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8日，香港去年今日。

　　长达79天的“占领中环”运动从此展开，香港政治也朝着逐渐脱轨的吊诡方向发展：从前只敢藏匿在城市犄角旮旯的极端派，在这一夜开始，绑架了这场运动，也改变了香港的政治生态。 冲击政府建筑演变为街头冲突，与警察对峙变为挑衅警察，鸠呜(普通话购物之粤语谐音，用于讽刺内地客购物)行动阻碍商铺营业、阻塞街头，激烈反水客演变为港独驱赶内地客，一系列荒唐的事件在所谓“民主”旗帜下变得“理直气壮”，无法无天的行为变为他们口中的“反抗强权”。

　　谁布下的暴力阴霾?

　　从第一天开始，声称和平的这场运动就被覆盖在暴力冲突的阴霾之下。所谓“占中”，就是占中派计划在中环的主要街头静坐，瘫痪金融区的运作，从而逼使特区政府低头。但在28日的凌晨， 就有一群势力、包括学民思潮黄之峰在内，煽动民众，包围政府总部，企图攻进政总外公民广场，效仿台湾学运。

　　在警方的抵御及反制下，这些隐匿的极端势力却能立马成功骑劫一大部份占中派民众，号召占领旺角、铜锣湾及尖沙咀等地，开拓势力范围，最后以旺角尾主要基地，与金钟总指挥部对垒，争夺运动的领导权。这时开始，所谓和平占中，成为了口头说说的“镜花水月”。

　　在旺角，他们开始了扮演“街头斗士”的游戏，一连几晚，新闻的焦点都落在旺角几次示威者冲突上。几百人在狭窄旺角街头临近暴力爆发边缘的对峙，有人对警察抛掷水瓶甚至大型物件，有人甚至包围旺角警署，高喊要警察释放被逮捕的暴力示威者，一度让警署拉闸应对。当时，警察对旺角的混乱几乎没有威慑力，金毛纹身的疑似本地小混混的青年，公然给街道中央临时立起的关公庙上香，还有人在街道上旁若无人打起了麻将。警察若要执法，就成为了“警犬”和“恶警”。

　　而这些极端派尝到了占中混乱的甜头，从反对和平占中的立场，变为骑劫整场运动。

　　越激进越能上头条?

　　有评论分析，从运动开始，即出现越激进就越有权力的现象。学联与学民思潮(简称“双学”)比占中三子激进，不惧冲击警察，就赢得更多的媒体曝光率和“街头权力”，但很快双学又被更激进的势力来挑战，一些组织提出更极端的主张和推动更激进的行动，从中环到旺角，强调要拆除金钟占中现场的指挥台，打出“拆除大台”的口号。

　　在79日违法占领行动结束后，法理情及民意都不支持、一众发施号令的领袖人物瞬间“神隐”的情况下，本以为鲁莽冲动者会恢复理智，和香港一起重新休整上路，谁知阴魂不散的“鸠呜”、“光复”行动，让陆港关系将至冰点，颠覆香港文明法治形象。以暴力、胁迫方式来宣泄“文明”、“主权”的种种反智行为，令人费解。

　　这些高举港独标志的政治团体，它们背后有一套极端的论述，这场运动不仅要颠覆香港的建制派，也要颠覆香港的反对派，颠覆原来由泛民主派(泛民)所主导的占中运动。他们在旺角的占领区内，凝聚了更多的底层力量。他们街头的演说都是喜欢夹杂着粗口，让讲者和一些听众都有莫名的亢奋。

　　没经历殖民时期的年轻人到底想什么?

　　这些人，其中包括不少在1997年之后才出生的青少年，从来没有在英国殖民时期生活过，竟然在街头高举了英殖时期的龙狮旗，莫名展现了“恋殖”的特色。他们讥笑民族主义情怀为“大中华胶”。他们鼓吹大香港主义，就如同近年台湾的台独思潮所强调的“台湾优先”、“台湾第一”，香港极端派强调“香港优先”、“香港第一”。

　　这也许与香港年轻人的生活困境有关系。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平均月薪一万多港元，大部分都面对低薪、前景不明的人生，他们在极端派主张的号召下，突然发现自己可以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香港、自我的困局──这都是中国惹的祸;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是他们不懂得为自己的人生承担责任。

　　心理学家曾分析过，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是一种道德问题，而是一种心理问题。这个事情做不好是谁的原因，制度的原因，环境的原因，社会的原因，父母的原因，同事的原因等等。他形成一种习惯性的反应，任何事情一来，他有无数个理由。当然很多人都有这种心理问题，但在香港这个时代，成为了一个群体伴随着鲁莽暴力行为的显性问题，却没有人敢指出来。那些内地人众所周知的暴力反内地客，驱蝗行动，“鸠呜”行动等等妖魔化大陆人行为，就连香港本地人都极为反感，但市民若有勇气指出来，又被骂成“走狗”。

　　疯狂拒“内”=坚决自毁?

　　月前香港旺角一场世界杯足球赛外围赛中，开场时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现场一些年轻的香港观众竟然大声的发出嘘声喝倒采。在这样的场合，让他们找到发泄的出口。国际足协警告此举严重影响比赛，竟有港人摆出受害者的姿态，称这是足协在施压，他们不怕。

　　激进的路线，也在大学校园内的学生组织内发酵。在占中结束不到半年内，占中大出风头的学联组织亦被更激进的路线挑战，八所大学的学生会员，有四所大学宣布“退联”。

　　其中“退联”成功的香港大学，其校委会在讨论副校长的任命时，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引进一些校外的极端派的力量，暴力包围那些德高望重的教授和专业人士，用粗口作为“口号”，港大医学院的著名外科教授卢宠茂被挤倒在地上，这位做过重大医学贡献的专业教授却被辱骂尾是假摔;同时在停车场内，示威人士阻挡另一位校委刘麦嘉轩离开，并要求这位专业会计师跪下来。

　　看似对大陆叫嚣，对政府叫板，出了自己无法出头的一口恶气，但最终付出代价的却是香港所有人的福祉。极端派将公权力与法治“妖魔化”，慢慢地向社会上扩散，增加了香港政府管治成本，让政策的推动，处处受到不必要的制约。香港民间理性的力量，是否可以化解极端派的祸害?又需要多长的时间?香港还等得起吗?被祸害的普通市民，又有谁来负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