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强人如何塑造城市》中介绍了杨森主政贵州期间的许多趣事。

1945年1月，有着川军领袖、抗日英雄、袍哥大爷等传奇经历的杨森出任贵州省主席（九个月后又兼任贵阳市长）。与生俱来的不羁天性、崇尚忠义和武力的袍哥经历以及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涯，养就了杨森乐于干预大众生活的“地方政治强人”特质。

上任伊始，杨森即不惜挪用资金、征收罚款、强行摊派，筹款三亿元，扩建贵阳市立体育场。1945年2月，工程正式动工，短短五个月就基本完竣。可见，转任行政长官后的杨森仍秉持着军队中那套使命必达、速战速决的准则。

杨森不仅青睐改造城市的物理空间，以新式“基建”标榜自己打造“新都市”方面的进步理念，还在培养“新市民”方面同样下功夫，致力于为普通市民注入精神与活力。他认为大众的精神面貌与身体素质须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训练加以改善和提升，而政府有责任主导这一行动。

1945年3月，杨森发布了一则让社会各界为之哗然的命令：他要求贵阳全体市民两星期内统一更换短衣，如果在限期结束后还有人穿着传统长袍，政府将组织“剪衣队”沿街裁剪。杨森认为，穿着长袍者多是不健康或不劳动的老年人，而精神抖擞、身强力壮的劳动阶层都爱穿短衣，身穿短衣活动起来更方便，有助于人们专心工作和投身体育锻炼。

激进的短衣运动不出意外地遭到了知识精英的口诛笔伐，贵州大学教授谢六逸撰文抨击道：人的精神是否萎靡、体格是否健全与穿着何种服装无关，且国民政府曾明文规定蓝袍黑褂为正式服饰。本来，中国男性的传统长衫因有女性化之嫌，一直饱受民国知识精英的诟病，但杨森革命式的短衣运动让即便赞同服饰改良的新派人士也难以接受。谢文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声援文章陆续见报，短衣运动被迫搁置。

然而，1946年4月，短衣运动沉寂一年后竟又重新启动。尽管成立“剪衣队”等激进措施被取缔，但短衣运动还是令精英群体极为愤慨。生活在贵阳郊区、习惯着长衫的大学教授们不敢进城；一些德高望重的耆绅，则采取在正式场合统一穿着蓝袍黑褂的行动向杨森示威。

短衣运动之外，杨森还先后力推“早起运动”“复兴操运动”，然而最终都无奈地流于形式，反倒是其激起的民众满腹怨念，让这些名为改良实为扰民的运动，最终掏空了杨森本就脆弱的民意基础。1948年4月，南京当局迫于舆情，命谷正伦接替杨森出任贵州省主席，杨则调任重庆市长。

杨森离黔不满一月，贵阳各区市民代表与市参议院便纷纷请求新一届市政府废除晨操（晨操兴起之后，早起运动已逐渐淡出），以免耗费人力和时间。与此同时，短衣运动也不了了之，男人们，尤其是知识精英们恢复了长衫自由。

杨森的短衣运动自然让人联想起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赵武灵王何以能成功推行“胡服骑射”呢？

首先，赵武灵王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胡服骑射是为了增强国力、强大军队而实行的一个效仿胡人的政策。杨森的短衣运动，理论上虽然有助于人们专心工作和投身体育锻炼，但其面临的形势毕竟远没严峻到赵国不效仿胡人便关乎国家生死存亡那样的地步。杨森追求一种极端的“政绩”，且致力于将“政绩”“可视化”，其不惜人财物力弄的这些“运动”，很大程度上属于个人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正而兴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尤其是在其主政贵州后期，又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放着严重的民生问题不予关切而去做那些不能让百姓立马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事，想不被骂为劳民伤财也难。

其二是法治层面的问题。赵武灵王代表国家行事，杨森只是地方官员，国民政府曾明文规定蓝袍黑褂为正式服饰，即便杨森有心通过地方立法推进短衣运动，其“下位法”也是无法撼动与其规定冲突的“上位法”的----更何况，杨森这样的地方政治强人也不屑于立法行事。而事实证明，如果不能依法行事，无论地方政治强人如何强势专横、崇尚独裁，一旦权力离场，其非常之举也必然将因缺乏制度根基而停摆。

其三是在做事的策略和方法上。赵武灵王耐心说服，不强制推行：面对全国上下对胡服骑射的抵触情绪，赵武灵王没有采取强硬手段，而是选择了耐心说服的方式。他深入解释改革的必要性和益处，最终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赵武灵王以朝中重臣、自己的叔叔作为突破口：赵武灵王首先针对朝中重臣，特别是以他的叔叔赵成为突破口。通过亲自上门做说服工作，成功地说服了这位顽固的老臣，从而带动了其他官员和将领的转变。赵武灵王亲自登门做说服工作：赵武灵王不仅制定了改革方案，还亲力亲为，上门说服反对者。这种亲民的做法增强了改革的说服力和执行力。

充分考虑国家利益于前，采取正确的策略和方法于后，最终得到了赵国广大民众的支持，这正是“胡服骑射”的成功密码。

相形之下，个人强权助推的“革新”或许能短期奏效，但难以长久维系。因为当变革的压力超越了社会承载能力，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反噬。这就如《伊索寓言》讲述的故事：北风与太阳因争论谁的能量更大而互不相让，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他们决定进行一场比试：谁能使得路上的行人脱下衣服，谁便是胜者。北风猛烈地刮起，企图以强大的力量迫使行人就范，然而，行人非但没有脱下衣服，反而将衣物裹得更紧；太阳没有采取强硬的态度，而是用温暖的阳光照耀大地，渐渐地，行人感受到了温暖，自愿脱下了厚重的衣物……

（作者：陶余来，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