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民粹主义都是错误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吴建民把与他不同的观点全部斥之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以彰显自己的正确性,按照这样的逻辑,恐怕连说过“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的总设计师也难逃他扣的帽子。
吴建民在他去世之前12天在最后一次演讲中有了这么一番讲话,被某些人奉为经典。
2016年6月6日,前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在“2016中美大学智库论坛”上做题为“中美关系与世界秩序”的主题演讲。他说,中美两国是世界秩序两大支柱,中美之间的分歧原因多种多样,推动中美关系发展要聚焦合作、管控分歧并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他在演讲的结尾称: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中国也很危险,民族主义往往打出“爱国”的旗号,“爱国”无罪;民粹主义则装扮出“为民请命”的样子,二者均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民粹主义的本质是反对改革,民族主义的本质是反对开放。】
他的这句话一出来,被邪路派人士奉为经典,浓缩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反对改革”的口号出现在各大论坛上。
其实,吴建民的这个说法并不新鲜,在平时的网络论争中,邪路派人士文明点的就常常給观点的对立面扣“民族主义”的帽子,野蛮点的就干脆直接谩骂对方是“爱国贼”;同时,文明点的常常給对方扣“民粹主义”的帽子,野蛮点的就直接咒骂对方是“穷鬼”、“泥腿子”,是想“抢富人的钱”。所不同的是这些人不会提什么改革不改革。而吴建民是体制内的人,一个副部级高官,前著名外交官,他是理论化地把那些人的观点表达出来,并且上升到“拥护还是反对改革开放”的高度来吓唬观点不同者,甚至是要挟高层。
所以,吴建民去世的那一天,恰好是习近平主席访问塞尔维亚并且凭吊我驻南使馆三烈士。同样都是去世的外交人员,都是悼念,一边是在职牺牲,国家级烈士,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现场凭吊,十七年来第一次,带有重大外交姿态意义;另一边是退休翻译兼外交官,私人走穴车祸身亡的私人事件,国内媒体“公知”大V的态度却如此不同,厚此薄彼有天壤之别,为什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哭丧死人,意在指责活人。
对于某些屁股决定脑袋的人,其观点已经没有讨论的价值了,本文着重就吴建民的“三根棍子”进行探讨。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我们可以从心理和政治两个层面来界定民族主义。在心理上,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或者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或者是对于民族利益、民族独立与民族统一的信仰或主张;或者是一种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在政治上,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追求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政治运动。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是最具有爆炸性的一种政治哲学,也是当代世界上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它和爱国心结合,便成了宗教性的主义。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曾唤醒了被压迫民族要求解放和独立的意识,也引起过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优越主义及战争等罪恶。在历史上,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曾经利用过民族主义。任何制度和主义,只要适合于民族主义的要求,只要民族主义有利用的价值,都可以和民族主义携手并进并利用民族主义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的民族主义衍生于一些彼此差异极大的意识形态渊源,它包括:中国传统思维、美国的进步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的民粹思想。
而极端民族主义乃源自对世界主义(世界大同主义)的厌恶。民族主义情绪在这里是指在政治上特别强调用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不顾其他价值观念,如戒绝杀戮,遵守国际法以及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维持国际合作,以此寻求本民族的利益。
那么,爱国主义又是什么?它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爱国主义包含了这样的态度: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强烈希望保留祖国的特色和文化基础;对祖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并通常被作为同义词使用。严格地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经常宣扬爱国主义是一种有需要并且合适的态度。
爱国主义隐含了一层道德规范:就其本身而言,它暗示“祖国”(无论是何种定义)是道德的标准或价值。
一些评论认为,正统的爱国主义(非现代的民族主义,而是19世纪国家的产物)必须基于某种形式的共同祖先或者精神图腾。
爱国主义的程度随着时间不同而不同,并且取决于政治社会环境。爱国主义程度会在国家受到外部威胁的时候升高。
反过来,变质的爱国主义又会使国家变得好战。比如一战、二战前的德国与二战前的日本。
在这里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可以升华为爱国主义,也可以沦为极端民族主义,区别在于,这种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仅仅是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基础上的,还是建立在牺牲他民族的利益基础上的?民族主义本身无所谓对错,错的是极端民族主义。
请问吴建民在用民族主义的棍子打向不同观点者的时候,究竟被他打棍子的人们牺牲了哪些他民族的利益?
民粹主义(Populism,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做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里,“民粹主义”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名词,它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民粹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往往体现在如下方面:
民粹的立足点是平民的利益。民粹主义兴盛之时,必定是平民利益失衡之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有所扩大,无论是跟纵向的历史比,还是跟横向的全球比,都非常刺眼。社会分化历来是民粹主义的土壤,在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国度,更是如此。这些年来,有些群体在改革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蒙受了巨大的牺牲,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有些群体虽然绝对生活有了改善,但感到社会不公、利益相对受损。不平则鸣,不公则争。仇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希望自己富有,在分配、社保方面维护底层的利益。
这个诉求也是民权的。社会不仅是财富的不平等,也是政治权利和话语权的不平等。民粹有经济诉求,也有权利诉求。众所周知,中下层民主意识的启蒙和发育的时期,往往是民粹最容易爆发时期。在民主发育还不成熟之时,民粹相伴着民主,几乎是所有国家的一种宿命。中国最近几十年现代化迅猛推进,经济水平提升、教育水平提升、国际视野扩展、社会流动加快,这些蕴含民主的内在因素都有着从量到质的飞跃,这是中国民主发展不可逆转的基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也不断强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当今中国民众的民主、民权意识显著提高。然而,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有很大的距离,民主意识以民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不足为奇。与官员争政治权利,与专家争话语权,就以各种方式发酵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思潮如存在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流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精英主义有了抬头,大批知识分子抛弃所谓的人民的观点,更注重个人生活的发展,民粹主义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遏制。
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再次兴起,来源于网络的兴起。
早期网络,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末,并没有民粹主义的土壤,原因是那个时代的网络本身是属于精英的,是有门槛的。换句话说,那个时代没有什么人民的概念,只有自己。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中国经济的发展,网络的门槛不断降低,花个几百块钱整个手机,办个流量,如此低廉的成本让中国的网民急速扩大的同时。同时,中国进入了一个国家民族意识再次高涨的时代,民粹主义有了充满养分的土壤。
在社会政治领域,民粹主义的主张“全体人民是所有政治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原本是无实体的虚妄口号,在这里,具备了强大的实体依据,被现实替换为“全体网民是所有政治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并伴随着网络世界无约束的成为现实。
某些精英对民粹主义概括为反智主义,包括仇富,包括绝对公平正义的许多观点。
民粹主义有危害性吗?有,尤其是极端民粹主义,就跟极端民族主义一样,不但在中国存在,而且对国家的发展进步有消极影响,但是其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问题在于,吴建民作为一名外交官,扯民族主义还说得过去,扯民粹主义就有点越位的味道了,我猜测他的本意是,由于中国的贫富分化,造成民众对西方国家拿了大钱不满,从而干扰了他心目中的正确的外交路线,于是,他就把民粹主义也扯到了关于外交问题的争论中。
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民粹主义都是错误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吴建民把与他不同的观点全部斥之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以彰显自己的正确性,其实就跟袁南生用历史上的愤青存在来证明其观点正确性一样,只不过属于用一种错误观点去批判另外一种错误观点而已。
吴建民拉大旗作虎皮,搬出总设计师压人,那么我们不妨看看,总设计师在这两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
在爱国主义问题上,总设计师说:“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的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经过自己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侵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作为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的国权。”
在对于关于民众的诉求问题上,总设计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指“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总设计师指出:“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全党想事情、做工作对不对好不好的基本尺度。”总设计师还指出:“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按照吴建民的逻辑,恐怕连总设计师也难逃他扣的帽子。
另外,那些赞成吴建民观点的人们不是常常高唱“宪政”,鼓吹在中国马上实行所谓的“一人一票”吗?这算不算一种“民粹主义”呢?
最后说到改革开放问题。
中央领导在改革开放初期常常告诫人们,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不是自我否定,而改革开放本身由于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能在过程中都走对,所以,改革开放也有一个自我完善的问题。这不是反对,也不是否定,而是唯物辩证法里面“否定之否定”规律中的“扬弃”,它不是简单地肯定一切,也不是简单地否定一切;而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既肯定又否定,既克服又保留,克服的是旧事物中过时的消极的内容,保留的是旧事物中积极合理的因素。其实无论是关于改革还是开放,总设计师都曾经严格界定过,比如总设计师曾经指出:“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而目前社会上的问题恰好印证了总设计师的预见。现在的中央领导遵循总设计师的教导,顺应大多数人的民意,尽量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完全正确的。
就像前30年的探索,有不完善的地方,通过改革开放进行完善一样,后30年的探索同样有不完善的地方,某些社会问题已经显示出来,同样应该进行完善。如上所述,这种完善并不是对改革开放的否定,而是对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自我完善。这种自我完善无论对于“前30年”还是“后30年”都不是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而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扬弃”。吴建民高高举起“否定改革开放”的棍子,一是要挟高层,二是吓唬民众,其实是徒劳的。我记得改革开放以前曾经有一个罪名叫“反革命”罪,这个罪把对社会主义制度存敌对态度甚至有敌对行动同出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动机的批评混为一谈,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很多好人,吴建民最起码是在这个问题上重犯了以前的那种错误,拿反对什么什么作为棍子,却不考究这个东西在推进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偏离正确方向的地方。
本来吴建民的演讲主要是讲外交问题的,他却像某些“司法政治家”那样,充当了“外交政治家”,对中国的政治走向指手画脚起来,并且非常霸道地高高举起“三根棍子”,本以为能够吓唬别人,殊不知这种做法已经过时,没有几个人会被吓倒,到头来只能是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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