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文本（595-645年），字景仁，邓州棘阳县（今河南省新野县）人，唐太宗朝宰相、文学家。历任秘书郎、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宰相等职。岑文本少年成名，“文倾江海，忠贯雪霜”，为官清正忠直，慎权节欲，荣升宰相，不喜反忧，以“忧惧宰相”名垂青史。

一、少年成名，勇闯官府为父昭雪

岑文本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成长于战乱频仍“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其远祖岑彭为东汉廷尉、征南大将军，祖父岑善方为南朝西梁宣帝萧詧朝吏部尚书，父亲岑之象为隋末邯郸县令、虞部侍郎。“文本性沈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1]

岑文本少年成名。成名的缘由不只是他聪敏睿智，年纪轻轻便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写得一手好文章，还因为他智勇兼备，14岁时便只身闯官府，为父亲洗雪冤狱。

隋末，时任邯郸县令的父亲遭人诬陷，身陷囹圄。岑文本无所畏惧，只身前往司隶府为父亲鸣冤，大堂之上，面对冷颜怒目望之森森的满堂官吏，岑文本从容不迫，侃然正色，辞情激昂恳切，并且“召对明辩，众颇异之”。

主办本案的官员见岑文本小小年纪，如此不同凡响，便想试试他的才气，令其当堂作《莲花赋》。岑文本握管在手，轻凝双眉，“下笔立成，属意甚佳，合台莫不叹赏。其父冤雪，由是知名。”[2] 

虽然这篇《莲花赋》早已化作历史的烟尘，我们已无从观赏其扬葩振藻，从当时满堂官吏的“莫不叹赏”，并且立即为其父平反昭雪，不难想象这篇文章的精美绝伦及其产生的征服人心的效应。

二、黑云压城，劝唐将止杀弃掳掠

隋炀帝大业十四年（618年），萧铣在荆州称帝，依照梁朝旧例，设置百官，聘任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主掌机密事务。其时，萧铣的势力范围东至九江，西至三峡，南至交趾，北至汉水，地域广袤，沃野千里，拥兵40万，雄踞南方。

萧铣是梁武帝萧衍的六世孙，如今割据一方，面南称帝，许多前朝旧将云集其门下，本可有一番作为。然而，这萧铣却是一个鼠肚鸡肠的斗筲之徒，他表面上宽厚仁爱，内心却气量狭小，自负任气，疑忌心极重，没过多久，身边大臣将领都大失所望，怀疑惧怕，人人自危，叛离事件不断发生。萧铣不能禁制，使得这个本来就先天不足的割据政权日渐走向衰弱。

岑文本明知萧铣绝非帝王之才，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竭诚尽臣子的本分，屡屡不避生死，直言切谏，无奈收效甚微。

武德四年（621年）九月，唐高祖李渊任命夔州总管、赵郡王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统率麾下水陆12支劲旅自巴蜀顺流而下，击破荆门、宜都，与黔州刺史田世康合兵，将江陵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为避免城中百姓生灵涂炭，萧铣在岑文本等大臣的劝谏下开城投降。

唐军来势凶猛，兵锋正盛，将士耀武扬威，磨刀霍霍，急欲涌进城去大肆抢掠。“黑云压城城欲摧”，江陵百姓笼罩在极度惊悸和恐惧之中！岑文本紧急求见李孝恭，劝谏他说：“自隋室无道，群雄鼎沸，四海延颈以望真主。今萧氏君臣、江陵父老，决计归降者，实望去危就安耳。王必欲纵兵虏掠，诚非鄙州来苏之意，亦恐江、岭以南，向化之心沮矣。”[3]

李孝恭闻言如梦初醒，额手称庆，立即传令三军，严禁杀戮无辜，抢掠百姓，违者格杀勿论。于是唐军秋毫无犯，江陵城百姓躲过了一场浩劫。南方各州县闻讯，皆望风归顺。

岑文本归唐后被任命为荆州别驾，后又任行台考功郎中。

贞观元年（627年），岑文本调任秘书郎，同时在中书省兼职。有一年春耕时节，太宗举行藉田礼，亲自耕田，以示重农，岑文本献上《藉田颂》。新年之际，太宗在宫中大宴群臣，岑文本又献上《三元颂》。两篇文章都辞藻甚美，文采飞扬，使得岑文本才名大震。

尚书右仆射李靖十分欣赏岑文本的才华，将他推荐给太宗，不久，岑文本被擢升为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为天子亲密近臣，掌管诏旨制敕、朝政机要，负责执掌诏诰、决策制命、决断政务，此职历来多为颇负盛名的文士担任，故有“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之称。

选择岑文本任中书舍人可谓用得其人。据《旧唐书·岑文本列传》，有一次，诸多政事挤到了一块儿，需要同时起草多个诏令，岑文本成竹在胸，有条不紊，叫来六七个属吏，命他们各自备好纸笔，他依次分别予以口授，娓娓道来，出口成章，一气呵成，诏令草成复核，不易一字。

中书侍郎颜师古以名儒享誉当世，因事将被免职，宰相温彦博向太宗为他求情说：“颜师古熟悉时事，文名盖世，擅长草拟文诰，无人能及，诚望继续留用。”太宗回答说：“朕自举一人，绝不比他逊色，你大可不必为此事担忧。”于是，任命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门掌管机要事务，封江陵县子。

太宗嫡长子李承乾与四子李泰相继被废黜太子之位后，晋王李治于贞观十七年（643年）被立为太子，东宫地位趋稳，不少名士都兼领东宫官职。太子一般是未来的皇帝，如果能在东宫兼职，不仅有利于自己将来的仕途发展，而且也能为子孙积累资本和人脉，朝臣们都十分期待但大都求之不得，只有少数宠臣能够如愿。

太宗对岑文本非常宠信，主动提出请岑文本在东宫兼职，没想到岑文本竟婉言谢绝。他直言不讳地上奏太宗说：“臣以庸才，久逾涯分，守此一职，犹惧满盈，岂宜更忝春坊，以速时谤。臣请一心以事陛下，不愿更希东宫恩泽。”[4]

如此美差，别人抢都抢不到手，岑文本却弃之如敝屣，太宗大感意外。看着岑文本那个诚惶诚恐的样子，太宗也只好作罢，但依然要他每隔五日去东宫一次。每次觐见，太子李治都以宾友之礼待他。

贞观十八年（644年），岑文本被擢升为中书令，位列宰相。

荣任宰相，位极人臣，亘古以来都是仕途中人的毕生梦想，是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然而，岑文本却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终日愁眉紧锁，郁郁不乐。母亲见他陷入忧心忡忡的阴霾之中不能自拔，甚是心痛，问他个中原委，他回答说：“非勋非旧，滥荷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5] ——我既不是开国元勋，又不是先王旧臣，受此超级荣宠，如此位高权重，责任重大，儿子心里实在忧惧。

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登门祝贺，岑文本的回答更加惊世骇俗：“有什么好祝贺的！我只接受吊唁，不接受祝贺！”当有人劝他趁这几年官位显要多置些产业时，岑文本揶揄道：“我本南方一布衣，徒步入关，当初的最高期望，不过是做个秘书郎或县令而已。说实话，我并没有立过什么汗马功劳，仅仅因为擅长文墨而位至中书令，已是登峰造极。如今享受高官俸禄，时常惶惧不已，何必还去置办什么产业？”

岑文本虽少年得志，23岁便被萧铣聘为中书侍郎，主掌机密事务。入唐后仕途顺遂，一路做到中书令，位极人臣，但却始终保持着书生本色，保持着恭谨孝悌、俭约朴素的一贯生活作风。他贵为宰相，自奉俭约，居室低矮潮湿简陋，室内连褥垫、帐幔之类的装饰都没有。太宗称赞他“弘厚忠谨，吾亲之信之”。[6]

他特别孝敬老母，抚育弟侄竭诚尽责，以恭谨孝悌闻名遐迩。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笃爱至诚，平生的故人，即使是漂泊贫贱之辈，也一定以礼平等相待。

岑文本在中书令任上，弟弟岑文昭时任秘书郎，家中的一应事务都交给弟弟打理。岑文昭完全没有哥哥的风范，每每与那些轻薄之徒厮混在一起，整出一些出丑冒泡儿的事来。有人把这事儿报告给太宗。太宗召来岑文本，对他说：“令弟过多交结，恐累卿名，朕将出之为外官，如何？”岑文本赶忙上奏说：“臣弟幼年丧父，甚得老母钟爱惦念，不忍让他连宿两夜离开自己。若今外放，母必忧愁憔悴，倘若眼前看不见这个弟弟，恐不久也将没有老母了。”

岑文本边说边垂泪啜泣。

太宗见状，连忙安慰他，为他的孝心所感动，没有把岑文昭调出京都，只传命将他召来严加诫约，岑文昭也至此迷途知返。

岑文本身居要职，政务繁忙，日理万机，依然手不释卷，“博考经史，多所贯综”。《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文集60卷，可惜已散佚。《全唐文》录存其文20篇，《全唐诗》录存其诗4首。贞观二年（628年），太宗降诏，命岑文本与令狐德芬撰写《周史》，于贞观十年（637年）撰成，《旧唐书·岑文本列传》称“其史论多出于文本”。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太宗亲征辽东，命岑文本随行，并且将此役所有的谋划、筹措军中辎重等重大事务都委托岑文本办理。“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顿竭，言辞举措，颇异平常。太宗见而忧之，谓左右曰：‘文本今与我同行，恐不与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太宗亲自临视，抚之流涕。”[7] 不久病逝，享年51岁。追赠侍中、广州都督，谥号为宪，陪葬昭陵。

古人云：“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一般人升官则欣喜，更有一些人升官则忘乎所以，则骄横狂傲，则“迷一官而小天下”。岑文本面对升官，非但不喜，反以为忧，甚至荣升位极人臣的宰相，依旧心如止水，“只接受吊唁，不接受祝贺”，宦海一生，清正廉明，生荣死哀，享誉千古。能不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能不能出以公心正确地掌权用权，是为官从政者绕不开的永恒课题，在1300多年后的今天，岑文本这种心存敬畏、慎权遏欲的崇高境界，依然是我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作者系文史学者、原解放军西安通信学院政教主任、教授，全军优秀教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载“天津日报”）