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外交学院网站消息，3月30日，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做了题为《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的主题讲座。他在讲座中称，宣扬战争论的罗援犯了时代性的错误。他说：他和罗援曾在凤凰卫视上有一场辩论，他问罗，你是不是要打仗？罗不敢回答。事实真是如吴建民所说的罗不敢回答吗？

请回放2014年7月20日，当天晚上的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寰宇大战略”节目，“外交大博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吴问罗，你是不是要打仗？罗援的回答是；我们反对一切侵略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但是支持一切反侵略战争和正义战争。同时罗援反问吴建民，大使先生，马列主义的战争观是否已经过时了？吴建民无言以对（一次无言）。吴建民在演讲中说，罗援犯了时代性的错误。而当时在节目中，罗援反问吴建民，大使先生，小平同志在1978年、1984年指挥打了两次边境反击作战，依您的说法，是不是小平同志也犯了时代性的错误？吴建民再次无言以答（二次无言）。当时吴建民被问得恼羞成怒，竟然没有一点外交官的风度，站起来用手直指罗援，声嘶力竭地说；谁高举战争的旗帜，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罗援回答说：这句话你应该去与平均4年打一仗的美国人去说，而不应该与30年没有打过仗的中国军人说。吴建民又一次无言以答（三次无言）。吴建民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因此所有争端应该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罗援回答说，请记住小平同志在说“当代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之后，紧接的一句话是，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罗援反问：我们1988年在南海夺回来的6个岛礁，有哪个岛礁是纯粹通过谈判给谈回来的？现在已经被别人吞进肚子里的岛礁，如果你想纯粹通过谈判让人家给你吐出来，可能吗？我们必须争取和，准备打。两手都要准备。当时吴建民更是无言以对（四次无言），这就是回顾当年的电视节目真相。这个节目播出后引来了热烈的网评，纷纷指责吴建民有失外交官风度，斯文扫地，声嘶力竭咆哮电视台。还有网评:“罗援大战吴建民，太让人出气！罗援有儒将水平和风度”等。

难道外交策略真是就像吴建民所说的，“所有争端都只能以和平谈判来解决”吗？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外交部副部长，资深女外交家傅莹，到国防大学作报告时的讲话：“我要讲一个意思，就是你们军人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不要指望我们这些外交官能用嘴巴给你们拿回来。”我们老一辈的将军外交家们更是直言不讳，“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不可能得到。”回顾战例，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就是用武力打得让美国坐到谈判桌上的。因此说，外交和军事是一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都是维护国家利益不可分割的两只手。罗吴辩论后，许多外交部的老大使纷纷说，吴建民根本就不能代表外交部，他以权威自居，以给中央领导当过翻译自吹，其实凡是在外交部工作过的老同志都知道他“文革”中那段不值得炫耀的历史。一些外交学院的学生也跟帖，以有这样的院长而为耻。

罗吴辩论后，罗援认为这是认识理念问题，是纯学术上的辩论，当军科主办香山论坛时，征求罗援的意见，罗援还推荐请吴建民作主持人，曾有人问罗援，你怎么这么大度，不计前嫌，请吴建民出山？罗援回答，那是君子之辩嘛，何必耿耿于怀？但是吴建民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心胸狭隘，不惜余力地在讲话、讲课中指名道姓地攻击罗援。从“外交博弈”节目上，他与罗援的表现和直至目前的所为，都反映出他既没有涵养风度也没有胸怀人品。

他最爱摆出他做过领导人的翻译来说事，最爱以资深外交家的姿态凌驾在媒体公众面前，正如《环球时报》的胡锡进所回应他的：“吴大使代表了中国旧外交家的思维方式，只有他们懂外交，应当由他们完全主导外交，吴大使是外交圈子里典型的“鸽派”，但是他对国内媒体上的“民族主义”很“鹰”“其意为很硬、很恨。如果用吴大使针对中国军人狠劲儿的十分之一，哪怕是百分之一，来针对不断挑衅中国的外敌，恐怕他也不会遭到这么多的非议。我们只能理解吴大使在国外多年，已同化的没有了民族慨念。因此他说：“世界和平的愿望大于战争的愿望”，他大唱“和平经”。难道他看不见世界上发生的各处战争？他看不见战争造成的成千上万的难民?连现在每日新闻报道的叙利亚、土耳其的战争也能熟视无睹？自美国重点转移亚太以来，我国周边局势恶化，东海、南海、台海及朝鲜半岛风起云涌，美国与周边小国频频军演，不断地派飞机、航母、军舰，在我国领空、领海周边航行挑衅，这些他也能视而不见？他竟然说“美国这些行动不主要是针对中国”，迂腐至此、昏庸至此！愧对“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的称号，有辱“外交学院院长”的殊荣。这就是他的“鸵鸟式”的大局观，以此大局观授课育人，只能培养出缺钙的、只会爬行的、近视的软体动物。

因此，我们外交学院的莘莘学子们，千万别让吴建民这样的“泛和平主义”者所蛊惑，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多次演绎过“泛和平主义”误国殃民的悲剧。我们培养的是为祖国和民族的利益而服务的外交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才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就为外交部制定了一系列的外交政策，周总理处处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宗旨，灵活运用外交的软硬两手。在当年没有几个国家承认新中国的时候，争取到许多国家来与我们建交。他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推动了万隆会议胜利召开，团结了大多数新兴力量的国家，以后又用小球推动了大球，展开了我们的灵活外交。但是在国家民族利益的原则问题上，他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他与第一世界大国的对话都充满了机智和幽默，不亢不卑、斗智斗勇。周总理以他的聪敏机智的人格魅力和谦和友善的外交风度，为祖国为民族争得了荣誉，赢得各国领袖和人民的敬重。他去世时联合国都为他下半旗哀悼。吴建民等人与周恩来等老一代外交家的能力水平、道德情操相比，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与王毅、傅莹等新一代外交家相比，也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们的外交新秀们应该好好学习周总理的外交风范，批判“泛和平主义”和“和平麻痹思想”，不当“洋奴”和“买办”，抵制抛弃民族精神的思潮，争当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尽心尽责的优秀外交家。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有战争，（霸权主义者除外）我们不是好战分子，但是作为军人应尽的义务就是保家卫国。正如罗援所言，“军人不言战、不谋战、不敢战，留着军人干什么？”只要国家一天没有统一，只要国家的周边一天存在着不安全的因素，只要我们的政权一天存在着被外敌颠覆的危险，我们就要按照习主席的指示：“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时刻做好准备，一旦祖国需要就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正因为我们有强大国防，正因为我们有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大军队，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