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靖邦：红一、四方面军的分裂是谁造成的

点击：作者：温靖邦来源：察网发布时间:2017-03-24 10:04:52

【摘要】：要否定前三十年就必须否定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一方面捡过蒋介石与何键当年的宣传武器，指摘毛泽东“拥暴民侵夺乡绅私产，破坏了乡村的宁静”；另一种是貌似站在革命立场，揭发毛泽东在革命队伍中的种种不为人知的“劣迹”，不断编造出一些“最新揭密史料”。他们知道，只要推倒了毛泽东，毛泽东开创的事业自然就失去了合法性，不推自倒。

八十年代以来，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浊浪受到政界一些蠢人的暗中纵容，一度呈遮天盖地之势，至今亦未退潮。这些蠢人以为，抹黑前三十年是有利于张扬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的。殊知抹黑者和否定者并不会就此止步，只要你还在坚持“共产党”执政，拒绝改旗易帜，后三十年亦在否定之列。现今的事实正是如此。

要否定前三十年就必须否定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从根子上否定。一方面捡过蒋介石与何键当年的宣传武器，指摘毛泽东“拥暴民侵夺乡绅私产，破坏了乡村的宁静”。当然，这种言论早已腐臭，缺少认同者;另一种是貌似站在革命立场，揭发毛泽东在革命队伍中的种种不为人知的“劣迹”，不断编造出一些“最新揭密史料”。他们知道，只要推倒了毛泽东，毛泽东开创的事业自然就失去了合法性，不推自倒。“倒毛”的策略也颇考究，也就是着意抬高毛泽东政敌的形象，把由这些“政敌”给革命造成的损失转嫁到毛泽东头上。对建国后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中出现的“冒进”，三年饥馑，等等的责任，无一不是如此。而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红军时代，历史造假者仗着年代久远，普通人不甚了解，更是他们随心所欲歪曲历史、转嫁罪责的乐园。有一次在火车的包厢里，一位复旦学历史的研究生振振有词地对我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分裂毛泽东应负主责。我问他依据什么作出这样判断。他说，毛泽东觊觎一方面军的八万人马，意欲吞并，网罗到自己麾下。这势必造成四方面军上上下下的抱怨，直至造成了后来的分裂。我问他有哪些史料可以证明这个论断。他向我提供的是他的导师的著作和新近的一些出版物，也就是说全是二手甚至三手资料。二、三手资料聊作参考可以，要以之佐证论点就太不审慎了。然而正是这些东西占据了三十年来的與论场，不能不说是史学界的悲哀。

我近年来酝酿创作反映长征全过程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北斗》，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要澄清对长征真相所撒布的迷雾，洗清泼在毛泽东身上的污水。为此，我走南闯北，出入大小档案馆，用了几年时间搜集和核对史料，然后用了一年时间写成了堪称信史的《北斗》。在这部作品中，专门浓墨重彩表现了张国焘如何对中央步步紧逼，贪得无餍地何中央要权要官帽，最后发展到密谋危害中央，以致造成一、四方面军的分裂。

一、强夺周恩来总政委职务

张国焘几个月来对中央的态度前恭后倨，原因很简单：渡嘉陵江之前，他支持陈昌浩在宣传中把中央红军夸大为三十万之众是有其心理基础的，他认为十万之谱应该是符合实际的;达维会师部队将真实情况问清楚之后向他电禀，中央红军损失很大，衣衫褴褛、武器破旧，总人数恐最多就两万了。他惊愕之后，产生了世人永远也猜不透的心思，态度也变得异常固执。甚至不仅要干预遵义会议的路线斗争彻底不彻底的问题，还要对遵义会议对中央的人事安排提出异议，亦即“问鼎之大小轻重焉”。这样的一些心思，都将在未来极端事件内全部暴露无遗。

他接到毛泽东等人的电邀，立刻束装就道。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以兴奋的心情，由茂县赶往懋功与久别的毛泽东等同志会晤;茂县方面则由徐向前、陈昌浩等留守。我军的指挥机构也继续在茂县办公。我由茂县经汶川、理番前往懋功，沿途多为藏族聚居的区域。这一带河流湍急，竹索桥、悬空架设的木桥、牛皮艇和吊索等便是河上的交通工具，行走自然极为不便……6月的一天下午5时左右，在离抚边约三华里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注：张国焘《我的回忆》下，373—375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为迎接张国焘的到来，红军总部在两河口镇外的一块大平坝上搭起了草棚，布置了欢迎会场。

在欢迎会上，张国焘讲话，在两个方面军指战员们面前宣布了他的主张，并且陈述了理由：“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西康)大局面的更好条件。”(注：莫休《大雨滂沱中》，载《党史资料》1954年3期。)

张闻天很愤慨，未经政治局决议的事，怎么能公开宣布呢?张国焘枉为老党员，怎么如此缺乏组织原则?便要以党的总负责身份站起来批评他。

坐在他身旁的毛泽东将他的腿摁住，不动声色地咕噜道：

“洛甫，耐心点!”

会议结束，毛泽东笑盈盈挤上前，伸手去拉张国焘，说：

“国焘同志，请到我下榻处，子珍操持了个便宴为你接风!”毛泽东又转身对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等在场的政治局委员挥了一下手说：“都来陪陪国焘同志呀!”

“好呀，我还没见过嫂夫人，正好见见!”张国焘高兴地说。

大家一起漫步向镇内走。

毛泽东住在镇南端的一所房子里，中共中央书记处、军委、总政住在镇子的中段。毛泽东先领了国焘去看看给他安排的住处：是镇北端的一个店铺;内屋是办公室、卧室，铺子上是他的卫队。

漫步时的闲话中，张国焘突然插问一句，道：

“润芝同志，我刚才在会上的发言，请不吝指正呀!”

毛泽东心里冷笑道，好你个张国焘呀，你明明知道你那个主张是跟中央的计划背道而驰的，还要我“指正”什么?他亲切地拍了拍张国焘的背，说：

“国焘，你的高见，大家可以再商榷;今天只吃饭喝酒，不谈国事，好不好?”

“好，好，当然好!”

中央息足的这个两河口镇，此时是很安全的。据张国焘回忆，“这时红一方面军大体在休息状态中。彭德怀所属的第三军(应为三军团)，董振堂所率的第五军(应为五军团)，罗炳辉所率的十二军(应为九军团)，正向抚边北面的卓克基地区集结;林彪的第一军(军团)则在懋功附近。所有各方面的警戒任务，概由第四方面军担负：第三十军在懋功以南，阻遏着雅安方面敌军的围追;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仍在懋功、北川一带与东面的敌军激战;第四军则在松潘附近屏障北面，防阻敌军的南下。”(注：张国焘《我的回忆》下，375页—376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毛泽东的家宴很简单，只有五样菜，主菜是辣子烧猪肉;喝的是当地造的青稞酒。毛泽东酒量小，只喝了两口;周恩来与张国焘酒量都大，直喝得满脸通红还不停止。但张国焘很少搭理周恩来;他心里一直认为，中央苏区丢失和湘江之战损失数万人，主持军事的周恩来难辞其咎，而遵义会议却仍保留了周的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总政委职务，依然比他张国焘的地位高，这不能不认为是“斗争不彻底”的表现。既然“错误的政治路线没有得到解决，”那就要由他张某人来着手解决了。

席间，毛泽东边挑碗里的辣椒吃边开玩笑说：“吃不了辣椒就不是真革命啊!国焘同志，你怎么不吃辣椒光选肉吃呀?”

张国焘笑着立刻夹了一筷辣椒，凑趣道：“这不正吃着吗?润芝企图把我打成假革命，办不到呀!哈哈哈……”

可是书呆子博古不高兴了，反驳道：“毛主席这话我可不敢苟同!列宁、斯大林也不吃辣的，难道他们也是假革命吗?”

毛泽东乐呵呵环顾大家，最后把目光停在博古那里，故作苦笑状，说：

“我还以为我甩出来的辣椒这顶帽子大;博古同志的这顶帽子更大呀，把老祖宗都抬出来了!不过还是怪我没把话讲全了;我应该说，江苏的同志不吃辣椒例外!(注：博古是江苏人。)这么说行不行，博古同志?”

博古木然，不知说什么好。见大家都发出了兴会淋漓的大笑，他也只好咧了一下嘴巴，算是笑了一下。

张国焘和毛泽东

6月26日，为了消除分歧统一认识，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除了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在卓克基治伤，未到会)外，还有总参谋长刘伯承、保卫局长邓发。

据张闻天回忆，这个会是在毛泽东下塌处召开的。

上午9时，大家陆续步入会议室。

张闻天主持会。他只简单说了几句开场白，然后就说请毛泽东同志先发言吧。

毛泽东在发言中重新提出了此前致电张国焘谈到过的向陕甘宁交界处北进的计划;内容不算新，但增加了一条对这内容的强力支撑点。他说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所处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

张国焘当即插话问道：“润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共产国际什么时候发来的这个指示?”

张闻天马上指着博古对张国焘说：“这个问题可以请博古同志回答!”

博古点了点头，起身面向张国焘，说：“离开瑞金的前两天，共产国际收到我们汇报当时艰险的战局后，复电同意我们放弃苏区转移，并说可以相机靠近蒙古人民共和国，以便苏联直接接济物资。湘江之战后，密码丢失。按照约定，为了保密，我们与共产国际是要定期更换呼号的，所以就失去了联系!”

张国焘说了一句“原来是这样”，便不好再诘问什么了。只伸手向毛泽东作了个“请继续”的手势。

毛泽东继续谈笑风生地说下去。

“为什么我们要去陕甘宁交界的那一带去呢?请同志们打开地图看一看吧，西北只有宁夏是最富庶的，那里的军阀马鸿逵实力也比较薄弱，比较容易对付。共产国际既有那样的指示，他们也一定充分考虑到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大沙漠，可以相信他们有能力通过沙漠向我们输送物资的。现在蒋介石很得意，他有飞机大炮对付我们，千方百计找我们对打。我们不中他的诡计，偏不和他打，不动声色地跑到陕甘宁交界的地方，背靠外蒙，看他还有什么办法!”

会议的正式讲话由周恩来承担。他代表党中央和军委作报告。

张国焘没说什么，但脸上有点不屑之色，还微微有点冷笑。也许他心里想的是毛泽东搞的什么鬼，为什么还要把这个曾经参与排挤他，后来又丢失了中央苏区，而且在湘江损兵折将的人保下来，还供到神龛上(他指代表中央作报告)。

周恩来在报告里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特别指出在岷江西岸的懋功、松潘、理番地区不宜建立根据地，由这一带向大西北、向东、向南发展均不可能。所以几年后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发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建立川陕甘或陕甘宁根据地。至于国焘同志主张立足川西北，将来从阿坝向青海、新疆拓展，中央认为不够现实。因为这些地区多是穷乡僻壤，少数民族居多，存在着民族间的隔阂。红军若以此为根据地，必会遭遇供给、兵源的困难。因此，西进或南下都是错误的方针。

与会人员都赞同周恩来的报告。举手表决时，张国焘见自己成了孤军，只好随大流举起了手。

会后，政治局考虑到必须尽快解决一、四方面会师后统一指挥问题。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王稼祥等人商榷了个名单，准备先送给张国焘考虑，然后正式开会确认。对这个名单的分工，各说不一，但大略无讹，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是如此：周恩来“拿一份(即将给各部队的)电稿给我看，内容是中央政治局考虑中央军事委员会(注：不是中革军委，而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加派张国焘任副主席;所有军队，概归军委会指挥……我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会师后的当然步骤。”(注：张国焘《我的回忆》下388页—389页。)

张国焘辞别中央，原路返回。在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理番，召开师以上干部会，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其实是向四方面军干部宣传他自己的主张，指摘中央的决议是错误的。

6月30日，他又致电中央，重又提出他的原主张，反对北上。7月1日再电中央，要求“我军宜迅速解决统一指挥问题”。显然，他认为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名分虽高，但并未实际掌握军队;旋又通过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干部要求中央任命“张国焘同志为红军总政委”。

毛泽东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对张闻天说：

“洛甫，你以为如何?”

“当然不能迁就他!北上方针是他在会上举了手的，岂能出尔反尔;给了他个副主席，嫌没有实权，又伸手要总政委!这样下去，那还了得?”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又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说：

“该迁就还是得迁就!哪里是迁就他张国焘呀，主要应该考虑到四方面军几万指战员……当然，北上的基本方针不能变，那关系着红军的生死存亡;至于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否还是满足他一下如何?如果都给他否定了，恐怕不利于团结!”

“你是说用乌纱帽换取他同意北上方针?”张闻天用嘲笑的目光盯着毛泽东。

“是呀!不得已之举啊!”毛泽东苦笑道。

张闻天默然半晌。最后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向毛泽东点了点头。旋又不无担心地说：

“教恩来让位，合不合适呀?”

“恩来不像国焘，他一定会顾全大局!”

取得了张闻天同意后，毛泽东马上去周恩来下榻处。

落座之后，周恩来见毛泽东迟迟没开腔，面有难色。便笑了笑，打趣道：

“主席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毛泽东看了看周恩来，眼里的为难与歉意被周恩来看出了，周恩来立刻意识到与自己有关。微笑道：

“有什么事情，主席尽管吩咐!”

毛泽东喟然长叹。旋即把张国焘的要求，以及刚与张闻天商榷的处置办法，详细告诉了周恩来。

周恩来听了，毫无难色，大度地说：

“为了争取四方面军北上，别说让给他总政委，即使把我另一个职务军委副主席也让出来，也是值得的!”

毛泽东感动地点点头，说：“让步是有限度的!军委副主席他已经当上了;把你的副主席再让出来，难道他是要陈昌浩来当吗?”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中共中央催促张国焘北上的电文

二、密谋危害中央

陈昌浩立即奔赴中央驻地，向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同志转告张国焘坚持要右路军南下的命令。

毛泽东沉默片刻，抬眼注视他，问道：

“你和向前的意见呢?”

“我们作了认真研究，决定拥护总政委的意见!”

“昌浩同志，你们这样盲目追随个人，为了忠于某一个人而不服从中央命令，抛弃正确路线的作法，不是马列主义者的态度，将来是要吃大亏的!”毛泽东严肃地说。

张闻天也对他作了严厉批评，希望他和徐向前以大局为重，追随中央北上。

陈昌浩没有说话;但从情绪上看，他根本不接受这些批评和劝告。

党中央当天就给张国焘去电，严令他立刻率部北上。

晚上，毛泽东特意骑马到徐向前下榻处，大约希望搞清徐向前是否真的与陈昌浩持同一意见。

“向前同志，你对国焘同志给你们的电令怎么看?”

徐向前踌躇无语，大约感到很难措辞。半晌才回答道：

“主席，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另外，四方面如果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4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毛泽东明白了徐向前态度后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同一天，张国焘以个人名义密电陈昌浩。电文大意是：

我通过长时间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放弃毛尔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应彻底展开党内斗争。(注：详见《毛泽东遇险实录》19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这表明张国焘已经决定吞并红一军(林彪部)、红三军(彭德怀部)，同时危害党中央了。

这份电报是9月9日中午时分到达前敌总指挥部的。据叶剑英(时任“前指”参谋长)后来回忆，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和“前指”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共同译出这份密电。两人大吃一惊，立即跑到会议室外，把正在开会的叶剑英从会议室请了出来，把密电交给他。

叶剑英看完电文，倒吸了一口凉气，不假思索，立即塞进上衣口袋，低声叮嘱他俩“不要向任何人谈及这份电报之事。”(注：详见《险难中的毛泽东》2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叶剑英回到会议室，继续参加开会。

陈昌浩刚宣布散会，他就匆匆出外，去马廊牵马。装作视察部队的样子骑马到村外。开始时信马由缰慢吞吞的;一出村子就猛抽了马屁股一鞭，射箭般向前冲去，径直奔往党中央驻地牙弄(阿西)。

毛泽东看完电报，感到十分吃惊，实在没想到张国焘竟然产生这么险恶的心思。便吩咐叶剑英赶快返回前敌总指挥部去，免得陈昌浩他们起疑心。

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面交张国焘的密电。

面对这样的严重事态，毛泽东除了立即向政治局几位同志通报外，着手寻求解决办法。

他亲自骑马到陈昌浩、徐向前处，声称进一步商谈行动方针。

陈昌浩说：“主席，总政委来电还是要求我们一起南下，先立住足，以后再相机北上。我和向前夹在总司令部和中央军委之间，很难办呀，请主席体谅!”

毛泽东佯作斟酌再三的样子，说：“国焘一定要坚持南下，那就顺他一口气，还是以团结为重嘛。不过以后条件成熟了，我们大家还是要一起劝他同意北上呀!”

陈昌浩、徐向前都笑了。陈昌浩说：

“主席请放心，以后我们一起来劝他!”

“不过……”毛泽东做出思索的样子，屈指计算着什么，一边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个会，正式确定，记录在案。周恩来、王稼祥在第三军(原三军团)养病，我和洛甫去做做他俩的工作，然后开会确定。”(注：详见《彭德怀自传》209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毛泽东拉上张闻天、博古，乘马奔往第三军司令部。又把王稼祥叫到周恩来下榻处，立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史称巴西会议。

毛泽东首先向大家通报了那份电报的内容;然后历数了红军两个方面军会师以后指战员们如何欢欣鼓舞，一见如故，亲如一家。而张国焘却倒行逆施，要挟中央索要乌纱帽并逐步侵吞权力。中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一直大度宽容待之，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没想到他得寸进尺，从屡抗中央命令发展到分裂党分裂红军危害中央的程度。

张闻天愤慨地指出，他已经准备发动政变把我们抓起来甚至杀掉了，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再继续采取说服教育，等待他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毫无可能，而且还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说实话，我今天也不是在这里当事后诸葛亮埋怨老毛，我一直就对一味向张国焘的无理要求让步、对其顽固主张一再等待有微词，老毛总是说“要给人转变的时间”。

半躺在床上的周恩来说：“洛甫，现在我们自己就不要互相埋怨了，赶快商量出一个办法吧!”

王稼祥与博古都把视线集中到毛泽东身上，说快定大计吧，迟了就麻烦了。

最后大家决定，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也为了给左路军以后北上开辟道路(大家始终认为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以及现在尚滞留在左路军的中央红军会形成强大压力，最终迫使张国焘改变路线)，立即率领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一部，到阿西(牙弄)集合，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

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已残缺不全(一部滞留在左路军)，现在北上又具有给整个红军开路的性质，所以可组成北上先遣队。大家以为如何?

与会者都表示同意。

毛泽东又建议军委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队总指挥兼政委。也获得了通过。

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毛泽东对张闻天说：“洛甫同志，我看中央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出发组织和指挥工作，就不必任命别的同志了，李维汉是组织家，就由他来干如何?”

张闻天说：“我同意。我去向他交代任务?”

毛泽东点头说：“对，你去比我合适!”

张闻天向李维汉交代任务后，还着实把这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吓了一大跳，嘴里喃喃嘀咕“怎么会搞成这样，张国焘简直不可理喻。”

张闻天对他说：“张国焘发电报给陈昌浩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博古固执己见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抓起来!”(注：李维汉《回忆长征》，载《党史通讯》13页，198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