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要避免公地悲剧，关键是消除“外部性”。通过产权清晰化公地为私地，实际上也是消除外部性。那如何消除外部性呢？很简单，就是合内外，把内与外一并规划，视为利益共同体。这不是别的，而就是整体宏观规划，角色上讲，即政府宏观规划。整体宏观规划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自由主义逻辑链条上的关键环节，构成自由竞争的必要前提。许小年教授需补补自由主义的课，要真正掌握自由市场的常识！

　　　　　　　　——题记

　　许教授应该不是哗众取宠

　　许小年教授再一次名声大噪！9月12日下午，首届思想中国论坛暨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成立大会上，中欧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语惊四座：目前中国经济学界不缺理论和数据，缺的是常识；政策制定部门不缺建议和模式，缺的也是常识。据报道，许教授谈了四个常识：一是中央银行印钞票不创造价值，二是财政部门不创造价值，三是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场高，由前三个常识得出第四个常识，实质上构成许教授的最后结论：由于货币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财政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低，所以经济的增长不可能依靠国家宏观政策来实现。

　　度人当以君子心。不能说许教授哗众取宠，以许教授的资历、名气乃至成绩，他已经非常得宠，应该用不着取宠，更犯不着哗众取宠。用经济学的术语讲，许教授应该已走过哗众取宠的帕累托最优点，哗众不仅不取宠，反要失宠，甚至取辱。就像过去多番快人快语一样，许教授此番缺的是常识的批评应该也属于直抒胸臆，即他发自衷心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已经偏离常识。

　　从讲话内容看，许教授所讲确实高度常识性，无论中央银行印钞票，还是财政部门定政策，都属于财富分配的行为，即把财富从此口袋挪到彼口袋，这难道是创造价值？至于许教授所讲到的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场高，这不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常识，而且也正在成为中共中央的重要常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决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从此三常识是不是可得出最后的常识性结论，即许教授所认为的国家宏观政策在经济增长中起不到正向作用呢？

　　计划体制为什么被淘汰

　　单纯在经验层面，问题有可能扯不清，因为正反经验都存在，既有宏观政策带动经济增长的经验，也有宏观政策无关甚至抑制经济增长的经验，孰是孰非？这就必须仰仗理论逻辑，逻辑不仅能够排除经验的偶然性，而且能够解释经验的偶然性。在理论上，宏观规划是不是也构成逻辑上的环节呢？西方主流经济学被归属于所谓自由主义，相当意义上就是从否定宏观规划开始的，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明确写道：“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其生产能力有最大价值的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时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意思就是说，政府的规划不如市场个体的自由算计。“看不见的手”正基于此，要发挥市场个体的自由算计，毫无疑问，必须先斩掉政府“看得见的手”，留下的自然就是“看不见的手”。

　　尽管“看不见的手”仍是待证的假设，但对于政府的规划为什么不如市场个体的算计的问题，主流经济学作出详尽的回答，可概括为“有限理性”论，核心意思大致是：熙熙攘攘，你来我往，个体在市场上是分散的、多样的且易变的，这就决定没有哪一个头脑能够真正随时了解全部的个体信息，从而也就决定了计划的不可能，因为计划至少先得掌握信息。应该承认，有限理性论对政府规划的否证强劲有力，计划体制几乎就是被有限理性论一棍子打死的。

　　“公地悲剧”意味着什么

　　但宏观规划并没有形神俱销，不只是“幽灵在徘徊”，而且还沿着自由主义的逻辑复活了！实践上是如此，理论上也是如此。自由主义一路狂飙，一直到19世纪后半叶，一方面因为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典型如两极分化；一方面由于理论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两个概念即“均衡”和“外部性”的相继提出，才让自由在一定意义上陷入沉思，这集中反映在“公地悲剧”：一群牧民在一块草场放牧，因为无偿，每个牧民都希望放养尽可能多的羊，结果导致羊的数量无节制增长，草场严重超载，质量大幅下降，最后沦为不毛之地，羊一只只饿死，牧民一个个破产。显而易见，没有宏观规划，就是公地悲剧。

　　作为对自由主义的挑战，公地悲剧被热衷于政府规划的人当成了救命稻草，使他们变得振振有辞：市场不能自动发现均衡，市场也不能自动消除外部性，市场失灵了，要不然，公地怎么会悲剧？既然市场失灵，政府规划或干预就水到渠成，既可以为均衡而干预，也能够为外部性而干预。这貌似颠扑不破，但问题并没完。公地悲剧中，个体也只考虑一桩事，那就是现场中自我利益的计算，何错之有！不就人性自利吗？如果人性自利有错，问题就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整个无效，甚至人性该死——当天诛地灭！即是说，市场失灵实质上说不通。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并没有因为公地悲剧而颓废，略作沉思后也振振有辞：公地悲剧属实，但完全可以避免，而不需要政府伸出看得见的干预之手，诚如所谓“科斯定理”所强调的，要害在于产权清晰，一旦公地有了自己清晰的产权人，适宜放养多少只羊的均衡点就能够被发现，从而避免悲剧，哪有私人牧场随便发生悲剧的呢？这同样貌似颠扑不破，但问题也没完，使公地产权清晰，的确避免了局部悲剧，但任何一块私地都是一块更大的公地的一部分，从更大的范围看，是不是生成新的公地悲剧呢？即是说，通过产权清晰化公地为私地，能够避免局部公地悲剧，但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可能导致更大的公地悲剧——气候变化不就是一超越国家范围的公地悲剧吗？

　　整体规划避免公地悲剧

　　真正要避免公地悲剧，关键是消除外部性。通过产权清晰化公地为私地，实际上也是消除外部性。那如何消除外部性呢？很简单，就是合内外，把内与外一并规划，视为利益共同体。这不是别的，就是整体宏观规划，角色上讲，即政府宏观规划。整体宏观规划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自由主义逻辑链条上的关键环节，构成自由竞争的必要前提。再看一个类似于公地悲剧的反面例证：

　　一条街长100米，有两家冰淇淋商贩，构成竞争。假设冰淇淋消费者愿意为吃冰淇淋走25米，更远就可能放弃消费愿望。如为消费者考虑，同时也为冰淇淋供应商考虑，冰淇淋车柜的最佳分布方案是：把100米分成两个50米，两个商贩各自站在两个50米的中点，各自覆盖左右25米。但由于竞争，两个商贩都会投机性地把冰淇淋车柜悄悄向对方挪动，从而吃掉对方一部分消费者。天长日久，两位商贩最后可能发现他们肩并肩地站在100米的中点，街两头25米的消费者都可能放弃冰淇淋消费，商贩和消费者的利益同时最小化。

　　为什么自由竞争导致全盘皆输呢？原因就在于缺乏整体规划，这里的冰淇淋车柜最佳分布方案构成整体利益的红线，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宏观规划，商贩的自由竞争背离了整体利益，走上投机性歧途，最后导致个体利益也得不到保障，全盘皆输。那没有宏观规划及其政策，自由市场能够健康成长吗？答案不言而喻。在新兴的环境权益交易中，市场模式被称为“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把“总量管制”扣在“交易”之先，彰显了宏观规划在自由竞争之先的逻辑次序。

　　经济学界要补自由主义的课

　　不完全的观察显示，就政府规划、宏观政策，许教授不是第一次强烈批评，而是多次直抒胸臆。李稻葵先生当年为住房限购限贷政策辩护过一两句，据称许教授就激烈批评为“斯文扫地，学界悲哀”。这似乎也证明许教授不是哗众取宠，而应该属于直抒胸臆。但直抒胸臆也应该求真理、讲责任，如希望自己直抒胸臆而又不误导社会、公众、舆论，许教授乃至整个主流经济学界恐怕都需要补补自由主义的课，真正弄通市场是一种怎样的机制，真正掌握自由市场的常识！

　　（来源：作者来稿，昆仑策研究院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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