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挂帅点将，选出最有能力的战士带队组队，全队心一致；第二阶段，分组操练，不断进行战场地形模拟训练，加强战斗技能；第三阶段，签订“生死合同”，做好功劳分配、责任分配。比如火力组跟梯子组签，合同上写着：冲击发起后，你只要用机枪压制1号碉堡，让它5分钟内打不出子弹，我就有义务给你请功。你活着就是大功一件，你死了就是烈士。如果是烈士，地方政府一次性拨付6000斤高粱米，按照当时的消费水平算，足够这个家庭吃10年。老人可以送终，孩子可以养大。这就激励了所有的战士奋勇争先。

在战斗中，第一个牺牲的往往是机枪手，以往最缺的也是机枪手。现在有了‘合同立功’，所有人都想当机枪手。

合同是一环扣一环的。梯子组跟爆破组签，爆破组跟突击组签，突击组跟红旗手签，红旗手跟连长签，形成了一个递进的链条。所有战士的诉求，都是链条中的一环，互相之间有监督作用，谁都不可能在里面打马虎眼。

‘合同立功’法被运用在第四次攻打四平战斗中。有个队长是‘二进宫’的解放战士，当时他身处的那座碉堡只能容下4个人，他嫌碉堡观察孔太小看不清，就自己跑到外边去看。连长说，你不要命了？他说，我担负了一个突击队的责任，如果我看不清楚，那所有的战士都完成不了任务，所以我必须看清楚。

‘合同立功’法被七纵政治部报到东野总部，总部迅速批准推广到所有纵队，使得部队战斗力大增。”

这是杨南征《“合同立功”解决航天难题》文中的一段，讲述的是他父亲耿青（原名杨朝汉）1947年四平战役期间发明的“合同立功”法。

是不是有点眼熟？是的，影片《董存瑞》中就有类似的应用场景。

解放后，耿青调任为研制“两弹一星”而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耿青到任后，发现五院是一个空壳，没有科研制度，他就决定沿用“合同立功”的制度。

首先，整个研发队伍必须形成一条指挥线。只有一个系统总设计师不够，下面要有子系统设计师，往下依次要有部件设计师、器件设计师、零件设计师，最底层是元件设计师。各级还要有负总责的技术指导员，下级技术指导员对上级技术指导员负责，形成6级技术指挥线。从研究小组长开始，就要签责任书。比如，如果你认为平头螺丝比圆头螺丝好，那就签字。如果火箭因为使用你签字批准的螺丝而掉下来了，你要负法律责任。从此，没有人敢胡说八道，不进行可靠的实验，谁也不敢签字。

元件设计师签了字，元件可以装到零件上。零件设计师签了字，零件可以装到器件上。器件设计师签了字，器件可以装到部件上。部件设计师签了字，部件可以装到子系统上。子系统设计师签了字，子系统可以装到总系统上。

从此，科研有了秩序，火箭研发工作建立了最严密的质量管理系统。这就是“合同立功”的思想，各环节利益的嵌套和互相的咬合，捆绑在整体系统上，这个就叫系统工程。

为落实这一套技术指挥线制度，耿青创立了科技部的第一个机构------作战研究处，由8人组成。他亲自在全军挑选处长和成员，工作内容是到总参谋部受领任务-----这个导弹是打到哪里，你要告诉我，需要什么型号的导弹，就是需求调整。第二个处是科技情报处。型号定了，那么，这个技术从哪儿来？这个处的任务，就是到全球去找苏联和美国的技术资料。第三个处是组织计划处。有了技术，那么，研发要花多少钱？要定出发展规划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经费计划让国务院批钱。第四个处是科学研究处。有了钱以后，人从哪儿来？你要在全国找到专家-------材料学专家、控制学专家、无线电专家、燃料学专家、空气动力学专家、机械专家等。第五个处是标准化处。设计的型号要形成标准。第六个处是档案室。图纸必须形成档案，不能狗熊掰棒子。设计完了以后，就要资料归档，将来可以复现。第七个处是器材处。加工设备从哪儿来，要创造一套生产流水线。第八个处是调度中心，负责买车票、接送站、安排住宿等。

从此，科技部有了一套工作程序，中国航天走上了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研发轨道。这8个处组成的科技部，用当年五院政委刘有光的话说，“是天下第一部”，星星围绕你们转。拥有400人的科技部的8个处，就是如今航天科工、航天科技两大集团的基本架构。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同样，过去我们以为东野四平之战表现的只是英勇，现在看来，人民解放军的每一场胜利，背后何尝离得开缜密的设计。“合同立功”法让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成为威武之师、胜利之师，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背后有着强大的智慧之师、文明之师的有力支撑。而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的智慧。

联系当下地方工作实际，如果各级党委政府能依照“合同立功”法的思维和方法行事，决策和执行的效率会不会更高更好？

（作者：陶余来，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