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种理论无助于现实摆脱困境，那么其理论自身亦必然囿于困境之中，对于公平问题的讨论也不例外。“公平之困”是现实之困，更是一种从表象景观中折射出的深层理论之困；而破解“公平之困”，首先就是要走出以往研究公平问题的理论误区。

　　一方面，不能用人道主义的价值悬设注解公平。很久以来，相当一批西方学者都倾向于将公平视为超历史的道德范畴，试图通过诉诸道德良心的伦理冲击化解社会不公。

　　针对资本主义与生俱来且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曾站在小资产阶级“良心”立场上指责过李嘉图以“发财致富”为中心的“理智”，并强调不能在财富生产中“把人遗忘”，不能“为了伟大的抽象”而“牺牲个人”。

　　平心而论，在西斯蒙第所处的时代，这种“建立在主体伦理原则之上的价值悬设”（张一兵语），虽然反动，但在与现实的碰撞中也不乏深刻；然而当这种传统延续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里，却已然“从头到脚都是反动”。

　　德国哲学家赫斯等人继承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双重消极因素，从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出发，在普遍的本性中寻找人类的公平观念，鼓吹用超阶级的人类之爱抚平现实的阶级伤痛。这样一来，公平问题的解决不再依靠“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而只需笃信来自“爱的王国”的“爱的呓语”，世间一切不公就会在抽象的人道主义精神光环下烟消云散。

　　可见，使用预先悬设的人道主义来注解公平，其内在逻辑就是要撇开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用阉割掉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作为永恒的价值判断标尺，并企图通过伦理道德的内在调节来投射和整合现实中的利益关系。在这种逻辑指引下，其结局必然是让公平苟活于虚妄与道义之中，现实不公的困顿依然无法得到救赎。

　　另一方面，不能用“单纯的现象复写”诠释公平。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多重颠倒，不公平的真相往往被虚假的表象所遮蔽。在这种神秘倒错的环境中，西方学者越来越习惯于用一种被马克思称之为“现象观念的单纯的现象复写”的方法为资本主义的不公平作辩护。

　　在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看来，“三位一体公式”所阐述的“资本创造利润、土地产生地租、劳动取得工资”正是遵循“谁贡献、谁获取”的社会表象，恰好证明了资本主义剥削的不存在。他的后继者沿着这条路，经过边际革命的洗礼，披上数学的“科学”外衣，将这种技法历练得更加精致。

　　借助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产品分配净尽的表象幻境中进一步否认了剩余的存在；基于有限的经验观察，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预言公平问题会在经历倒U型曲线式的经济现象后便能趋向自动实现；而以描述贫富差距著称的基尼系数等指标，则是以自身显著的直观性被广泛应用于公平程度的衡量与评价。

　　然而，当历史跳出这些“最粗浅的现象”的羁绊，走近隐藏在深处的“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我们便会发现这一切不过是市民社会中的“教授”在用“学究味”的话语来复写“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那些充满“铜臭味”的看法，不过是理论为迎合现实的颠倒需要而进行的二次颠倒。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能突破“生产是一般、分配是特殊”的肤浅表象，还将“分配当做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甚至热衷于对公平进行机会、过程与结果的多重表象化解构，那么对公平的追求只能蜕变为一种哀怨的市民情怀。

　　“有了皮凯蒂，我们仍需要马克思。”面对席卷全球的“皮凯蒂热”，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不失冷静地说道。其实，仅就化解“公平之困”而言，《21世纪资本论》虽连篇累牍论及分配问题，但仍难以与不曾将分配问题视为核心的《资本论》比肩。不难发现，当皮凯蒂还停留在“知性科学”中苦心孤诣于不公平的客观呈现，马克思却早已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在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伟大接洽中实现了对公平的重新检审与深层演绎。这是经济哲学特有的理论智慧，汲取这种智慧滋养，有助于我们破解公平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