求于他，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了一些礼物，如烟酒鱼肉之类，在今天简直不值一提。那个复员的中年工人便写大字报猛烈抨击，上纲上线，称其为“人贩子”。群众看得明白，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于本厂上层领导。此人脸黑，大家相信他敢于碰硬。

改革也有两条路线之争。这个民主选举厂长的改革，亦即国企领导干部选拔机制的改革，符合毛泽东思想和鞍钢宪法中实行群众路线的原则。但一冒头，便遭到传统旧势力的反对而夭折。这位复员军人做厂长的可能性就引起了某些干部的恐慌。可能是他们中有人越级向市里反映，这个家伙不能重用，若非文革十年他正在部队服役，很可能是造反派头子，现在声称“反潮流”，暴露了他危险的思想本质。很显然，这种反映起了作用。但是，“民主选举”诺言覆水难收。怎么补救呢？还是要划一条框框，量身定制，新厂长人选必须知识化，要有高等教育学历。这个黑脸角色是文革前高中毕业，不够资格。另找来两位读过电视大学的青年工人替补。也不搞直选了，改为职工代表大会代表投票。老厂长的主张被变相地否决了。中国国企领导干部选拔机制，标准从几十年前的听话加形象，有所进步，变为听话加学历。遗憾的是，本厂如此选出来的两位青年正副厂长，因为缺乏威信，无人买账，勉强干了约一年，不得不另外换人。于是，干部选拔机制还是恢复到改革前的领导干部上级委任制。老夫似乎精通麻衣神相，当年一看新厂长是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便知武汉印染厂厄运将临也！今天，我知道，这种以为从外行领导变为强调内行领导的领导选拔机制就是重走搞一长制老路，说是“改革”，其实换汤不换药，一长制本质未变。

（未完待续。作者：卢世源，原国营武汉印染厂老职工；修编：王今朝，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