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中国思想的对外开放基本点是向西方开放，全面学习、引进西方，好处是使中国学术界大开眼界，获得前所未有的知识来源，中国学术界大规模地融入到世界学术平台之中，开始有了一席之地，发出了“中国声音”。

但同时也应看到，当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缺乏中国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做支撑。言必称希腊，一味强调与西方接轨的后果就是学术自主性的丧失。西方的话语理论体系是和西方道路选择与制度建构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对于启蒙时代以来现代西方道路自我合理化的建构。以这一理论体系套用中国实践不但会离题万里，言不及义，更重要的是授柄于人。即便是中国学者，只要不是用自己的眼睛而是带着西方有色眼镜看中国，看到的就是扭曲的中国和负面的中国，而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中国就会被滤掉，结果是落入了西方话语陷阱，进而丧失文化自信和对自身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权。

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抽象普世论背后实际上是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混淆的机械思维。政治、经济与社会体系是人类在客观条件制约下的自我建构和自我实现的过程，由于各国对于理想社会形态设想不同，面临的客观条件制约不同，使得在社会科学领域人类可以有共通的规律，同时又有特殊的“道理”，前者体现实践的客观性，后者体现主观能动性。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文学，越是偏向“人心”的学科，个性越强，共性越弱。也就是说，不同国家的不同具体实践会产生出不同的、但是可能同样有效的道路与制度体系，同样也可以构建出不同的话语体系。

普遍性只存在特殊性之中，真正“普世性”必然是建立在多元性之上。反过来，任何成功的、有效的独特探索都具有普遍意义。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各有千秋，各有长短，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中国实践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为十几亿中国人民找到一条光明的发展道路，同时也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四、有着共同处境的国家指明了发展的新方向。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与中国模式为世界其他国家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和借鉴。

面对着一个基于西方社会实践，经过二三百年发展已经日趋成熟和精细并主导世界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国问题的研究者往往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如果套用西方的理论来考察中国的实践，经常是驴唇不对马嘴，即便削了中国足，也未必能够套上西方的“履”；如果抛开西方理论另起炉灶，显然不利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甚至会造成中国社会科学的倒退。这就要求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过程中，需要洋为中用，从接轨研究转向自主创新研究。吸收和借鉴西方理论特别是研究方法中合理的部分，形成既自觉自主，又可以开展国际对话，既以中国为中心，又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学术体系。

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尝试“倒置的实证主义”，即改变套用西方文献提出研究假设，再用中国经验来证实或证伪假设的做法，而是从中国经验出发，与西方理论开展对话，概括出新的框架、理论，并进而对理论推演的命题进行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