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曾多次表白自己决不与媒体打交道，更不参加官方组织的活动;放出这话以后，也确实扮演了几年“高士”角色。温靖邦一度在私下里对朋友说，看来此公确实是脱却尘嚣“隐于市”了。

不料自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马氏蹿访成都之后，流沙河的作派为之一变，不再“隐于市”了，频频出镜答疑解难，不断参加媒体的种种活动，简直是有会必到，到必发言，言必荒谬。温靖邦傻眼了，“流”公之变何翻覆如是耶?呜呼，其一静一动之间所埋藏的玄机实在非我辈所能参透。

某位了解流沙河从“发源”到几番曲折“流变”历史的先生告诉我，要害在诺奖评委马氏;君不见“流”公多次把自己与马某合影公诸媒体乎!马氏是点化者，也是“流变”的要害所在。至此温靖邦茅塞顿开，恍然大悟。

半个多世纪以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已不是秘密。其评选标准不再是文学与艺术，或者文学与艺术充其量不过是个次之又次的陪衬而已;最重要的是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必须西化。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尤为明确，必须公开表明反共与反社会主义立场。这一点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索尔仁尼琴因其强烈的反共与反社会主义立场，尽管作品的艺术含金量远不如很多同辈的俄国作家，诺贝尔评委会也毫不犹豫就把桂冠扣到他头上了;再如跑出去并放弃了中国籍的高行健，从文学的角度视之，比之于索尔仁尼琴更弗如远甚。但由于其“六四”经历与深刻的仇华、仇共情绪，诺贝尔奖也慷慨地发到了他手上。显而易见，这个曾经闪过光的奖项，已经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从文学的角度而言已不足观矣。

流沙河的成就有目共睹，不过就是那么几首短诗，与同辈诗人相比，艾青、郭小川、孙静轩、公刘、臧克家、闻捷、严阵、梁上泉等人的成就都在他之上，文学素质也高于他，奇怪的是海外名气反倒不如他。所以然者何，业内人都知道是《草木篇》挨批以后，流沙河借后辈人不了解情况，一而再再而三把此事生拉活扯与高层纠缠在一起，推波助澜使然。盖功夫在诗外，此之谓也，“流”公深得其三昧焉。不过平心而论，比起高行健来，艺术修养以及文学感悟力，“流”公确实要高一些。既然高某能够轻松摘桂，俺“流”某为什么不能呢?“流”某所缺不过是政治态度;这个好办，重操1957年故伎，海骂一通就行了嘛。

于是流沙河以造假为基础的骂人行动就展开了。

造了那些假?不可胜数，只能略举数例：

流沙河对一家媒体说，解放前“抓壮丁”只是个别现象，多数人都是“自愿参军”。此话一出，完全颠覆了我们头脑中“抓壮丁”的印象。

真相究竟怎样，不少网友已针对流沙河的言论把“抓壮丁”的事实根据发表了出来，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说。

例如高戈里网友照录国民党政府原始档案指出，各省“师管区”招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出于无奈，只好靠强拉壮丁”;即便所谓“自愿”参加“青年军”的学生，也是冲着“到海外免费旅游”的招牌去的。这一点温靖邦可以提供一个小小的佐证：温靖邦十多岁时在川交五处当工人，一位负责材料库的吴少甫先生，曾任青年军上尉军官。一次闲聊，他告诉我，当年以“到海外旅游”骗来的青年学生，入伍后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往往都哭得昏天黑地。

人民网强国论坛也有网友发帖引用解放前金堂县(流沙河家乡)第三任兵役科长邹浚哲的话证实，抓壮丁是个极普遍的现象，“贫苦民众惨遭蹂躏无处哭诉”。

他在某网站《读书》专栏“口述历史”，称其父1951年被“新政权”处决，是个冤案。因为其父在旧社会不过“就是普通职员。从来没有对抗过共产党，也没有作过恶，很多人都晓得他是干干净净的”。

这是个弥天大谎!首先，他的父亲并非“普通职员”，而是四川金堂县军事科长、兵役科长。这个职务在县里并不低，而且是肥缺，地方土豪对之也不能不逊让三分。有没有“作过恶”，应该说是不言自明的。国民党二十四军退休回家的旅长黄鳌就曾断言，这川西坝子上的地方官，连保长都有几个血债，县上的官儿就可想而知了。那个时代“干干净净”能做官么?川西地区刚解放的时候，包括金堂县在内的各县国民党军政人员只要投诚，都安排了工作;只有那些在1950年底参加了反革命叛乱的人，才会被捉拿归案，大多数在次年——1951年分别被处以杀、关、管了。显然，罪大恶极者便是头一项——杀。温靖邦的父亲是黄埔十二期学生，后又入航校，毕业后成了中尉空军，算是蒋介石学生。如果像流沙河所言1951年滥杀无辜，那么温父应首当其冲。而事实是温父解放后一直守礼守法，1951年不仅获得了公职，还幸福地活到了九十三岁。然则1951年被杀掉的是些什么人，岂不是不言自明了吗?(一个新生的政权，你要求它不镇压武装暴乱的人，可不可能?这就是有些人骂解放初期“屠杀”的根本原因。)

流沙河造假是有悠久历史的，早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就开始了。

1982年暑假，我被暂借到四川文学编辑部学做编辑，有幸与“纠正”不久的诗人茜子(陈谦)同住一个小院。当时我处于对名人的景仰，问起他的“同案”朋友流沙河的近况。不料一向随和的茜子竟严肃起来，首先纠正我的话，说与流沙河是同一个“右派窝案”不假，但决非“流氏”朋友;又说石天河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旋又告诫我，“千万不要去拜访流沙河，更不要跟他交朋友，否则要吃大苦头的。”我说何至如此?有点疑心茜子过甚其词。后来听他说起了一些1957年前后的事，我不禁骇然，嘀咕天下竟有这么寡廉鲜耻的人吗?依然不大敢信。这个疑惑在我心里呆了多年，及至不久前读了石天河的博客，方知茜子所言不诬。

茜子说他与石天河等人当年从极右分子被推到反革命分子，完全是托了流沙河的福。茜子自谓根本没有反共反社会主义意识，只不过批评过本单位领导罢了;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是流沙河，对共产党怀有杀父之仇的人是流沙河。结果反右斗争一开始，流沙河为了表现自己悔过自新何等真诚，一份又一份的检讨写，把自己说过的反共反毛泽东的话全部堆到了石天河、茜子、储一天等人头上。这且罢了，还无中生有说石天河、说我茜子要杀人，刀都准备好了，进一步又揭发我们可能搞反革命活动。好家伙，他真是笔底波澜啊，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不容人不信啊。结果，他倒是如愿以偿了，上边认为他是可以改好的右派，留在机关工作;我和石天河、储一天就惨了，因为是现行反革命，被逐出机关不算，还锒铛入狱。

流沙河造假有成，但愿他能讨好他所向要讨好的人，早一点拿到那项已失掉昔日光彩的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