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规是法治中国的核心

（一）

回顾这些文章，最大的感叹是我国快速繁荣昌盛的代价。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举世公认，但代价也在明显上升，最沉重的代价是执政党的质量下滑和腐败现象的增长。“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的质量决定中国的未来。十八大以来的党中央用霹雳手段从严治党，扭转了腐败蔓延之势。我热烈支持这个政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坊间流传何种非议，从严治党的政策应毫不懈怠地坚持住，直到党恢复自己谦虚谨慎、廉洁自律的公众形象。

党为什么会腐化？根本答案是人的本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因创造财富而兴，却被财富腐蚀而衰。世上没有永动机，没哪个执政集团能永不腐化，没哪国能永远兴旺。多党竞争制度能防腐化？没有比这更浅薄的判断了，理论上说不通，更与历史和现实不符。长寿之方是科学，但长生不老是迷信。根本答案指出最后命运，却无现实用处。长生不老不可能，但长寿之方真实存在。

就政权的长寿之方而言，古人说的“上善若水” 颇有魅力。老子自己解释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他那神秘、解释一切的“道”居然近似水的道理。

何为水的道理？第一是利万物，而非重在利高贵；第二是趋下，总往高贵所不耻的卑下地方去，与底层群众在一起，艰苦朴素，不以琴棋书画、诗酒茶花的鉴赏力为荣；第三是不争，顺势而为，谦虚谨慎，“俏也不争春”。《吕氏春秋》有言，“流水不腐，户枢（即门轴）不蠹（音堵，即虫蛀）。”朱熹也感叹，“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江河之水藏污纳垢，却荡涤反动，能冲破一切前行路上的障碍。若我党能与百姓水乳交融，同甘共苦，时时想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自然上下同心，何愁保持“先进”，何来“覆舟”之忧？但“损有余而奉天下”的“天之道”能敌“损不足以奉有余”，赢家通吃的“人之道”？毕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故有载舟覆舟的往复循环。正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担心眼下的从严治党“治标不治本”并非无理。但那个“本”，即病根，不是什么能致政权长生不老的“制度”，而是执政党逆水而行，不复愿意“处众人之所恶”，脱离普通群众，脱离群众的情感和日常诉求。表面上，执政就是自上而下就大政方针发号施令。但那是执政的结果，不是执政的原因。执政党首先是党，没有党就谈不上执政，更谈不上长期执政。纯粹的科层体系不过是空中楼阁。

党是做什么的？党的任务是扎根基层组织社会。什么是执政权？组织基层社会的能力、权力就是执政权。国民党丧失执政权不是在1949年10月1日，而是早就丢了，或者从未得到过。丧失了组织基层社会的能力、权力，就无以组织和领导人民自治，社会秩序就紊乱乃至大乱，群雄并起——谁有能力组织基层社会谁就取而代之。美国政府让大富之人组织“市民会社”（civil societies），即各种NGO（非政府组织），投入组织社会的钱免税。也就是说，让资本家用属于政府的税款去教育群众、组织社会。所以，美国真正的执政集团并非台面上四年换一次的政府，而是那些组织社会的资本家。但美国的NGO越来越腐败，平均行政开支占到总支出的八成以上，几乎尽入私囊。尽管有数年一度的多党竞争大位，当今美欧多国政府陷入精英与平民的诉求之争，陷于基层社会组织相互争斗，正在两个极端中剧烈摇摆。

无论古今中外和国家大小贫富，科层体系都不可能单独治国，人民自治向来重于科层之治。这是政治铁律。科层体系能办国家“大事”，却办不了居民社区里日常的“小事”。社区自治组织能办“小事”，却办不了国家的“大事”。然而，居民社区生活的“小事”恒定重于国家“大事”，因为“民心”主要系于“小事”而非“大事”。共产党早年无钱无枪，办不了国家“大事”，却下基层认认真真地组织村庄社区，办妥了民众的“小事”，农村包围城市，在民心上挤死了有钱有枪、内部却充斥往上投机钻营之徒的国民党。

 “小事”重于“大事”、基层社区重于科层体系，我国知识界在《周易》时代就理解透彻了。三阳爻在上、三阴爻在下是“否卦”；三阴爻在上、三阳爻在下是“泰卦”。乾阳之气天然上升，官员要以政绩谋升迁；坤阴之气天然下降，百姓过日子彼此得斤斤计较。上升之阳置于上、下降之阴置于下，双方必然背道而驰；而下降之阴置于上、上升之阳置于下，双方则相会相交。于是，阳上阴下的“否卦”代表险恶，卦辞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而阴上阳下的“泰卦”代表吉祥，卦辞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如此，“小事”比“大事”重要，基层社区比科层体系重要。科层体系谦虚谨慎，重视和尊重社区自治，以社区自治组织为上，就有国泰民安。三千年前中华的老祖宗就这样精彩地理解和诠释了“人民当家作主”的道理。

为何自汉朝至清朝两千年来的历朝历代都声称“以孝治天下”？有家庭的“孝悌”才有基层社区的“忠信”。有社会的“忠信”才有政府的“礼义廉耻”，即“国之四维”。这是说政府之治乃是以基层社区之治为基础的。

费孝通先生提出“乡绅中国”概念，意指传统中国的治理实为乡绅之治。第一，乡绅属“儒党”，乡绅之治即基层儒门弟子领导的自治，与政府由儒门弟子组成是有机一致的。第二，社会核心价值观乃治国之至要，其兴衰的道理也是类似。笔者刚指导卞恒沁同学完成了其三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古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兴衰》。他以汉代经学和宋明理学为例，论证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兴衰取决于两大要素：基层社会是否有组织；基层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是否相互支持。第三，乡绅中国也是科层体系行政成本低廉，百姓不负重税，主要朝代均寿长达三百年的原因。第四，“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施政的根本在于了解和回应基层百姓的诉求。党如果丧失了扎根基层理解群众疾苦的能力，丧失了动员和组织人民自治、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就退化成从国库自上而下发慈善买平安的科层体系了，就会丧失主导政府宏观政策的政治方向。风起于青萍，浪起于微澜。科层体系没根，禁不起大风大浪，所以历朝历代都称其治道是“以孝治天下”。

（二） 

而今，执政党有演化成科层行政体系的趋势，很令人担忧。

第一，党与科层制的政府本不是一回事，党有近九千万党员，几乎每十个成年百姓中有一个。问题不在于党是否要领导政府，执政党当然要领导政府，政府当然要实施党制定的大政方针。问题是党怎样才能领导政府？大政方针由何而来？如果党自己变成了政府，还有党领导政府的问题？那反而是党取消了自己。 

第二，一旦党演化为纯粹的科层行政体系，行政会不计成本地去完成一波接一波的“政治任务”，行政执法的专业水准和必需的成本收益精算就会成为次要。层层竞相“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文山会海会使“党政体系”内的官员们忙得昏天黑地，“5+2、白加黑”，但组织百万居民社区自治的政治任务和在社区内执行与百姓日常生活相关法规的行政任务反而缺人、缺钱、缺时间。

第三，科层化的“党政体系”内有严密组织起来的近千万党员；但在市场上讨生活的普通党员与“党政系统”的区隔越来越明显。除了交党费，八千多万普通党员只比普通百姓多做一件事：恭听官员宣读网上都有的官方文件及参加从网上抄文件要点的“考试”。

第四，科层化趋势导致党的性质发生改变。很多大学生入党是要考入“党政体系”、脱离群众去“当官”，而不复是为扎根基层、组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高尚。而今，“党政体系”和“事业单位”以外的劳动由市场机制组织，最大的就业市场是民营企业。进了民营企业，大学毕业的党员们就没空参加党的活动也不愿交党费了。而且，在私营企业里建党的目标并不清楚。党组织在劳资关系里支持员工还是老板？党组织是代老板做市场决策还是当老板管理员工的工具？有党员身份的员工“跳槽”，党组织就没了？企业垮了党组织也跟着一起垮？

如果党需要密切联系群众，首先需要动员“党政体系”外的普通党员。如果八千万普通党员除了交党费就是参加形式主义的政治学习，没有使命，没有光荣，更无从监督“党政系统”里的官员，他们会认为自己与党和党的命运有关联？

组织基层社会，为人民服务，为自己居住的社区居民服务，所以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尚、光荣。我党有近九千万党员，几乎每十个成年人中有一个。这么庞大的“义工”组织，有人、有钱、还领导着政府的行政和执法力量，党却要把组织社会的责任和权力“外包”出去，且不说承担“外包”服务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需要腾挪大比例的经费做行政开支甚至“利润”。

共产党在每个村庄建立支部，有组织基层社会的出色本领，所以能取代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共产党当然有自己的科层机构，但不能丧失扁平组织这一党的基本性质。丧失了扁平性就没有党、只有科层体系了。扁平的党组织才是党的科层体系有执政权的缘由。“处众人之所恶”的基层党组织，而非庙堂上的领导机构，才是党的最大活力和权力所在。基层党支部不应因上级搞“党建检查”而被迫伪造数年支部活动记录，不应是上级压迫的对象。基层组织是为人民服务的主体，也是监督上级、督促上级，拒绝腐败的主体，是党生命力的全部基础。

（三）

笔者对党重走“群众路线”，既解决党本身的腐化问题又解决组织基层社会的难题，充满了希冀。在国家的上升期，看到和承认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希望。

我希望，党员交纳的党费至少一半要拨付给该党员居住的社区，把党费和党员在自己居住社区里的带头作用紧密联系起来。工作社区组织资源过剩，党费应该向居住社区倾斜。用社区党员的党费把社区里居住的退休党员们组织起来，建设社区党支部、党小组，支持社区党支部的活动。在职的党员们多出钱，退休的党员们多出力。党员都有从本职岗位上退休的一天，但一旦入党，终生是人民义工，循环往复无穷尽。为什么当党员高尚、光荣？因为党员出钱、出力，服务于自己社区居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九千万党员在每个居民区里以身作则，组织居民办“小事”，我国数以百万计的社区就都会井然有序，十四亿人民就安居乐业。如此，党员们的共产主义情怀就有了实在的寄托对象。

我希望，每个居民小区、每栋居民楼都有党支部、党小组。党员居民都亮明身份，带头组织业主委员会、房客委员会、学童家长会、老年康乐会、宠物交流会、家具电器交换会……基层为大，基层党组织是执政党最重要的组织，能调动派出所、居委会、城管、街道等行政执法资源，支持党解决社区居民们的纠纷和困难。“中国共产党就在你身边”从电视广告中走出来成为现实，群众就会感到踏实有依靠。如此，我党在每个有党员居住的社区里都会享有崇高声望。

我希望，选拔“党政系统”干部必须以服务基层社区组织两年为必要条件，使党政干部全部来自基层，有组织群众的经验，并因组织群众自治、解决社区“小事”的本领而升迁。把“群众”组织成“人民”的能力是我党最重要的干部资源，也应是组织路线的核心标准。干部们每次升迁需要上党校，但党校应拨出几个月让学员们去最混乱的基层社区组织居民，为居民自治组织排忧解难，让居民们而非党校教员们评估他们回炉学习的成效。入党不是为当官，绝不是为当官做老爷。恢复了与人民的血肉和情感联系，我党才会信仰人民、信仰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党以基层百姓自组织的诉求为政治路线和大政方针的起点，方能“不忘初心”。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以基层组织为重，才有中华政治的悠久道统，即“以民为本”、“以孝治天下”。因为组织群众自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组织起来的人民有无穷尽的伟力，所以中国共产党能推翻“三座大山”。

 “上善若水”。党抗拒腐化、长期执政的根本在于“处众人之所恶”，组织和领导居民自治。若我党密切联系八千万普通党员，深深扎根于社区居民，以“小事”为“大事”，尊最下层的组织为至高组织，下情必然上达，我国在各宏观领域大政方针的指向就会确定无疑。

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才能有共产党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下盘稳固，上盘才有灵活机动的本钱。靠土豪劣绅帮着“抓壮丁”建立的军队，其“战略战术”可想而知。

这思想或许不出色，还必然会被智叟们讥为天真。但那寄托着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期盼，寄托着对“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殷殷期待。我期待着拥有九千万成员的党扎根全国所有社区、廉洁自律、谦虚谨慎，让我们每个普通党员都因本党“为人民服务”的无私感到光荣与自豪。

【文章来源】  《信仰人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本文为序言节选。

【作者简介】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