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秋初的一天，我带着儿子宁宁到中南海去看望爸爸。到了家里，爸爸正在休息，我只好在外边等着，我逗孩子玩着。

　　“妈妈，小金鱼哭了。”宁宁看着院里的养鱼池对我说。“小金鱼不会哭。”我对他说。

　　“它听话吗?”宁宁说着伸出小手就要抓小金鱼。“小金鱼离开水会死的。宁宁听话，不动它。一会儿妈妈带宁宁去看姥爷。”我又对他说。

　　等我抱着孩子进到爸爸的卧室时，宁宁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他的哭声这么大，这么突然，把我搞得莫名其妙。我只顾抱着哄他、逗他，等我回头一看爸爸，我也吓了一大跳。难怪孩子吓得大哭呢!他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姥爷。

　　原来，爸爸刚刚从北戴河回来，身上盖着个雪白的单子，只把晒得黑黑的脸膛露在外边。是爸爸这种形象让孩子看了害怕了。

　　我认为此时哄孩子不哭的惟一方法就是给他点吃的。“爸爸，您这儿有点心吗?给宁宁点，逗逗他，他就不哭了。”我问爸爸。

　　“没有点心。只有糖。”爸爸说着，并不起身动手给孩子拿糖。我就只好自己给孩子拿两块糖。

　　“莫得如此惯着孩子。”爸爸说。“只拿一块，就一块。爸爸过去对我都不这样，对宁宁怎么这样?”我感到爸爸对宁宁似乎有点不近情理。

　　“小孩子，莫要惯他。”爸爸又说。

　　李敏回忆，毛泽东曾对身边的卫士说，比贡献不要比享受：“她们(李敏和李讷)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1965年，毛泽东又对李敏她们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

　　宁宁拿到糖后，那表情既高兴，又委屈地望着爸爸，小手使劲攥着那块得来不易的糖。等我们离开爸爸，走出中南海时，我无意中发现，宁宁手里还拿着那块糖，没舍得吃。

　　我抱起孩子，边走边想，是不是爸爸对孩子要求太过分了?又想，爸爸这样做，也许是对的。

　　我看看孩子，又看看他手里的糖。他当然不会想到这是伟人姥爷给的糖。他可能是从爸爸和我的谈话中、眼神中，感到这块糖能到手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才省着舍不得吃吧!这也只是我爱孩子，才这么想。

　　爸爸对子女要求严格，这是众人皆知的，除了一再告诫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外，还叮嘱、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绝对不能为我们任何人搞特殊。

　　爸爸还时时从工作人员中了解我们的思想表现，问问我们有没有违犯纪律的事，要他们实话实说，不许徇私情。

　　1956年，爸爸在散步时，这样问身边的卫士：“你的感觉是李敏好呢，还是李讷好呢?”卫士说：“都很好，两个孩子对我们都很尊重，她们没有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她们要求自己也很严格，有上进心。”爸爸听了，摇摇头说：“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卫士说：“主席，您还想叫孩子们怎么吃苦?她们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了。”爸爸说：“你说得不对，你讲吃苦的时候，思想不对头，因为你首先把她们看成是我的女儿，所以你就给她们规定了不同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她们吃苦不就是吃个大食堂吗?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庭的伙食好多了嘛，难道不是这样吗?人哪，生活还是向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没有出息。”

　　爸爸给我们几个孩子定了规矩：无论办任何事，都必须通过工作人员，同他们商量着办，不得号令工作人员为我们办私事，更不许我们盛气凌人地对待他们。否则，就要挨爸爸的批评。对他们要绝对尊重。

　　至今，那些当年在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仍同我们保持着亲似兄弟、密如朋友、好似同志的关系，因为我们同是在爸爸、在毛泽东主席身边长大，同受毛泽东思想的培养与教育。这凝成了我们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同志加兄弟的友情。

　　当年爸爸曾对我们讲过：你们要向工农学习，拜他们为师，和群众打成一片。离开群众，你们将寸步难行，你们将一事无成。

　　爸爸还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别看他们是我的子女，但是今后你们要比我的孩子强。”

　　尽管我们也遵照爸爸的教导深入农村，到过工厂，但总不如他们照爸爸的规定到农村三年、到工厂三年实践后的收获大。现在看来，爸爸的话是对的。我觉得他们的工作要比我们出色，他们的生活比我们更充实。他们真的比我们强。

　　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些人确实是缺少实际生活的锻炼。虽然爸爸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提出，要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也都遵照爸爸的指示到工厂、农村，也确实是脚踏实地地参加劳动，真心诚意地拜工农为师，向他们学习，努力改造自己。但我们的收获总是有限，远不如当年我大哥那样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晒黑了脸膛;也不如他在工厂那般一身油泥，锻炼了身体，磨练了意志，学会了技术，培养了好的思想。

　　爸爸还不失时机地利用一切机会，让我们去经受实际生活的锤炼，但我觉得，我们的收效比起他人来，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爸爸一向主张我们要独立生活，要过普通人的生活。虽说我离开中南海，离开爸爸家，离开爸爸，是实属无奈，爸爸从心里讲是舍不得让我走，哪位老人不想儿女绕膝呢?但爸爸对我们的爱，不光看眼前，他从长计议，要我们接触社会，接触群众。将来能自立于社会，就必须早早独立生活，靠在他的大树底下生活的日子是不能长久的。最后，尽管爸爸也心痛，心里也不愉快，还是忍痛同意我离开家，像普通人一样，开始过上独立的生活。

　　这样的“苦”日子不好过，可当我看看我的左邻右舍，我发现他们也都一样，一些跟我年龄相仿的，她们也并不是一开始什么家务活都会做，都能做，也是吃过“苦”头的。现在她们不是把家料理得挺好，生活安排得有序，饭菜做得也挺香吗!我向她们学习，总有一天我也会像她们一样，有条不紊地、顺顺当当地挑起家庭主妇的重担。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我相信，我能做到，我时时这样鼓励自己。

　　有一次回到中南海见到爸爸时，爸爸高兴地望着我笑。他上下打量着我，良久没有说话。“坐。坐。”爸爸对我说。

　　“您看什么呀?”我边坐边问爸爸。

　　“看看我的娇娃长大了没有?看看我的娇娃长本领了没有?”爸爸笑笑说。

　　“我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炒菜。”我也挺高兴地对爸爸说。

　　“好。好。靠我不行。靠自己的双手什么都能办到。”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爸爸说完又乐呵呵笑了起来。

　　我想，这可能是爸爸对我的独立生活的试卷评分吧!为此，我也感到满意，因为我没有辜负爸爸对我的教导与期望。

　　1965年，爸爸曾一再对我们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当初我是怎么想也悟不出这句话的深远含义。我想，生在干部家庭的子女，就称为干部子弟，无非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好一些;生活条件优越一些。吃的、穿的、住的都无须要自己发愁，因为他们的父母有薪水，他们靠父母的工资养活。工人、农民子弟，相对来讲，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差点，与我们相比，可以称为“苦”点，可是我们怎么就称为“一大灾难”呢?

　　当我独立生活之后，我渐渐明白了这句话的道理：在爸爸的身边时，虽然我们都被爸爸“赶”到大食堂吃饭去了，但仍然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而工农子弟却朝夕生活在劳动群众中，劳动者的优秀品德，他们是耳濡目染，他们早早就跟在父母的身前身后，参加了力所能及的劳动，他们早早就懂得了生活，并且学会珍惜生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是这个理儿。

　　平凡生活的锻炼，使他们懂得劳动的伟大与光荣，培养了他们勤劳、朴实、忠厚、诚实的优良品德。而我们所缺的，恰恰就是实践。这是最重要的一课。这又正是爸爸再三再四强调要我们到实际生活中去锻炼、去学习的根由。

　　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地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地自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却哇啦哇啦地乱发议论。

　　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会给我们党、我们党的干部造成不良影响，会影响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会使我们党的干部与群众离心离德，会使我们党的事业受到损害。这难道不是“一大灾难”是什么?!

　　我粗浅地悟出了爸爸这句话的道理所在，我也真正明白了爸爸为什么一贯如此地严格要求我们，严加管教我们，再三再四强调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小而言之，为我们，大而言之，为国家。

　　爸爸的教诲使我至今难忘，爸爸的教育使我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