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有个被一些朋友称为著名学者的资老太婆悲天悯人地慨叹道：“我一想到近百年的历史真像被歪曲，不少青年被假像误导，我就睡不着觉!”

其实她自己就是一个喜欢造假的伪民国史学者!

她所谓的真相是什么呢?咱们且不说她语汇中的“发匪”和“拳匪”之事，单说一下被她说成“国共内战”(要感谢她没有说成“戡乱”;当然，可能是不敢)的“真相”吧。在她皱皱巴巴的老嘴里，民国是一个风清气正的时代，文官武将不是清官就是廉吏，蒋先生仁义礼智信齐全。那么这样一个君仁臣忠的朝廷治理下的国度无疑应该长治以安才是。为什么仅仅用了三年，“共军”就打垮了她爱戴有加的“国军”呢?她向她的“青年人”是怎样解释的呢?对不起，她没有解释。显然，她明白自己无法自圆其谎。

我们让蒋介石和国军高级将领在无意中透露出的历史真相来教训这个信口开河成性的老太婆吧!

军事检讨会是1948年7月底至8月上旬召开的，历时七天。地点在国防部礼堂。参加者除了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这三个军事首脑之外，各主要战区的主将、陆海空军的一线将领、国防部和参谋总部的厅局主官都到场了。会议由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轮流主持。

8月3日蒋介石在开幕式上的发言，表现出痛心疾首的情绪。他把两年来军事上的惨败，完全归咎于战场指挥官的贪腐、贪生怕死、缺乏奉献精神、缺乏指挥才能。

“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强过共匪十倍、二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远较过去在江西剿匪时有利。但是由于在接收日伪物资的时候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中，以至将骄兵惰，纪律败坏，兵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从接收开始的!”他用警告的语气说：“现在共匪的声势日益浩大、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警醒、再不奋起，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一旦共匪控制了中国，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本来抗战胜利以后，我个人的事业可以告一段落了，我完全有资格优游林下，过闲适的生活;但是我担心你们搞不过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以后生活无着，没有饭吃。为了你们能有个立足之地、有一碗饭吃，我又才被迫勉强带领大家继续奋斗!不料我军很多将领不争气，军队士气低落，屡战屡败，这使我非常难过!”最后他又慷慨激昂地说：“但是我既然已经负起了责任，我就一定要为本党同志和广大官兵的生存奋斗到底!希望大家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团结起来，发愤图强!”

蒋介石这一番披肝沥胆之辞，感动了与会的不少人。当天下午分组会上讨论时，就有人这样说：

“上午总统讲话，太沉痛了!”

“是呀，我心里又难受又愤激!”

“是呀是呀。不过，”也有人这样说，“话很沉痛，但是说担心大家没饭吃，是不是说得过了，有失体统?”

第二天上午是对1948年上半年几个较大的战役进行检讨，寻找失败的原因。着重探讨的是胡宗南部刘戡指挥的宜川战役(刘戡阵亡，三万多人被歼)、区寿年指挥的豫东战役(共九万余人被歼)。与会者都明白胡宗南乃蒋介石亲信中的亲信，所以对他的无能，只轻描淡写地说说就算了;不少人十分反感邱清泉，集中火力炮轰他的骄横跋扈以及当区寿年兵团被围时坐视不救的行为。

这个上午，蒋介石亲自授给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以表彰其救出了区兵团的一个师，谓为战功卓著。

然后黄百韬报告帝邱店战斗经过;

第五军高吉人军长报告其奉命解榆箱堡之围的经过。

讨论睢杞战役(页末注：中共称“豫东战役”。)惨败时，直接参与者或间接参与者居然不是吹嘘自己就是开脱自己，并未去反省失败的原因。

上午11时蒋介石训话，占了一个多小时。最有趣的只有几句话。他拿起面前案上的一本书，不无轻薄地挥了挥，说：

“共产党阴险暴戾、深刻精至、机警疑忌、严密笃实，如此而已!共产党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懂辩证法。你们以后对辩证法要好好研究，才能对付他们。这次我发一本辩证法给你们，希望你们回去认真研究!”

他的秘书当场人手一本发放给大家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是唯物辩证法。尽管如此，也没人读得懂。回家后不是束之高阁，就是扔进废纸筐。

下午分小组讨论共军作战方法。

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趾高气扬地发言，大谈其包围不如突破的理论。据说这是他编写的教材，在教坛上贩卖过多次了。

在场者不少与共军较量多年，感觉他全然是纸上谈兵。有人当场指摘他对共军战法一窍不通。共军一般无固定阵线，“打不赢就走”，人家不接受攻击，不接招，走得鬼都没一个，你突破什么呢?对方秉承“打得赢就打”，总是窥准你的弱点，集中数倍优势兵力，疾风暴雨般将你包围，“其势险，其节短”(页末注：《孙子兵法·势篇》云：“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你还来不及稳住阵脚，人家就已将你解决了。这就是共军的速决歼灭战。这样的闪电行动，你“突破”个球呀。

会议的第三天，国防部长何应钦作军事形势报告。

这是会议期间最紧张的一幕，因为触发了深藏着的蒋介石与何应钦的矛盾。

何应钦报告的头一段是攻击共产党、共军，企图把内战的责任推给对方;第二段指点着悬挂墙上的军用地图介绍各个战场的态势，着意指出国军无处不处于劣势;第三段是用确凿的数字揭示了在场者未必了解的可怕情况，比共产党所公布的数目还多。那是两年来戡乱作战损耗的数字：兵员的阵亡、被俘、失踪总共三百四十六万五千二百一十八人;步枪一百余万支，轻重机枪共七万多挺，山炮、野炮、重炮共一千余门，迫击炮、小炮共一万五千余尊;还有不计其数的坦克、装甲车、汽车、通讯器材、多如山积的各种弹药。

何应钦披露这些数字的意图在于，蒋介石三年前完全褫夺了他的兵权，把他驱逐到美国去当中国军事参谋代表团团长，因此军事上的失利应由蒋介石和陈诚去负。局势是他俩搞糟的。言外之意显然是：如果何某人当时还在权力中枢，情况将会完全两样。

何应钦的报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有人说，这个仗实在不能再打下去了;更有人说，陈辞修太可恶了，这个仗就是他极力主张打的!当初他保证三五个月就灭掉共军主力，结果弄得一败涂地，他应该负完全责任;也有人说，党国存亡和美国息息相关，应赶快催促他们出兵。

蒋介石这天并没有到会。

次公子蒋纬国上校始终在会场上，无疑要将全部情况向父亲汇报。

此外蒋介石还特别安排了两名侍从秘书守在会场上，记录每个人的发言、观察会场的大小情况。何应钦报告的内容以及与会人员的情绪，他们在散会后就向蒋介石做了详细禀报。其中一名秘书叫曹圣芬，是宋希濂的湖南同乡，后来在闲聊时把蒋介石的反映聊给了宋希濂。他说：

“我们两个秘书把会场情形、何部长的报告向先生细禀时，先生气得满脸通红，两手撑着腰在屋子里走了许久，嘴里咬牙切齿地咕噜着什么，我猜一定有娘希匹之类的!”

第二天，也就是会议的第四天，蒋介石特意穿上了军服，佩戴他自己发给自己的最高勋章，驰往会场。

进了会场也不向任何人点头招呼，气势汹汹冲上讲台。恶狠狠扫视全场，似乎牙齿还咬得格巴格巴响。看他那神情，大家都担心他也许会骂起娘希匹来。最后终于没有骂出来，毕竟是会场，又当着那么多的人，看来基本的克制能力他还是没有丧失。不知过了多久，他才开始说话。

“我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历经许多的艰苦危难，任何时候都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度过种种难关。抗战胜利以后，戡乱剿匪，军事上遭受了诸多挫折，这当然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是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津津乐道于我们损失了多少部队，还是夸耀敌人锐不可当?显然不应该是这些!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狂澜于既倒，去夺取胜利!而不是一味的互相埋怨，什么陈辞修怎样，刘经扶又怎样，甚至蒋中正又怎样。更不应该互相倾轧，什么斩谁谁谁的头以谢天下。胡说八道嘛!尤其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更不能丧失信心，处在这样的风雨动荡之际，更宜力持镇定，决不宜有丝毫悲观失败的情绪和论调，以至影响士气、影响全局!”

这一席话，有不少是针对何应钦的。而何应钦坐在主席台上，表情漠然，镇定如常。动心忍性的功夫真好。

蒋介石批评别人达一个钟头。最后说：

“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空两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经济方面，我们有九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地区物产丰富，粮食绝无问题;政府仍然占有很大的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仍然比共产党强大，完全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盖‘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曾国藩喜欢引用的话)，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打破广大官兵的‘恐共’心理。”

他接着讲了一段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清廷鹰犬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革命运动的历史，勉励大家同心同德，“矢勤矢勇，担负起削平大乱，挽救国家民族的重大责任!”

会议的第五天和第六天，是与会者登台发言。只要预先向大会秘书处交个条子，说“我要发言”，就会得到安排。据若干与会者后来的回忆录说，这两天几乎所有发言的人，都是申诉本部队处境的艰难，向国防部要求补充兵员、增加部队、要军粮、要器材、要车辆、要弹药就是全部内容。

封疆大吏张治中当然不会伸手向何应钦要什么;他的发言另有特点，同样也不让人愉快。他除了讲新疆的情况外，讲了三个让蒋介石十分烦恼的问题。

他回南京途中，路过兰州、西安、武汉，会见过不少军官。这些军官无一例外都认为戡乱作战很艰难，部队上上下下充满了悲观厌战的情绪，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打这个仗。是呀，师出无名，拿什么来提高士气呢?此其一;现在几百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银元，而物价仍还在逐日飞升。老百姓叫苦连天，怨声载道，对政府的向心力一天天减少，离心力一天天加大。若再不设法稳定物价，安定人心，战场上的颓势是挽回不了的。此其二;其实第三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由于物价飞涨、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萎靡不振;许多中下级军官的月饷(都不会发给银元，一律用纸币支付)不足以维持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军官们利用手中权力和枪杆子干些非法勾当以弥补家庭，实在情有可谅。但这样的军队能进行大型战争吗?

会议进行到第七天，当晚蒋介石把钱卓伦中将叫到官邸。这钱某人是参谋总部总长办公厅主任，这次大会担任的是秘书处处长。大会的重点发言都由他来审核，认为有价值的也由他决定印刷并分发所有的与会者。

蒋介石没叫他坐，把一份印刷品当胸甩给他。叫着他的表字喝斥道：

“企裴，你这个是搞的什么名堂?”

钱卓伦大惊，赶快从地上捡起来。展开一看，原来是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的发言稿。他反复看了几遍，却怎么也没看出问题。抬头困惑地瞧着蒋介石，说：

“部下不明白，请总统明示!”

“你怎么这么蠢呀?你看看上面对共匪是什么称谓?这个是……还有那么多对共匪溢美之辞!”

“可、可、可人家盛军长原话就是那样说的呀!”

“你就不可以修改一下吗?什么‘解放军’、什么‘军民一家’，这种字眼居然出现在我们的印刷品上!”

“部下这可是执行总统事先的垂示!”

“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混账‘垂示’?”

“总统说，这次检讨会要提倡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又特别垂示秘书处印发别人的发言稿，不许擅改，要保持原貌!”

蒋介石顿时语塞。记起了确乎有过这样的“垂示”。他狼狈地在屋子里窜了几个来回，只好挥了挥手说：

“你还强词夺理!这个是，你走吧!”

原来盛家兴军长作为前线将领，作为与共军打了多次仗的军官，大会发言时说了不少真话。当然，出发点还是在于寻找戡乱作战对付敌方的办法。他说“解放军注重军民一家，尊重人民利益，在这方面纪律十分严明。由于有人民的帮助，他们对国军的动态洞若观火;此外，战斗力旺盛，具有牺牲精神，战术也灵活巧妙。国军今后要想取胜，必须效法解放军。首先是，千万不要跟地主搅和在一起，因为那会让老百姓把我们看作地主的护院家丁!决不能伙着地主去损害人民利益，要全力以赴地争取民众的同情，这样才不会成为聋子、瞎子;要效法解放军经济公开，严禁公款吃喝，纪律严明，才能提高士气……”

蒋介石还没读完这份发言记录就勃然大怒，骂盛家兴公开为敌人歌功颂德，精神已当了人家的俘虏;又骂大会秘书处，“这种东西，怎么不加研究就印发了?不长脑筋，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