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月29号由最高人民检查院组织创作的当代检查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播出以来，由于中国的反腐剧自2004年以来一直沉寂十多年，如今一朝归来，燃爆银屏。

　　《人民的名义》中反腐涉及到副国级官员，真可谓反腐尺度大、层次深，触及面广。这部电视剧不但是一部非常好的反腐题材，更是揭露了当今中国社会腐败现象背后的最大罪恶——私有化。

一、大风厂的工人是“私有化”制度的受害者。

剧情始终围绕着汉东省京州市原国营企业大风厂因为私有化以后所涉及的各类腐败现象。大风厂和千千万万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一样被私有化了。国家经济遭到损失时，没有人出面为国家利益呼喊，连剧中歌颂的为了抢背炸药包虚报两岁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前京州市检查院副院长陈岩石同志都在为私有化奔走呼号，这就难免让我想起我国五代后蜀亡国宫妃费氏的名句，因为后蜀不战而降，致“十四万人同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瓜分国企时正值前苏联解体的前后，当时中国也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于站出来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导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利用各种权力、关系、手段，逐渐地把属于国家的财富从各个不同的渠道流入到私人的腰包，国家财富变成了少数人的资本，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开始盛行起来。为了适应资本的发展，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各种政策的天平也同时向官僚资本倾斜，直接导致了如今中国的贫富两极严重分化。

从《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虽然高调喊着“城镇化”，主张农民进城创业，可是农民进城后，政府却不让贫困的进城农民在城市有立足之地。不是以“暂住证”为名乱抓乱关押进城的农民，就是以其他莫须有的罪名驱赶农民，连农民进城后为了生存在城市摆个小摊都会被城管穷追猛打，郑西坡的妻子就是死于城管制度下的冤魂。

“维稳”，顾名思义，就是维护即得利益者的权益。“维稳”是一些人心中的“法治”意识所产生的，专政对象就是那些对官僚资本不满而进行上访、请愿、游行的人民群众。剧中的汉东省前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公子哥儿赵瑞龙一语道破了天机，他说：“这老百姓一闹，就无原则地退让，就不要法治了?”在赵瑞龙公子哥儿心中，“法治”就是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官僚资本的既得利益，镇压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专政。说白了，“维稳”就是赵瑞龙所说的“法治”，是对人民群众实行专政的一种特殊手段。为了维护官僚资本家的利益，政府准备了充足的维稳经费，维稳经费就是用于镇压人民群众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正是因为私有化，大风厂的工人才不得不为了生活而屈从于资本的胁迫;正是因为私有化的罪恶，才造成大风厂的“一一六”大火，这场群体事件引发的大火，点燃了汉东省反腐的烈火，引发了汉东省官场上的地震。

剧中人物汉东省京州市检查院反贪局局长侯亮平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这些年啦，过多地强调资本带来的变化和利益，使得现在全民崇拜资本英雄，从而忽略了它唯利是图的本性和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

由于私有化，中国社会崇拜资本(金钱)的现象确实太过火了，一切向钱看，一切为了钱，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多么可怕!正如剧中人物陆亦可所说：贫富差别太大，带来的被剥削感;权力不受监控，带来的不公平感;社会保障不足，带来的不安全感;这老百姓能不浮躁吗?这社会风气很危险啊!

说千道万，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大风厂的工人也和全国千千万万的下岗工人一样，都是私有化制度的受害者。

二、权力私有是“私有化”制度导致的必然结果

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私有化必然会导致政治(权力)、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私有化。

经济私有化以后，权力私有化也紧跟着出现，从共产党的干部变成是官员，人民政府变成官府，这就是权力私有的直接证据。

《人民的名义》剧中人物汉东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的妻子吴惠芬针对中国官场上的腐败现象说：“说实话，现在的官场上一查一个准，要认真查起来，没准还一串一串的。”吴惠芬的这段话，道出了中国官场腐败的实质。

从经济私有化到权力私有化是一种必然，也是社会规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贵族阶层谁不是有权力的人?西方国家的所谓民主选举实质就是有钱人(资本家)内部权力的再分配过程。在美国，无论是现在的特朗普还是过去的奥巴马，无论哪个总统上台，都是由总统自己来组建国家领导班子(政府)。中国台湾地区的权力现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回答，当马英九上台时，台湾地区政府的权力班子是由马英九组建的，现在台湾的权力班子是由蔡英文组建的。在电视剧中所说的汉东省“沙李配”、“沙家浜”、“汉大帮”等社会文化现象都是中国私有化以后的产物。

在剧中的汉东省委办公会议上，省纪委书记田国富对易学习的评价是这样的：“25年的正处，无论调到什么单位，都是任劳任怨，勤政廉政，让我们确实很感动啊!”是啊，为什么任劳任怨，勤政廉政的易学习始终得不到提拔?为什么高育良、李达康先后进入省委常委班子?连一心为自己谋利益的祁同伟都成了省公安厅长，为什么?

接下来，省委常委、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说：“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象易学习这样的干部兢兢业业工作几十年都没有提拔上来?”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会议上就有了答案：“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是啊，现在的干部人事制度是私有化以后制定的。正如省委组织部吴部长说的：“我们有些干部，一路被举报，一路被提拔。为什么?有后台嘛，现在这叫做政治资源了。”权力私有化讲的就是政治资源(靠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培养的干部应该是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中选拔的，选拔干部的标准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生产劳动，和工人农民有感情，经历过大风大浪考验的人才能委以国家的重任。私有化以来选拔的不是干部而是官员，中国自古以来除了战争原因外，一般的官员都是从考场上选拔的。中国现在的官场上选拔官员从形式上是承袭了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员的方式，而实际上是遵循资本主义国家任人唯亲的惯例，这也许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派官员去西方国家学习资本主义而得来的用人制度。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吃政治饭的人都叫政客，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剧中的省委书记沙瑞金指出：有的干部信奉圈子文化，整天琢磨着拉关系，找门路，某某是谁的人，某某又是谁提拔的，该跟谁套套关系，拉拉关系。在私有化制度下，哪个国家?哪个地区不是这样的选拔官员?中国现在大多数人还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基础还是社会主义性质，而私有化的用人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相悖的。如果真的在中国完全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用人制度就再正常不过了。

用人制度是一种政治生态，对照如今的用人制度，这样的政治生态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正如剧中的李达康书记所说：如果我们的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那是非常危险的。

当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来到京州时，时任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的高育良，省委常委、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都奉赵瑞龙为“公子”，把赵立春的话奉为“圣旨”。政府官员只唯上，不唯实，更不为民，这就是“私有化”制度导致的权力私有现象。私有化的国家没有人民政府，官场上的官员大都是政客，没有政治家。想要私有化制度下的官员“为人民服务”，那是万万不可能的。私有化不得人心，因此，现在的人民群众不相信私有化的官府做好事也是理所当然的。

　　权力私有化是私有化制度导致的必然结果，要铲除权力私有化，必须消灭私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