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解决计划经济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一个很久就有的设想，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关于计划经济的论战中被表述为“社会主义计算”的问题。

市场社会主义学者就曾经提出可以通过计算机的方式来模拟市场出清，从而来发现市场的价格，兰格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计算机和市场”中提出，随着现代计算机的出现，他三十年前论文中提出的反复试错求解均衡物价的方式现在变得更为简单了——“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1】

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这种设想无疑又具有现实性，被许多学者重新提起，例如，1997年美国学者安迪·波拉克就论述了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为未来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2】2012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李玲提出：“现代信息生产和处理的高效性正在为‘计算社会主义’带来现实的可能性。”^【3】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人又提出中国的经济应该走向新计划经济，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马云的观点，马云认为：由于大数据，市场看不见的手被发现，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马云不是最早提出这个看法的，但是由于他的身份炒热了这个议题。马云的观点受到钱颖一、吴敬琏、张维迎等经济学家的批评。^【4】当然也有许多人为马云的观点欢呼。

马云在2017年数博会上再次提出，大数据时代将重新定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来，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信息技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形态变化，二战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内外部一体化进程正在逆转，这一系列内外部挑战，表明自由市场导向的改革，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亟待升级，但是升级的方向不是新计划经济，而是“新鸟笼经济”。

我在新书《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中建议实行“新鸟笼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版本，以从制度层面回应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中长期挑战。

一、“新计划经济”VS“新鸟笼经济”

新计划经济者都主张数据强化了计划者的预判能力，但是对于计划者的主体有不同的认识，大体有三类：第一是指企业的新计划经济；第二是互联网平台的新计划经济；第三是基于中央的计划经济。

企业从来都是有计划的，当代的信息技术无疑强化了企业的计划能力，消费者需求会被即时、准确的捕捉，大量生产活动将是按需生产、定制化生产，然而，这绝不是计划经济，恰恰相反，是市场经济的增强版，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价格调节的企业生产的事后性与盲目性。

马云所说的新计划经济是指在数据时代，市场主体之间事后的协调行为，已经成为事前预判的协调行为，市场看不见的手已经被发现，因此未来“计划经济”会越来越大。但是，谁来计划呢？显然谁有数据谁就能计划，这当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是平台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因为市场数据并非由企业或者个体掌握，而是主要集中在淘宝、微信、滴滴等互联网平台企业，他们拥有“上帝之眼”，能够洞察平台上的企业消费者的一举一动，因此，能够对平台上的经济行为进行计划调控。当超级资本家在说计划经济的时候，许多社会主义者为之欢欣鼓舞，恐怕是既会错了意，又用错了情。

只有波拉克、李玲等人所说的新计划经济是新的“计算社会主义”，他们认识到随着信息时代的强中心化趋势，中央计划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解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央的经济计划就必要和可行，互联网时代，除了强中心化，更重要的趋势是去中心化与分布式活力，只有分散的、自主的决策才最有活力，最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环境，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市场化趋势都在加深，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正在融合，企业通过平台创业、租赁、代工、外包、外协等引入内部市场机制，激发内在活力。

这是一个“去中心化”与“强中心化”并行的时代，分散的活力进一步激发，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仍然起到基础性功能，而且随着信息更加对称，市场协调的盲目性会减弱，同时，行业、区域以及国家层面的计划配置资源能力空前提高，通过两种机制在不同层面的结合，减少交易成本，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

改革开放之后，陈云同志提出了“鸟笼经济”的设想，经济要搞活，就好像鸟儿要飞，捏在手里就死了，但是要有个“笼子”，不然鸟就飞跑了，他说的“笼子”就是计划指导。^【5】

天高任鸟飞，鸟却也飞不出天外去。“新鸟笼经济”的资源配置手段是市场调控、信息调控与计划调控的有机结合。市场调控是价格信号为基础的自发调控，信息调控是以互联信息为基础的前瞻调控，计划调控是基于分散信息与国家战略导向结合的自觉调控。

计划调控具有对于资源配置具有约束性、引导性与信号预期三个功能，国家需要对重大的经济结构进行总量平衡调控。同时，积极探索产权制度的改革，逐步推进公私两利、公私融合的共有财产权制度，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保持高的广义积累率，同时推行基本公共消费制度。

“新鸟笼经济”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技术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贫富差距巨大等新问题而提出的，是发挥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复合优势的制度框架，既要避免顾此失彼，也要避免两者形成组合劣势。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计划三大功能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计划的功能类似物理学上的顺磁性。市场就如同一个磁体，市场中千千万万个企业，就如同小磁针，它的指向是自由与混乱的，而规划就是加在磁体上的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并不会使得磁体中的指针指向同一方向，小磁针指向仍然是四面八方都有，但是从概率统计上，会有更多比例的小指针指向外部磁场的方向，磁场越大，这个比例也越大。

磁场是规划指引，小指针指向就是个体的自由选择，规划与市场的结合就是国家目标与个体自由的结合，如同有了磁场提高了小磁针的共同指向的概率，有了规划就促进了分散个体的合力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目标的实现。如同磁力不同，会对小磁针的指向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其强度不同，国家计划约束性功能、引导性功能、信号预期功能。

今天中国的五年规划是公共事务治理规划而不是经济计划。“十三五”规划84%指标已经是教育科技、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等公共事务治理类指标，即便是剩下的4个经济发展指标，也是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宏观量指标，而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钢铁、煤炭等实物量指标。战略规划主要在宏观层面与公共事务治理领域引导资源配置，而不再介入微观的经济活动。

国家计划对于公共资源配置具有约束性功能。

约束性规划使得政府能够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企业为什么要制定计划？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在于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确定优先次序，优化资源配置。政府同样如此，政府面临的挑战千头万绪，而公共资源有限，如果没有规划，就会如同孙悟空面对九头虫怪物，不知该先劈哪个头了。

国家计划对于关系公共利益的混合性资源配置具有引导功能。

混合性产品虽然企业、个体是生产主体，但是具有国家战略意义，需要国家战略引导。例如通过规划引导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开发和产业结构调整等。

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制造2025》规划，制造业发展的主体当然是企业，但是规划制定了国家制造强国的路线图，并配置了相关资源，这将有力地引导企业、科研机构与个体的行为，形成战略合力。

国家计划对于社会资源具有信号预期功能。

五年规划的信号功能稳定了社会的预期，例如十三五规划出台之前，社会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前景看法很不明朗，规划一公布不低于6.5%的年经济增长率，就很大程度稳定了市场信心，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没有未实现的。

五年规划的制定也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的信息沟通过程，企业、个体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参与到规划中来。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李淯（Ann Lee）就认为美国应该学习中国制定规划，让企业高管们参加到中长期规划中来，而不是深受混乱的政策信号之苦。^【6】

三、基于计划的总量平衡调控

建设时期，陈云同志就提出四大平衡的思想，强调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社会购买力与物资供应、外汇收支之间要平衡，^【7】这四大平衡对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在新的时代，我们需要主动调整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社会总供给与总购买力、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经济发展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重大结构平衡。

规划调控介入的领域是关系到国家战略的整体知识领域，而信息时代的“强中心化”趋势，使得这种国家战略导向与企业的微观活动能够更好地匹配起来。

例如，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产能仍然过剩，但是很快有的地方就出现产能短缺，煤炭、钢铁等价格开始上涨，还像当年毛泽东同志说的一个风潮说煤多了，过了不久又说少了，令人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8】如果能够有效收集与运用供需的大数据信息，就能够差别化地、适应性地去产能，使得宏观导向与市场机制更有效地结合起来。

四、保持高广义积累率，激活公共投资需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国民收入使用总额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积累基金的比重为积累率，^【9】可以将积累率的概念扩充为广义积累率概念。

广义积累率是指在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自然财富，人力资源与知识资本财富增加率扣除掉消费比率与各类发展成本比率后的广义财富的积累比率。

如同陈云同志指出的那样，“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10】

中国发展成就的取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广义积累率高，特别是对公共财富的积累长期保持较高水平。我们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研发生态环境改善，同时各类发展成本又有所下降，使得我们的广义积累率迅速提高，这是我们能够未来继续保持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11】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企业和居民都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瑞信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16全球财富报告表明中国成年人平均财富为2.3万美元，^【12】根据家庭调查数据的估算表明，2014年全国家庭净资产均值44.4万元，总财富已接近200兆元。^【13】

这是市场流动性充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抬高了房地产、字画、证券等投资品的价格，这些财富如果没有合适的疏导渠道，就会造成经济的脱实向虚，以及形成一轮新的对于中产阶级财产的洗劫。

由于市场的短期、分散的资金与大规模、长周期投资回报之间的不匹配，使得社会的总体资金相对过剩与国家建设资金不足之间并存，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将市场资金引导到服务国家长远发展中去。

我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公共投资需求缺口，如同史正富所言，我国在国家安全、广义生产要素（包括生态、能源、人力、资源、科技等五大类别）等领域是投资不足的，而之所以出现投资不足是由于这些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高度不确定性、收益排他性模糊。

他还提出了可以通过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由央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基金，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带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而这种基金虽然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在长期具有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14】

这种将市场优势与社会主义优势结合的制度设计，就能够将充裕的投资资金用以进一步提高广义积累率，既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短期大量的就业稳定经济提供条件。既可以有效地吸纳居民储蓄，又可以为居民的投资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渠道，让居民共享国家长远发展的红利。

五、探索开放产权，让共享的真正共享

积极推动形成共有产权、混合产权、开放产权等公私交融，资本和劳动共赢的新型产权方式。

互联网平台型经济将资本社会性的本质表露无遗，生产力社会化程度已经跨越微观组织联合的程度，达到了宏观经济的规模，而其所有制性质仍然是私人占有的。这无疑把社会化的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推向空前尖锐的程度，并为最终解决这一矛盾，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道路。

让社会的回归社会，让共享的真正共享。通过产权创新推动平台型经济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在保障股东、运营方收益的同时，让劳动者、消费者共享平台收益，这不仅有利于社会，也根本上有利于互联网平台自身健康发展。

六、推行基本公共消费制度

除了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尝试逐步推行基本公共消费制度，设立基本消费的衣、食、住、行场所，网络购物也设置基本公共消费区。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按照居民积分、收入情况对基本住房需求进行保障。公共保障房按照一定的准入条件和一定的配额免费提供给无房居民租住。同时，采用集体议价、共有产权等方式帮助低收入家庭实现购房梦，逐步实现“家家有套房”的目标，同时也有助于推进房地产市场去库存。

公共消费还包括公园、健身设施、图书馆、博物馆、公共社交场所的免费开放与提供。未来能够为人们提供公共社交、工作与生活空间会有巨大的需求，会有很多人不愿意窝在家里，或者办公室，而是向往第三空间。微信实际上是提供了虚拟的公共空间，所以有很高的用户粘性。公共空间免费的开放，提高了居民非货币化的消费福利。

创造性恢复票证制度，每个公民按照一定的配额领取基本公共消费券，不能兑换现金，该券只能在基本公共消费区使用，同时公共消费区的商品禁止用货币购买，这种制度安排可以和共享经济、社会服务积分结合起来，避免成为养懒人的制度，富人可以将消费券捐赠或者转让（换取社会服务义务的免除）给穷人使用。

通过基本公共消费券制度可以逐步使得所有人不论贫富的基本生存需求都可以以非货币化的方式得到满足，又可以释放巨量的社会需求，提高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为经济发展创造机会。

总之，我国的市场经济探索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市场经济叹为观止的财富创造能力与丛生的弊病，中国人已经目睹与体验，市场化的潜力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中国既没有条件像美国一样成为金融帝国来转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不能重蹈日本等国因产业空心化而进入高收入陷阱。唯有利用其社会主义固有优势，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升级到2.0版本，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推动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和健康。或许，我们可以借鉴陈云当年的智慧，把它称为“新鸟笼经济”。

（本文为作者在2017年经略年会上的报告，主要内容来源于作者新书《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

【1】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3页，1981.

【2】翼飞：《美国学者论信息技术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可行性》，国外理论动态 1998年第4期 。

【3】李玲：《信息时代：新计划经济的必要与可能》，2012年2月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1696930100z9ax.html?tj=1

【4】2016年12月7日钱颖一在“2016年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2017年4月28日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2017年4月16日吴敬琏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演讲。

【5】《陈云年谱》，356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

【6】李淯：《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85页，章晓英译，北京，红旗出版社， 2012.

【7】前三个平衡完整表述为：“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参见陈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陈云文选》第3卷第52—53页。后来陈云同志又有关于外汇平衡的论述，合为四大平衡。

【8】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8年11月9至10日）

【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积累率是指积累基金在国民收入使用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国民收入使用总额是国民收入总额中扣除援外支出和进出口贸易差额的那部分资金。

【10】陈云：《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9页。

【11】这一观点深入阐释参见鄢一龙：《中国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及启示》，《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年12期。

【12】瑞士信贷研究院（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

【13】靳永爱、谢宇：《中国家庭财富的不平等》，2017年。

【14】史正富：《用结构性投资化解结构性产能过剩》，《经济导刊》201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